第6章 “新學僞經”和“托古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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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猖獗了四百年，倒頭來反被古文家占了上風。
一言以蔽之，這就是“學術”和“政治”的關系了。
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時的；搞學術的成就則是永恒的。
東漢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學術和政治分了家。
搞“意蒂牢結”的都隻是一些不學有術之士。
古文經學既被趕出了政治田，和利祿絕了緣，三百餘年的演變，終于使它變成一項“純學術”的研究。
白頭窮經的老學究們，一個接一個“窮”下去，乃開創了我國古典學術裡的注疏箋證、訓诂考據的主流學問來。
是則是之，非則非之；“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
”這種“科學實驗室的态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國學大師章太炎，和“中西之學俱粹”的胡适之，後來都網羅到“古文家”的隊伍裡去。
而清初的“樸學家”，幹嘉的“漢學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傳了。
他們自己實事求是，一絲不苟。
酸則有之，馬虎則絕不許也。
他們自己如此，從而認定他們的開山老師，那位删詩書、定禮樂的聖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們“古文家”的學派裡，孔子就被尊奉為純學者的“先師”了。
今文家就不是這樣了。
他們是搞“黨的領導”、“一言堂”、“罷黜百家”起家的。
凡事要“政治挂帥”、“學術是要為政治服務的”。
然則搞政治又所為何來呢？曰：搞政治是維持“黨的領導”、“以黨治國”、“為人民服務”，“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去擁護革命、參加革命和完成革命。
完成革命之程序有三大階段，國父曰：“軍政”、“訓政”、“憲政”是也。
其實所有主張搞集權政治的語言，都是大同小異的。
今文家搞治國、平天下（那時的“天下”就是中國本部）也有三大階段，曰：“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也。
所以在他們看來，做學問、寫曆史，都不應該是“為學問而學問”。
它們應該是“有所為而為之”。
因此什麼“訓诂辭章、考據注疏”，什麼“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都是些“數百年無用之學”（康有為語）。
毛主席不也說過嗎，“這是個原則的問題”；“這是個‘為誰服務的問題！’”（見《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所以治經書、讓曆史、搞文藝重在明了“義理”。
義理既明，寫曆史就應該“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
至于曆史事實，縱寫它個“七真三假”（四人幫的教條），又何傷哉？孔子不也說過：“大人者言下必信，惟義所在”嗎？ 今文家們本身既有此意念，他們心目中的祖師爺孔子，也就是這樣的救世濟民、學以緻用的政治家，而下是搞“純學術”的“先師”了。
在今文家的認知中，孔子不隻是“删”詩書、“定”五經的大編輯。
他老人家是六經的作者。
“六經”（《易》、《書》、《詩》、《禮》、《樂》、《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選集”和“建國方略”、“建國大綱”。
孔子是要根據這套藍圖去變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綱解紐”了的東周衰世。
但是他的孫子不是說他的爺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見《中庸》）？他自己不也說：“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見《論語?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後“因襲”的嗎？“和平演變”的嘛！什麼鳥變法改制呢？今文大師說：孔子布衣也。
布衣欲改王制，談何容易。
所以他怕他同時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僞“托”“古”聖先王，來“改”變“制”度啊！夫子是“聖之時者也”。
我們怎能以“僞托”小節，來拘泥局限偉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認為孔子不是搞“無用之學”的迂夫子和“先師”什麼的。
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國救民，終日栖栖遑遑搞行動的政治家。
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他的大弟子子夏所說的，他是一位“素王”！“無冕之王”（新聞記者）！ 6.4 “我們安徽”的“幹嘉之學” 可是這種隻注重哲學的“義理”，而藐視史學“真僞”的“今文學”，兩漢以後就失勢了，因為它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
隋唐之際，以詩文為時尚，經學浸衰。
今文學就尤其顯得灰溜溜的了。
可是今文學本身的學術性，還是有其客觀的價值。
宋明之際它那重義理、薄史實的精神内涵。
又被宋儒承襲了。
隻是兩宋的“道學”是受印度思想的影響所形成的。
“由佛返儒”的“道學先生”們，特别推崇《大學》、《中庸》（《禮記》中的兩個短篇），注重在個體的“修身養性”和“明心見性”。
對“今文家”的“尊素王、張三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
他們對孔子的看法，還是比較接近“古文家”、“至聖先師”的主張呢！明代的王（陽明）學雖繼陸（九淵）而非宋（熹），然在中國哲學大宗派上說，程朱、陸王基本上是屬于“理學”這個大範疇的。
