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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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
真達妙真了然德森等
師諱聖量，字印光，别号常慚愧僧，陝西郃陽趙氏子。
幼随兄讀儒書，頗以聖學自任，和韓、歐辟佛之議，後病困數載，始悟前非，頓革先心。
出世緣熟，年二十一，即投終南山南五台蓮華洞寺出家，禮道純和尚薙染，時清光緒七年辛巳歲也。
明年于陝西興安縣雙溪寺，印海定律師座下受具。
師生六月即病目，幾喪明，後雖愈，而目力已損，稍發紅，即不能視物。
受具時，以師善書，凡戒期中所有寫法事宜，悉令代作，寫字過多，目發紅如血灌。
幸師先于湖北蓮華寺充照客時，于曬經次，得讀殘本《龍舒淨土文》，而知念佛往生淨土法門，乃即生了脫生死之要道。
因此目病，乃悟身為苦本，即于閑時專念佛号，夜衆睡後，複起坐念佛，即寫字時，亦心不離佛，故雖力疾書寫，仍能勉強支援。
及寫字竟，而目亦全愈，由是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議，而自行化他一以淨土為歸，即造端于斯也。
師修淨土，久而彌笃。
聞紅螺山資福寺為專修淨土道場，遂于二十六歲（光緒十二年丙戌），辭師前往，是年十月入堂念佛，沐徹祖之遺澤，而淨業大進。
翌年正月，告暫假朝五台，畢，仍回資福，曆任上客堂香燈、寮元等職。
三載之中，念佛正行而外，研讀大乘經典，由是深入經藏，妙契佛心，徑路修行，理事無礙矣。
年三十（十六年庚寅）至北京龍泉寺為行堂，三十一（十七年辛卯）住圓廣寺。
越二年（十九年癸巳），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入都請藏，檢閱料理，相助乏人，衆以師作事精慎，進之。
化老見師道行超卓，及南歸，即請伴行，安單寺之藏經樓。
寺衆見師勵志精修，鹹深欽佩，而師歉然不自足也。
二十三年丁酉夏，寺衆一再堅請講經，辭不獲已，乃為講《彌陀便蒙鈔》一座畢，即于珠寶殿側閉關，兩期六載，而學行倍進。
出關後，由了餘和尚與真達等，特創慧蓮蓬供養，與谛閑法師先後居之，未幾，仍迎歸法雨。
年四十四（三十年甲辰），因谛老為溫州頭陀寺請藏，又請入都，助理一切，事畢南旋，仍住法雨經樓。
師出家三十餘年，終清之世，始終韬晦，不喜與人往來，不願人知其名字，以期晝夜彌陀，早證念佛三昧。
然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德厚流光，終不可掩。
民國紀元，師年五十有二，高鶴年居士取師文數篇，刊入上海《佛學叢報》，署名常慚。
人雖不知為誰，而文字般若，已足引發讀者善根。
逮民六年（五十七歲），徐蔚如居士得師與其友三書，印行，題曰：《印光法師信稿》。
七年（五十八歲）搜得師文二十餘篇，印于北京，題曰：《印光法師文鈔》。
八年（五十九歲）複搜得師文，再印續編，繼合初、續為一。
九、十兩年，複有增益，乃先後鉛鑄于商務印書館，木刻于揚州藏經院。
十一至十五年間，疊次增廣，複于中華書局印行，題曰：《增廣印光法師文鈔》。
夫文以載道，師之《文鈔》流通，而師之道化，遂滂浃于海内，如《淨土決疑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及《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等，皆言言見谛，字字歸宗，上符佛旨，下契生心，發揮禅淨奧妙，抉擇其間難易，實有發前人未發處。
徐氏跋雲：‘大法陵夷，于今為極，不圖當世，尚有具正知正見如師者，續佛慧命，于是乎在！’又雲：‘師之文，蓋無一語無來曆，深入顯出，妙契時機，誠末法中應病良藥，可謂善識法要，竭忱傾仰者矣。
’當初徐居士持書奉母，躬詣普陀，谒誠禮觐，懇求攝受皈依座下，師猶堅持不許，指徐母子往甯波觀宗寺皈依谛公。
民八年，周孟由兄弟奉庶祖母登山，再四懇求，必請收為弟子，師觀察時機，理難再卻，遂為各賜法名，此為師許人皈依之始，而《文鈔》亦實為之緣起也。
