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公車上書和保國保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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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聖人”要“國父”拜師
甲午戰後在中國興起的政治改革熱潮。
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進、緩進兩派的。
康有為所發動的緩進派，比楊衢雲、孫逸仙所搞的急進派還要早兩年——孫中山于一八九三年在廣州行醫時，原來也是個緩進派。
他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轉緻結交之意。
誰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說“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拒不見孫。
中山原也是個“舍我其誰”的人，何能拜康有為做老師呢？二人因此就緣悭一面了（見馮自由《革命逸史》）。
翌年孫上書李鴻章時，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
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緩就急，遂轉往夏威夷自組其“興中會”，并結交了楊沖衢雲來聯合造反。
誰知楊衢雲又是個唯我獨尊的人（見《謝纜泰回憶錄》）。
一槽容不下二驢，中山其後竟變成急進派的單幹戶。
康有為原來也是個求政治改革的單幹戶。
當他在傳統的科舉制度裡屢考屢挫的沮喪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舉制度。
甚至所有傳統官制和社會習俗之沒有道理。
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帶租界裡的所見所聞，益發增加了他要求改革開放的信心。
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秋，那時年已三十一歲，在北京參加鄉試，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為，感身世之落泊，思國事之蜩螗，内心實在忍不住了，乃認定時在朝中當權得勢而頗負時譽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蔭、徐桐為目标，投書論國是。
主張變法維新——這是他搞變法改制實際行動的開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當權的公卿，寫公開信，論國事，評時政，并自述身世學養，發懷才不遇的牢騷，原是我國古代窮知識分子的老傳統。
在那個既無報章雜志能讓你投稿，又沒有民主牆能讓你貼“大字報”的專制時代。
這本是窮知識分子發表政見，和在人才市場标售自己唯一的辦法。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裡馬。
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我們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條腿“千裡馬”自況的韓文公韓愈，便用這種方法在人才市場亮過相。
同樣的我們那位“鬥酒詩百篇”、古今第一大詩仙李白，也在這一自由市場中标價出售過自己。
篇前所言，我們的孫國父，不也上過書？ 那些“買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權貴，為着“愛才”、為着“頗受感動”，或許隻是為着“沽名釣譽”搞“野無遺賢”的玩意，往往也“禮賢下士”一番。
如此勞資兩利。
相互宣傳，足使三尺微命，一介書生也得以揚名天下，光宗耀祖。
就在這個傳統之下，康有為向三位權貴上書之後，竟頗受青睐。
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對他最為器重。
7.2 透過皇帝的老師上書 翁同龢那時是個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師”。
他是同治、光緒兩個小皇帝的老師，出入宮禁三十餘年。
在百日維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慶宮去替光緒講書的。
在小皇帝日漸長大。
垂簾老太後預備“歸政”之時，同龢正是當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衛的“協辦大學士”；兩入“軍機”，兼總理各國事務。
他與那時權傾朝野的李鴻章，簡直是平分朝政。
時人揶揄他二人說：“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
”其權勢亦可想見一斑。
加以同龢又是“狀元及第”，系出所謂“父子宰相、叔侄狀元”的翁氏名門，真是天下無雙的士林泰鬥。
有了這樣一條好“關系”和大“後門”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場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漸高漲。
台閣之中既不乏纡尊降貴的高官時加捧場；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結為榮。
這樣一來，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寫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時賢名士，為着國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寫信，也是我國的老傳統。
自周武王時代的伯夷、叔齊開始，正不知有幾千百人如法炮制。
可是搞“上皇帝書”是有重大冒險性的。