時代發展至清初，由于異族入主，文綱孳嚴，清初諸儒，再也不敢亂碰什麼華夷之别、君臣之分的義理上的大道理。
加以
一言以蔽之，這就是“學術”和“政治”的關系了。
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時的；搞學術的成就則是永恒的。
東漢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學術和政治分了家。
搞“意蒂牢結”的都隻是一些不學有術之士。
古文經學既被趕出了政治田，和利祿絕了緣，三百餘年的演變，終于使它變成一項“純學術”的研究。
白頭窮經的老學究們，一個接一個“窮”下去，乃開創了我國古典學術裡的注疏箋證、訓诂考據的主流學問來。
是則是之，非則非之；“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
”這種“科學實驗室的态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國學大師章太炎，和“中西之學俱粹”的胡适之，後來都網羅到“古文家”的隊伍裡去。
而清初的“樸學家”，幹嘉的“漢學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傳了。
他們自己實事求是，一絲不苟。
酸則有之，馬虎則絕不許也。
他們自己如此，從而認定他們的開山老師，那位删詩書、定禮樂的聖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們“古文家”的學派裡，孔子就被尊奉為純學者的“先師”了。
今文家就不是這樣了。
他們是搞“黨的領導”、“一言堂”、“罷黜百家”起家的。
凡事要“政治挂帥”、“學術是要為政治服務的”。
然則搞政治又所為何來呢？曰：搞政治是維持“黨的領導”、“以黨治國”、“為人民服務”，“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去擁護革命、參加革命和完成革命。
完成革命之程序有三大階段，國父曰：“軍政”、“訓政”、“憲政”是也。
其實所有主張搞集權政治的語言，都是大同小異的。
今文家搞治國、平天下（那時的“天下”就是中國本部）也有三大階段，曰：“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也。
所以在他們看來，做學問、寫曆史，都不應該是“為學問而學問”。
它們應該是“有所為而為之”。
因此什麼“訓诂辭章、考據注疏”，什麼“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都是些“數百年無用之學”（康有為語）。
毛主席不也說過嗎，“這是個原則的問題”；“這是個‘為誰服務的問題！’”（見《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所以治經書、讓曆史、搞文藝重在明了“義理”。
義理既明，寫曆史就應該“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
至于曆史事實，縱寫它個“七真三假”（四人幫的教條），又何傷哉？孔子不也說過：“大人者言下必信，惟義所在”嗎？ 今文家們本身既有此意念，他們心目中的祖師爺孔子，也就是這樣的救世濟民、學以緻用的政治家，而下是搞“純學術”的“先師”了。
在今文家的認知中，孔子不隻是“删”詩書、“定”五經的大編輯。
他老人家是六經的作者。
“六經”（《易》、《書》、《詩》、《禮》、《樂》、《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選集”和“建國方略”、“建國大綱”。
孔子是要根據這套藍圖去變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綱解紐”了的東周衰世。
但是他的孫子不是說他的爺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見《中庸》）？他自己不也說：“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見《論語?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後“因襲”的嗎？“和平演變”的嘛！什麼鳥變法改制呢？今文大師說：孔子布衣也。
布衣欲改王制，談何容易。
所以他怕他同時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僞“托”“古”聖先王，來“改”變“制”度啊！夫子是“聖之時者也”。
我們怎能以“僞托”小節，來拘泥局限偉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認為孔子不是搞“無用之學”的迂夫子和“先師”什麼的。
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國救民，終日栖栖遑遑搞行動的政治家。
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他的大弟子子夏所說的，他是一位“素王”！“無冕之王”（新聞記者）！ 6.4 “我們安徽”的“幹嘉之學” 可是這種隻注重哲學的“義理”，而藐視史學“真僞”的“今文學”，兩漢以後就失勢了，因為它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
隋唐之際，以詩文為時尚，經學浸衰。
今文學就尤其顯得灰溜溜的了。
可是今文學本身的學術性，還是有其客觀的價值。
宋明之際它那重義理、薄史實的精神内涵。
又被宋儒承襲了。
隻是兩宋的“道學”是受印度思想的影響所形成的。
“由佛返儒”的“道學先生”們，特别推崇《大學》、《中庸》（《禮記》中的兩個短篇），注重在個體的“修身養性”和“明心見性”。
對“今文家”的“尊素王、張三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
他們對孔子的看法，還是比較接近“古文家”、“至聖先師”的主張呢！明代的王（陽明）學雖繼陸（九淵）而非宋（熹），然在中國哲學大宗派上說，程朱、陸王基本上是屬于“理學”這個大範疇的。
時代發展至清初，由于異族入主，文綱孳嚴，清初諸儒，再也不敢亂碰什麼華夷之别、君臣之分的義理上的大道理。
加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