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節 我們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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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問鄭南音，那個時候，她為什麼要策劃一場給小叔的生日晚會。
她沖我淡然地一笑，她說：“我什麼都沒有策劃。
”我說，那怎麼可能不是你的主意呢。
她說：“我隻是給每個人講了你給我講的故事。
尤其是小叔說的那句，‘她吃過的苦要比我多太多’。
”然後她伸了個懶腰，注視着窗外的天空，“我的同學們，比你們那個時候的人有同情心，僅此而已。
” 她現在說話的腔調，還有她的很多表情都讓我覺得陌生。
在那個2006年，她高中畢業的夏天裡，她幾乎是一夜之間蛻變成了如今的模樣。
或者在某些人眼中，她變得比以前讨人喜歡，因為她不再像個二百五一樣地大呼小叫，她也收斂了不少頤指氣使的小姐脾氣。
就連三叔都說，南音如今說話的聲音都和以前不同，有分寸了很多，比如她接電話的時候，非常得體，太像個大人了。
然後三叔，三嬸，以及小叔這群“大人”一起面露欣喜之色：“好不容易呵，最小最渾的南音也有今天。
” 可是我隻想讓曾經的南音回來。
小叔還是那麼不緊不慢的，他說：“人總是得長大的西決，南音也不可能永遠是那副小姑娘的樣子。
你得接受。
” 小叔現在更是什麼都能接受了。
尤其是在那次生日晚會之後。
2006年的春天，越來越多的學生通過我把自己的作文交到鄭鴻老師手上。
準确地說，不是作文，是跟考試要求無關的塗鴉。
因為一場斷送前程的戀情，鄭鴻老師的才華橫溢變成了具體的，活生生的，表情豐富的。
這盡管是個很荒謬的邏輯，但是它就是在現實發生了。
鄭鴻老師給每篇送來的習作都附上500字以上的評語——那已經不能算是評語了，有時候天馬行空地想到什麼說什麼，有時候掏心掏肺地恨不能給人家學生講我們家祖宗八代。
于是我總是嘲笑他像個大媽級的電台情感節目主持。
作為高三的老師本來是辛苦的，所以他經常一天隻能睡三四個小時。
他說：不累。
然後有一天，校刊主編，一個高二的小帥哥也找上門來了，誠懇地邀請鄭鴻老師出任校刊的“文學顧問”。
鄭鴻老師的大名重新端端正正地出現在校刊扉頁上，出現在校廣播站的美女主播嘴裡，出現在校園裡的宣傳欄。
鄭鴻老師走在從食堂到教學樓的林陰路上的時候，突然間多了很多各個年級的學生熱情地跟他打招呼。
這些突然之間開始親近鄭鴻老師的學生裡，自然是什麼樣的都有：有在學校裡受慣了冷落又自命不凡的文藝小青年，有自認為自己成熟另類視好成績如糞土的小孩，當然也有沒有勇氣放棄自己十幾年的乖孩子身份的學生，借着對鄭鴻老師的熱情，偷偷地浮出“乖孩子”那令人壓抑的水面，透一口氣。
總而言之一句話，是那些暫時還沒有變得太現實，對生活還心存一點點浪漫的孩子們。
他們一直孤獨，然後他們覺得，善待一個曾經因為浪漫天真而備受冷落的老師，就是善待他們自己。
恐怕他們誰也沒有料到吧，原來在這個看似麻木的校園中，隐藏了那麼多自認為孤獨的人。
于是鄭鴻老師又一次莫名其妙地成了角兒。
殊不知在他們齊心合力，心照不宣的孤獨者同盟結成的時候，被現實生活的規則狠狠懲罰的那個鄭鴻老師，就已經成了曆史。
因為他們的浪漫，也是現實生活堅固的一部分。