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龍顔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蠶室”，弄到殺頭抄家的下場。
康有為搞第一次“上皇帝書”是在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也就是他見重于翁同龢的那一年。
這時剛好在皇帝祖墳附近發生了“山崩千餘丈”的災難。
這在傳統的迷信上，叫做國有大故，天意示警。
康氏乃誇大這個天意，上書請皇帝“變法維新”；并責難朝廷“不複登用人才”。
但是皇帝是沒有通訊處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遞。
孰知翁氏覽書膽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書雖然上不去，可是畢竟是轟動朝野的大事。
該害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嘔心瀝血之作；一篇脍炙人口的政論文章，遍傳海内。
水漲船高，有為也就随之文名大噪。
因此這年他落第還鄉，辦起“萬木草堂”來，不特新科舉人梁啟超慕名而來；那位潛龍在田的孫中山也想結交他一下。
中山于一八九四年向李鴻章上書的靈感，可能就得自康有為。
7.3 “公交車上書”始末 有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書，想不到時來運轉，于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三十六歲的老童生居然在廣州鄉試中了“舉人”。
有了“舉人”的資格，康聖人也就可以與比他小十五歲的天才學生梁啟超，聯袂去北京參加“會試”，争取“進士”的學位，作“天子門生”了。
康、梁師徒于一八九四（甲午）及一八九五（乙未）年兩度入京。
這時中日“甲午之戰”方酣。
我海陸兩軍，兵敗如山倒；全國震動、人心惶惶。
朝臣或主遷都抗戰，或主訂約媾和，莫衷一是。
當時年輕的光緒皇帝，和他那并不知兵的老師翁同龢，原屬主戰派；而比較知彼知己、老謀深算的李鴻章集團，則說動年老怕洋的西太後，實行議約謀和，因此也發生一連串的“廣島拒使”、“馬關議約”的國恥大事。
——朝中也隐隐地形成帝後二黨，暗中對立。
就在這國族岌岌可危的年頭，北京卻是個熱鬧非凡的城市。
第一，一八九四這一年慈禧太後（一八三五～一九〇八）虛齡六十歲。
這位有權而無知，當國三十五年性喜奢華的女獨裁者，挪用了海軍經費和京奉路款，加上内府外省的各種奉獻，共花去白銀數千萬兩，大修其“頤和園”及東陵的墳墓。
奇技淫巧。
工匠藝人，麋集北京，極一時之盛。
第二，是年又是科舉制度中的“會試”之年。
各省新科“舉人”數千人，各傾家當，齊集北京參加會試。
誰知就在這場熙熙攘攘的假繁榮裡，忽然漁陽鼙鼓動地來，王師潰敗，噩耗頻傳。
一八九五年初春當乙未科進士正企待發榜之時，《馬關條約》中對台灣與遼東之割地及兩萬萬兩賠款之噩耗，亦适時而至。
一時群情鼎沸。
新科舉人數千人乃發動學潮，伏阙上書，誓死抗日。
其中尤以台灣籍青年舉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
在此群情激昂之時，康氏原有他“上皇帝書”的老底子；梁則是一位“筆端常帶感情”的煽動性作家。
所以學潮一起，他師徒就領袖群倫了。
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進、緩進兩派的。
康有為所發動的緩進派，比楊衢雲、孫逸仙所搞的急進派還要早兩年——孫中山于一八九三年在廣州行醫時，原來也是個緩進派。
他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轉緻結交之意。
誰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說“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拒不見孫。
中山原也是個“舍我其誰”的人，何能拜康有為做老師呢？二人因此就緣悭一面了（見馮自由《革命逸史》）。
翌年孫上書李鴻章時，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
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緩就急，遂轉往夏威夷自組其“興中會”，并結交了楊沖衢雲來聯合造反。
誰知楊衢雲又是個唯我獨尊的人（見《謝纜泰回憶錄》）。
一槽容不下二驢，中山其後竟變成急進派的單幹戶。
康有為原來也是個求政治改革的單幹戶。
當他在傳統的科舉制度裡屢考屢挫的沮喪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舉制度。
甚至所有傳統官制和社會習俗之沒有道理。
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帶租界裡的所見所聞，益發增加了他要求改革開放的信心。
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秋，那時年已三十一歲，在北京參加鄉試，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為，感身世之落泊，思國事之蜩螗，内心實在忍不住了，乃認定時在朝中當權得勢而頗負時譽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蔭、徐桐為目标，投書論國是。
主張變法維新——這是他搞變法改制實際行動的開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當權的公卿，寫公開信，論國事，評時政，并自述身世學養，發懷才不遇的牢騷，原是我國古代窮知識分子的老傳統。
在那個既無報章雜志能讓你投稿，又沒有民主牆能讓你貼“大字報”的專制時代。
這本是窮知識分子發表政見，和在人才市場标售自己唯一的辦法。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裡馬。