師之為文，不獨佛理精邃，即格緻誠正、修齊治平、五倫八德等儒門經世之道，不背于淨業三福者，亦必發揮盡緻，文義典雅，所以紙貴洛陽，人争請讀，由是而慕師道德，渴望列于門牆之善男信女，日益衆多。
或航海梯山，而請求攝受；或鴻來雁往，而乞賜法名。
此二十餘年來，皈依師座之人，實不可以數計。
即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淨業，得遂生西之士女，亦難枚舉。
然則師之以文字攝化衆生，利益世間，有不可思議者矣！ 師之耳提面命開導學人，本諸經論，流自肺腑，不離因果，不涉虛文。
應折伏者，禅宿儒魁，或遭呵斥，即達官顯宦，絕無假借。
應攝受者，後生末學，未嘗拒卻，縱農夫仆婦，亦與優容。
一種平懷，三根普利，情無适莫，唯理是依。
但念時當叔季，世風日下，非提倡因果報應，不足以挽頹風而正人心；人根陋劣，非實行信願念佛，決不能了生死而出輪回。
故不拘貴賤賢愚、男女老幼，凡有請益，必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因果報應、生死輪回之實事實理，諄諄啟迪，令人深生憬悟，以立為人處世之根基。
進以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實奉行，以作超凡入聖之捷徑。
雖深通宗教，從不談玄說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聞者悉皆當下受益。
此即蓮池大師論辯融老人之言曰：‘此老可敬處，正在此耳。
’因師平實無奇，言行合一，所以真修實踐之士鹹樂親近，緻使叩關問道者，亦多難勝數。
且師以法為重，以道為尊，名聞利養，不介于懷。
民十一年（六十二歲），定海縣知事陶在東、會稽道道尹黃涵之，彙師道行，呈請大總統徐，題賜‘悟徹圓明’匾額一方，赍送普陀，香花供養，極盛一時，缁素欣羨。
師則若罔聞知，有叩之者，答以‘虛空樓閣，自無實德，慚愧不已，榮從何來’等語。
當今競尚浮誇之秋，而淡泊如師，實足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若道若俗，獲益良多。
師儉以自奉，厚以待人，凡善信男女供養香敬，悉皆代人廣種福田，用于流通經籍與救濟饑貧，但權衡輕重，先其所急而為措施。
如民十五年（六十六歲），長安被困，解圍後，即以印《文鈔》之款，急撥三千圓，托人速彙赈濟，凡聞何方被災告急，必盡力提倡捐助，以期救援。
二十四年（七十五歲）陝省大旱，得王幼農居士函告，即取存折，令人速彙一千圓助急赈，彙後，令德森查帳，折中所存僅百餘圓，而報國寺一切需用全賴維持，亦不介意。
二十五年（七十六歲）應上海護國息災法會說法時，聞綏遠災情嚴重，即對衆發表，以當時一千餘人皈依求戒等香敬，計洋二千九百餘圓，盡數捐去，再自發原存印書之款一千圓為倡。
及回蘇，衆在車站迎接，請師上靈岩一觀近年景象，猶急往報國取折饬彙訖，而後伴衆登山。
師之導衆救災，己饑己溺之深心，類皆如是。
魏梅荪、王幼農等居士，在南京三汊河發起創辦法雲寺放生念佛道場，請師參加，并訂定寺規。
繼由任心白居士，商請上海馮夢華、王一亭、姚文敷、關絅之、黃涵之等諸居士，開辦佛教慈幼院于其間。
一一皆仗師之德望，啟人信仰，而得成就。
且對慈幼院之教養赤貧子弟，師益極力助成，其中經費，由師勸募，及自捐者，為數頗钜。
即上海市佛教會所辦慈幼院，師亦力為贊襄。
至其法施，則自印送《安士全書》以來，及創辦弘化社，二十餘年，所印各書，不下四五百萬部，佛像亦在百萬餘幀，法化之弘，亦複滂溥中外。
綜觀師之一言一行，無非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俾賢才輩出，福國利民。
而其自奉，食唯充饑，不求适口；衣取禦寒，厭棄美麗。
有供養珍美衣食，非卻而不受，即轉賜他人；若普通物品，辄令持交庫房，俾大衆共用，決不自用。
此雖細行，亦足為末世佛子矜式者也。
師之維護法門，功難思議。
其最重要者，若前次歐戰時，政府有移德僑駐普陀之議，師恐有礙大衆清修，特函囑陳錫周居士，轉托要人疏通，其事遂寝。
民十一年（六十二歲），江蘇義務教育期成會會長等，呈準省府借寺廟作校舍，定海知事陶在東，函師挽救，師即函請王幼農、魏梅荪二居士設法，并令妙蓮和尚奔走，遂蒙當局明令保護。
十六年（六十七歲），政局初更，寺産毫無保障，幾伏滅教之禍，而普陀首當其沖，由師舍命力争，始得苟延殘喘。