新的争鬥圍繞着鄭鴻老師展開了。
同是一群十幾歲的少年人，有人要攻擊他，有人自然要維護他。
很多的錯覺就是在這種似曾相識中産生。
好像中間那十年，從來都沒有存在過。
很多年長的老師面對鄭鴻老師受到的突如其來的禮遇，有些詫異，然後是輕蔑地感歎世風日下。
我跟小叔說：“不是你自己班上的學生，就不要答應幫他們改作文，這樣會得罪人的。
”小叔淡淡地說：“我不怕。
” 說得也是，想想看，我心裡也是一陣恻然。
他沒什麼可失去的了，自然不怕。
他依然住在那個當初我們倆一手布置出來的單間。
曾經，他的鄰居是剛剛來工作的，單身的年輕老師。
現在，曾經的年輕老師都結婚生子，搬進了學校建的漂亮的新公寓，新來的年輕老師嫌這個樓太破，也不方便，甯願自己在外面租房子。
于是他的鄰居變成了學校小賣部的老闆娘，大門口的保安，以及收發室的大爺。
他說，其實這些鄰居們比以往的那些老師更讓他舒服。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些鄰居們，進進出出，總是發自内心地，真誠地叫他一聲“鄭老師”。
他非常熱心地把他收藏的那些書借給幾個保安小夥子，他還耐心地對他們說：“不是說金庸不好，但是看看老舍也是蠻不錯的。
”他幫小賣部老闆娘的孩子起名字，幫收發室的大爺教育鄉下賭博成性的女婿。
他本來可以與世無争，在這個日益昏暗的舊樓裡自得其樂地做他的鄭老師。
可是現在事情起了變化。
我不知道在公元2006年，到底還有多少個人過着他這般的生活：沒有自己的廚房，沒有自己的衛生間，沒有座機——他原先都是打樓下小賣部一塊錢一次的公用電話，可是自從老闆娘怎麼也不肯收他的錢之後，他反倒不好意思打了，沒有電腦，但是擁有很多的粉絲。
2006年的五月，龍城一中要選拔一個語文老師參加全國百所重點中學論壇的觀摩教學。
簡單點說，我們學校被省裡選中，要我們出一個語文老師去參加這個很重要的會議的觀摩教學單元—
她沖我淡然地一笑，她說：“我什麼都沒有策劃。
”我說，那怎麼可能不是你的主意呢。
她說：“我隻是給每個人講了你給我講的故事。
尤其是小叔說的那句，‘她吃過的苦要比我多太多’。
”然後她伸了個懶腰，注視着窗外的天空，“我的同學們，比你們那個時候的人有同情心，僅此而已。
” 她現在說話的腔調，還有她的很多表情都讓我覺得陌生。
在那個2006年，她高中畢業的夏天裡，她幾乎是一夜之間蛻變成了如今的模樣。
或者在某些人眼中，她變得比以前讨人喜歡，因為她不再像個二百五一樣地大呼小叫，她也收斂了不少頤指氣使的小姐脾氣。
就連三叔都說，南音如今說話的聲音都和以前不同，有分寸了很多，比如她接電話的時候，非常得體，太像個大人了。
然後三叔，三嬸，以及小叔這群“大人”一起面露欣喜之色：“好不容易呵，最小最渾的南音也有今天。
” 可是我隻想讓曾經的南音回來。
小叔還是那麼不緊不慢的，他說：“人總是得長大的西決，南音也不可能永遠是那副小姑娘的樣子。
你得接受。
” 小叔現在更是什麼都能接受了。
尤其是在那次生日晚會之後。
2006年的春天，越來越多的學生通過我把自己的作文交到鄭鴻老師手上。
準确地說，不是作文，是跟考試要求無關的塗鴉。
因為一場斷送前程的戀情，鄭鴻老師的才華橫溢變成了具體的，活生生的，表情豐富的。
這盡管是個很荒謬的邏輯，但是它就是在現實發生了。
鄭鴻老師給每篇送來的習作都附上500字以上的評語——那已經不能算是評語了，有時候天馬行空地想到什麼說什麼，有時候掏心掏肺地恨不能給人家學生講我們家祖宗八代。