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我們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條腿“千裡馬”自況的韓文公韓愈，便用這種方法在人才市場亮過相。
同樣的我們那位“鬥酒詩百篇”、古今第一大詩仙李白，也在這一自由市場中标價出售過自己。
篇前所言，我們的孫國父，不也上過書？ 那些“買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權貴，為着“愛才”、為着“頗受感動”，或許隻是為着“沽名釣譽”搞“野無遺賢”的玩意，往往也“禮賢下士”一番。
如此勞資兩利。
相互宣傳，足使三尺微命，一介書生也得以揚名天下，光宗耀祖。
就在這個傳統之下，康有為向三位權貴上書之後，竟頗受青睐。
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對他最為器重。
7.2 透過皇帝的老師上書 翁同龢那時是個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師”。
他是同治、光緒兩個小皇帝的老師，出入宮禁三十餘年。
在百日維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慶宮去替光緒講書的。
在小皇帝日漸長大。
垂簾老太後預備“歸政”之時，同龢正是當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衛的“協辦大學士”；兩入“軍機”，兼總理各國事務。
他與那時權傾朝野的李鴻章，簡直是平分朝政。
時人揶揄他二人說：“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
”其權勢亦可想見一斑。
加以同龢又是“狀元及第”，系出所謂“父子宰相、叔侄狀元”的翁氏名門，真是天下無雙的士林泰鬥。
有了這樣一條好“關系”和大“後門”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場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漸高漲。
台閣之中既不乏纡尊降貴的高官時加捧場；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結為榮。
這樣一來，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寫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時賢名士，為着國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寫信，也是我國的老傳統。
自周武王時代的伯夷、叔齊開始，正不知有幾千百人如法炮制。
可是搞“上皇帝書”是有重大冒險性的。
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龍顔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蠶室”，弄到殺頭抄家的下場。
康有為搞第一次“上皇帝書”是在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也就是他見重于翁同龢的那一年。
這時剛好在皇帝祖墳附近發生了“山崩千餘丈”的災難。
這在傳統的迷信上，叫做國有大故，天意示警。
康氏乃誇大這個天意，上書請皇帝“變法維新”；并責難朝廷“不複登用人才”。
但是皇帝是沒有通訊處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遞。
孰知翁氏覽書膽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書雖然上不去，可是畢竟是轟動朝野的大事。
該害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嘔心瀝血之作；一篇脍炙人口的政論文章，遍傳海内。
水漲船高，有為也就随之文名大噪。
因此這年他落第還鄉，辦起“萬木草堂”來，不特新科舉人梁啟超慕名而來；那位潛龍在田的孫中山也想結交他一下。
中山于一八九四年向李鴻章上書的靈感，可能就得自康有為。
7.3 “公交車上書”始末 有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書，想不到時來運轉，于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三十六歲的老童生居然在廣州鄉試中了“舉人”。
有了“舉人”的資格，康聖人也就可以與比他小十五歲的天才學生梁啟超，聯袂去北京參加“會試”，争取“進士”的學位，作“天子門生”了。
康、梁師徒于一八九四（甲午）及一八九五（乙未）年兩度入京。
這時中日“甲午之戰”方酣。
我海陸兩軍，兵敗如山倒；全國震動、人心惶惶。
朝臣或主遷都抗戰，或主訂約媾和，莫衷一是。
當時年輕的光緒皇帝，和他那并不知兵的老師翁同龢，原屬主戰派；而比較知彼知己、老謀深算的李鴻章集團，則說動年老怕洋的西太後，實行議約謀和，因此也發生一連串的“廣島拒使”、“馬關議約”的國恥大事。
——朝中也隐隐地形成帝後二黨，暗中對立。
就在這國族岌岌可危的年頭，北京卻是個熱鬧非凡的城市。
第一，一八九四這一年慈禧太後（一八三五～一九〇八）虛齡六十歲。
這位有權而無知，當國三十五年性喜奢華的女獨裁者，挪用了海軍經費和京奉路款，加上内府外省的各種奉獻，共花去白銀數千萬兩，大修其“頤和園”及東陵的墳墓。
奇技淫巧。
工匠藝人，麋集北京，極一時之盛。
第二，是年又是科舉制度中的“會試”之年。
各省新科“舉人”數千人，各傾家當，齊集北京參加會試。
誰知就在這場熙熙攘攘的假繁榮裡，忽然漁陽鼙鼓動地來，王師潰敗，噩耗頻傳。
一八九五年初春當乙未科進士正企待發榜之時，《馬關條約》中對台灣與遼東之割地及兩萬萬兩賠款之噩耗，亦适時而至。
一時群情鼎沸。
新科舉人數千人乃發動學潮，伏阙上書，誓死抗日。
其中尤以台灣籍青年舉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
在此群情激昂之時，康氏原有他“上皇帝書”的老底子；梁則是一位“筆端常帶感情”的煽動性作家。
所以學潮一起，他師徒就領袖群倫了。
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