及某君長内政，數提廟産興學之議，竟緻舉國缁素驚惶無措，幸師與谛老在申，得集熱心護法諸居士計議，先疏通某君，次派代表
幼随兄讀儒書，頗以聖學自任，和韓、歐辟佛之議，後病困數載，始悟前非，頓革先心。
出世緣熟，年二十一，即投終南山南五台蓮華洞寺出家，禮道純和尚薙染，時清光緒七年辛巳歲也。
明年于陝西興安縣雙溪寺，印海定律師座下受具。
師生六月即病目，幾喪明，後雖愈，而目力已損，稍發紅，即不能視物。
受具時，以師善書，凡戒期中所有寫法事宜，悉令代作，寫字過多，目發紅如血灌。
幸師先于湖北蓮華寺充照客時，于曬經次，得讀殘本《龍舒淨土文》，而知念佛往生淨土法門，乃即生了脫生死之要道。
因此目病，乃悟身為苦本，即于閑時專念佛号，夜衆睡後，複起坐念佛，即寫字時，亦心不離佛，故雖力疾書寫，仍能勉強支援。
及寫字竟，而目亦全愈，由是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議，而自行化他一以淨土為歸，即造端于斯也。
師修淨土，久而彌笃。
聞紅螺山資福寺為專修淨土道場，遂于二十六歲（光緒十二年丙戌），辭師前往，是年十月入堂念佛，沐徹祖之遺澤，而淨業大進。
翌年正月，告暫假朝五台，畢，仍回資福，曆任上客堂香燈、寮元等職。
三載之中，念佛正行而外，研讀大乘經典，由是深入經藏，妙契佛心，徑路修行，理事無礙矣。
年三十（十六年庚寅）至北京龍泉寺為行堂，三十一（十七年辛卯）住圓廣寺。
越二年（十九年癸巳），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入都請藏，檢閱料理，相助乏人，衆以師作事精慎，進之。
化老見師道行超卓，及南歸，即請伴行，安單寺之藏經樓。
寺衆見師勵志精修，鹹深欽佩，而師歉然不自足也。
二十三年丁酉夏，寺衆一再堅請講經，辭不獲已，乃為講《彌陀便蒙鈔》一座畢，即于珠寶殿側閉關，兩期六載，而學行倍進。
出關後，由了餘和尚與真達等，特創慧蓮蓬供養，與谛閑法師先後居之，未幾，仍迎歸法雨。
年四十四（三十年甲辰），因谛老為溫州頭陀寺請藏，又請入都，助理一切，事畢南旋，仍住法雨經樓。
師出家三十餘年，終清之世，始終韬晦，不喜與人往來，不願人知其名字，以期晝夜彌陀，早證念佛三昧。
然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德厚流光，終不可掩。
民國紀元，師年五十有二，高鶴年居士取師文數篇，刊入上海《佛學叢報》，署名常慚。
人雖不知為誰，而文字般若，已足引發讀者善根。
逮民六年（五十七歲），徐蔚如居士得師與其友三書，印行，題曰：《印光法師信稿》。
七年（五十八歲）搜得師文二十餘篇，印于北京，題曰：《印光法師文鈔》。
八年（五十九歲）複搜得師文，再印續編，繼合初、續為一。
九、十兩年，複有增益，乃先後鉛鑄于商務印書館，木刻于揚州藏經院。
十一至十五年間，疊次增廣，複于中華書局印行，題曰：《增廣印光法師文鈔》。
夫文以載道，師之《文鈔》流通，而師之道化，遂滂浃于海内，如《淨土決疑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及《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等，皆言言見谛，字字歸宗，上符佛旨，下契生心，發揮禅淨奧妙，抉擇其間難易，實有發前人未發處。
徐氏跋雲：‘大法陵夷，于今為極，不圖當世，尚有具正知正見如師者，續佛慧命，于是乎在！’又雲：‘師之文，蓋無一語無來曆，深入顯出，妙契時機，誠末法中應病良藥，可謂善識法要，竭忱傾仰者矣。
’當初徐居士持書奉母，躬詣普陀，谒誠禮觐，懇求攝受皈依座下，師猶堅持不許，指徐母子往甯波觀宗寺皈依谛公。
民八年，周孟由兄弟奉庶祖母登山，再四懇求，必請收為弟子，師觀察時機，理難再卻，遂為各賜法名，此為師許人皈依之始，而《文鈔》亦實為之緣起也。
師之為文，不獨佛理精邃，即格緻誠正、修齊治平、五倫八德等儒門經世之道，不背于淨業三福者，亦必發揮盡緻，文義典雅，所以紙貴洛陽，人争請讀，由是而慕師道德，渴望列于門牆之善男信女，日益衆多。
或航海梯山，而請求攝受；或鴻來雁往，而乞賜法名。
此二十餘年來，皈依師座之人，實不可以數計。