于是我總是嘲笑他像個大媽級的電台情感節目主持。
作為高三的老師本來是辛苦的，所以他經常一天隻能睡三四個小時。
他說：不累。
然後有一天，校刊主編，一個高二的小帥哥也找上門來了，誠懇地邀請鄭鴻老師出任校刊的“文學顧問”。
鄭鴻老師的大名重新端端正正地出現在校刊扉頁上，出現在校廣播站的美女主播嘴裡，出現在校園裡的宣傳欄。
鄭鴻老師走在從食堂到教學樓的林陰路上的時候，突然間多了很多各個年級的學生熱情地跟他打招呼。
這些突然之間開始親近鄭鴻老師的學生裡，自然是什麼樣的都有：有在學校裡受慣了冷落又自命不凡的文藝小青年，有自認為自己成熟另類視好成績如糞土的小孩，當然也有沒有勇氣放棄自己十幾年的乖孩子身份的學生，借着對鄭鴻老師的熱情，偷偷地浮出“乖孩子”那令人壓抑的水面，透一口氣。
總而言之一句話，是那些暫時還沒有變得太現實，對生活還心存一點點浪漫的孩子們。
他們一直孤獨，然後他們覺得，善待一個曾經因為浪漫天真而備受冷落的老師，就是善待他們自己。
恐怕他們誰也沒有料到吧，原來在這個看似麻木的校園中，隐藏了那麼多自認為孤獨的人。
于是鄭鴻老師又一次莫名其妙地成了角兒。
殊不知在他們齊心合力，心照不宣的孤獨者同盟結成的時候，被現實生活的規則狠狠懲罰的那個鄭鴻老師，就已經成了曆史。
因為他們的浪漫，也是現實生活堅固的一部分。
新的争鬥圍繞着鄭鴻老師展開了。
同是一群十幾歲的少年人，有人要攻擊他，有人自然要維護他。
很多的錯覺就是在這種似曾相識中産生。
好像中間那十年，從來都沒有存在過。
很多年長的老師面對鄭鴻老師受到的突如其來的禮遇，有些詫異，然後是輕蔑地感歎世風日下。
我跟小叔說：“不是你自己班上的學生，就不要答應幫他們改作文，這樣會得罪人的。
”小叔淡淡地說：“我不怕。
” 說得也是，想想看，我心裡也是一陣恻然。
他沒什麼可失去的了，自然不怕。
他依然住在那個當初我們倆一手布置出來的單間。
曾經，他的鄰居是剛剛來工作的，單身的年輕老師。
現在，曾經的年輕老師都結婚生子，搬進了學校建的漂亮的新公寓，新來的年輕老師嫌這個樓太破，也不方便，甯願自己在外面租房子。
于是他的鄰居變成了學校小賣部的老闆娘，大門口的保安，以及收發室的大爺。
他說，其實這些鄰居們比以往的那些老師更讓他舒服。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些鄰居們，進進出出，總是發自内心地，真誠地叫他一聲“鄭老師”。
他非常熱心地把他收藏的那些書借給幾個保安小夥子，他還耐心地對他們說：“不是說金庸不好，但是看看老舍也是蠻不錯的。
”他幫小賣部老闆娘的孩子起名字，幫收發室的大爺教育鄉下賭博成性的女婿。
他本來可以與世無争，在這個日益昏暗的舊樓裡自得其樂地做他的鄭老師。
可是現在事情起了變化。
我不知道在公元2006年，到底還有多少個人過着他這般的生活：沒有自己的廚房，沒有自己的衛生間，沒有座機——他原先都是打樓下小賣部一塊錢一次的公用電話，可是自從老闆娘怎麼也不肯收他的錢之後，他反倒不好意思打了，沒有電腦，但是擁有很多的粉絲。
2006年的五月，龍城一中要選拔一個語文老師參加全國百所重點中學論壇的觀摩教學。
簡單點說，我們學校被省裡選中，要我們出一個語文老師去參加這個很重要的會議的觀摩教學單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