即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淨業，得遂生西之士女，亦難枚舉。
然則師之以文字攝化衆生，利益世間，有不可思議者矣！ 師之耳提面命開導學人，本諸經論，流自肺腑，不離因果，不涉虛文。
應折伏者，禅宿儒魁，或遭呵斥，即達官顯宦，絕無假借。
應攝受者，後生末學，未嘗拒卻，縱農夫仆婦，亦與優容。
一種平懷，三根普利，情無适莫，唯理是依。
但念時當叔季，世風日下，非提倡因果報應，不足以挽頹風而正人心；人根陋劣，非實行信願念佛，決不能了生死而出輪回。
故不拘貴賤賢愚、男女老幼，凡有請益，必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因果報應、生死輪回之實事實理，諄諄啟迪，令人深生憬悟，以立為人處世之根基。
進以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實奉行，以作超凡入聖之捷徑。
雖深通宗教，從不談玄說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聞者悉皆當下受益。
此即蓮池大師論辯融老人之言曰：‘此老可敬處，正在此耳。
’因師平實無奇，言行合一，所以真修實踐之士鹹樂親近，緻使叩關問道者，亦多難勝數。
且師以法為重，以道為尊，名聞利養，不介于懷。
民十一年（六十二歲），定海縣知事陶在東、會稽道道尹黃涵之，彙師道行，呈請大總統徐，題賜‘悟徹圓明’匾額一方，赍送普陀，香花供養，極盛一時，缁素欣羨。
師則若罔聞知，有叩之者，答以‘虛空樓閣，自無實德，慚愧不已，榮從何來’等語。
當今競尚浮誇之秋，而淡泊如師，實足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若道若俗，獲益良多。
師儉以自奉，厚以待人，凡善信男女供養香敬，悉皆代人廣種福田，用于流通經籍與救濟饑貧，但權衡輕重，先其所急而為措施。
如民十五年（六十六歲），長安被困，解圍後，即以印《文鈔》之款，急撥三千圓，托人速彙赈濟，凡聞何方被災告急，必盡力提倡捐助，以期救援。
二十四年（七十五歲）陝省大旱，得王幼農居士函告，即取存折，令人速彙一千圓助急赈，彙後，令德森查帳，折中所存僅百餘圓，而報國寺一切需用全賴維持，亦不介意。
二十五年（七十六歲）應上海護國息災法會說法時，聞綏遠災情嚴重，即對衆發表，以當時一千餘人皈依求戒等香敬，計洋二千九百餘圓，盡數捐去，再自發原存印書之款一千圓為倡。
及回蘇，衆在車站迎接，請師上靈岩一觀近年景象，猶急往報國取折饬彙訖，而後伴衆登山。
師之導衆救災，己饑己溺之深心，類皆如是。
魏梅荪、王幼農等居士，在南京三汊河發起創辦法雲寺放生念佛道場，請師參加，并訂定寺規。
繼由任心白居士，商請上海馮夢華、王一亭、姚文敷、關絅之、黃涵之等諸居士，開辦佛教慈幼院于其間。
一一皆仗師之德望，啟人信仰，而得成就。
且對慈幼院之教養赤貧子弟，師益極力助成，其中經費，由師勸募，及自捐者，為數頗钜。
即上海市佛教會所辦慈幼院，師亦力為贊襄。
至其法施，則自印送《安士全書》以來，及創辦弘化社，二十餘年，所印各書，不下四五百萬部，佛像亦在百萬餘幀，法化之弘，亦複滂溥中外。
綜觀師之一言一行，無非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俾賢才輩出，福國利民。
而其自奉，食唯充饑，不求适口；衣取禦寒，厭棄美麗。
有供養珍美衣食，非卻而不受，即轉賜他人；若普通物品，辄令持交庫房，俾大衆共用，決不自用。
此雖細行，亦足為末世佛子矜式者也。
師之維護法門，功難思議。
其最重要者，若前次歐戰時，政府有移德僑駐普陀之議，師恐有礙大衆清修，特函囑陳錫周居士，轉托要人疏通，其事遂寝。
民十一年（六十二歲），江蘇義務教育期成會會長等，呈準省府借寺廟作校舍，定海知事陶在東，函師挽救，師即函請王幼農、魏梅荪二居士設法，并令妙蓮和尚奔走，遂蒙當局明令保護。
十六年（六十七歲），政局初更，寺産毫無保障，幾伏滅教之禍，而普陀首當其沖，由師舍命力争，始得苟延殘喘。
及某君長内政，數提廟産興學之議，竟緻舉國缁素驚惶無措，幸師與谛老在申，得集熱心護法諸居士計議，先疏通某君，次派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