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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與人
據說這個時代是偉大的，但是時代偉大與否須看這時代的人是否偉大。
時代錯誤，誤把二十世紀當做十六世紀，固然老朽，然而根本失了人格，喘着氣急急忙忙趨新骛奇的投機主義者，也不足為偉大的時代增光。
所以這個時代是否偉大，也是看有無偉大的人。
趕熱鬧者隻是末世并不是盛世之點綴。
現代中國人脾氣，近于美國，不近于英國。
美國是未成年的兒童國，忽而麻雀，忽而哥而夫，忽而Crosswordpule，哄，哄，哄一年半載便都忘卻，又去趕最新的熱鬧。
麻雀、哥而夫、Crosswordpule就是玩具，而兒童非有玩具不可，而且玩具非迎新棄舊不可，在哥而夫時行之際打麻雀即名之為落伍。
全國就是這樣哄哄哄度歲月。
然而這并不是美國國民之偉大處。
英國人便稍許不同，高洋樓不大肯造，舊名詞不大肯改，剃頭機關椅不大肯坐。
美國人跑到倫敦King'saway理發室看見隻有平平正正的堅厚的木椅，暗笑英國人落伍。
然而英國人以為坐在木椅理發仍然就可以過活，而且暗中竊笑全美國人民就是被廣告術哄騙的兒童。
英國人是不大會受廣告欺弄的。
這也許就是英國國民之偉大。
美國報紙論調是降低以就市井無賴的，編排要叫街人注目，殺人放火新聞必列第一版。
英國報紙是比較鎮靜的，循規蹈矩而來，論調太膚淺下流，就要遭人鄙薄。
兩國報紙各有高下二種，但是大體上有這個分别。
美國人因電氣風行，戲台演劇全然沒落，如SchubertTheatres也要倒閉。
倫敦的演劇卻仍然與電影并行。
我私衷是佩服英國人，而不佩服美國人的。
牛津、劍橋大學許多圖書館沒有卡片索引，許多寄宿沒有涼熱水管。
然而劍橋學生走路仍然可以宛如天地間惟我獨尊，牛津學生走路宛如天地間誰為獨尊皆不在乎。
此數大學皆能保存其個性，雖然表面上在一九三〇年時似乎落伍，然而一九三〇年時代自身消滅之後，牛津、劍橋仍巋然獨存，并不會随一九三〇之風尚以消滅。
是的，人須有相當的傲慢。
辜鴻銘、康有為是傲慢的，不是投機的。
辜、康雖然落伍，仍然保持一個自己。
與時俱進加入國民黨之軍閥雖然博得革命，卻未必是&ldquo邁進&rdquo的時代的光榮。
羅文幹的外交政策已經落伍，然而羅是傲慢的，不是投機的，一時代多傲慢的人，時代就會偉大。
也許資本主義諸國都要消滅，但是英國消滅必最後，此可斷言。
我不大相信英國會落伍。
英國所落伍的，隻是落了哥而夫球朋友之伍。
然而中國又與美國不同。
美國投機而同時有容忍批評的文化。
中國人卻是投機而加以籠統。
凡是舶來貨都是好的。
凡是古老的都是不好。
這是中國人的籠統。
富家不肖子弟不能開發先人遺業，隻數家珍以示人，固不足取。
然富家子弟賣祖上園宅去買汽車、造洋房，未必是興家之象。
凡是文言都是壞的，而不能評鑒文言文學中之真僞貨色，便是籠統。
甚至認語錄為文言，因不看而加以定罪，也是籠統。
凡是白話都是好的，而對于食洋不化的白話四六，不能加以糾正，也是籠統。
把文學根源所在之&ldquo性靈&rdquo糊裡糊塗認為白話、文言文學上的問題，也是籠統。
西洋文學中之individuality，personality便是好，中國文學裡之&ldquo性靈&rdquo便是不好，也叫做籠統思想。
這樣下去，中國不會有真正批評的文化。
因為不會有真正批評的文化，所以這個時代（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的時代）也不會為後人稱為偉大。
因周作人不投機，所以周作人&ldquo落伍&rdquo了。
然而在一九三〇年代自身沒落以後，周作人文章不會跟着消滅。
一九三〇年間哄哄者恐要消滅。
所以趨時雖然要緊，保持人的本位也一樣要緊。
怕為時代遺棄而落伍者，先已失去自己，終必随那短短的時代而落伍。
在這熙熙攘攘、世事糾紛的世界，隻有一字可做标準，就是&ldquo真&rdquo。
一人甯可說襟腑獨見的落伍話，不可說虛僞投機的合時話。
說襟腑獨見的落伍話，至少良心無愧，落伍得痛快，落伍得傲慢。
而且即使一時見解錯誤，尚有生機。
說虛僞投機的合時話者，方寸靈明已亂，不可救藥。
（《人間世》第8期，1934年7月20日） 說浪漫 晨起雨霁，作雲中囚數日，見此心地亦随之而放。
窗光照紙上，如藍天海月，照人顔色，更喜，乃執筆記叙此心境，不負此晨光。
因思日來濛霧蔽山，不能出門寸步，頗似名教及文學上之古典主義。
處其間者，亦終日守身如玉，存履霜臨冰之念，兢兢以終世至入棺木，是豈得人情之正者？孔子聞人歌而樂則和之，是孔子吟唱，亦不定于未時申時舉行也，今世儒者即定時亦不敢歌。
哭而恸，酒無量，與點也，三月不知肉味，皆孔子富于情感之證。
至若見一不相知者之喪，淚珠無故滴下（惡其淚之無從），直是浪漫派若盧騷者之行徑。
蓋儒家本色亦求中和皆中節而已，第因&ldquo中和&rdquo二字出了毛病，腐儒誤解&ldquo中和&rdquo，乃專在&ldquo節&rdquo字&ldquo防&rdquo字用工，由是孔子自然的人生觀，一變為陰森迫人之禮制，再變而為矯情虛僞之道學，而人生樂趣全失矣。
漢之儒學趨入陳腐，專習章句，已無有生氣。
既無有生氣，于是有第一次浪漫運動之魏晉思想出現，比儒士之守繩墨如虱行褲中縫線。
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乃人性之正反兩面，為自然現象，不限之于任何民族，故以名教獨霸天下之中國亦不能免。
儒者不自知其過，而直詈清談，豈知此乃自身俗論引起之反動。
時勢所成，積重難返，儒家反抗，亦無奈何。
自是道家思想遂成為中國之浪漫思想，若放逸，若清高，若遁世，若欣賞自然，皆浪漫主義之特色，入自然者愈深，則其惡禮制愈甚。
阮籍等之倡狂放任，唾棄名教，即浪漫派深惡古典派之本色。
或者不是深惡，隻是若莊生之呵呵大笑的輕鄙而已。
唐之道風不絕，至宋而有理學出現，蘇黃之诋谑理學，亦即浪漫思想。
明末後有浪漫思想出現，自袁中郎、屠赤水、王思任以緻有清之李笠翁、袁子才皆崇拜自然真摯，反抗矯揉僞飾之儒者，而至今明清尚有一些文章可讀者，亦系借此一點生氣。
此些人尚可自稱為儒，并肯自稱為儒，實系孔子人本主義基礎打得寬的緣故，故在其&ldquo近情&rdquo範圍之中，仍容得下浪漫反抗，許人歸返自然也。
此時若屠龍之浪漫思想最明。
此人尚放任，尚偉大，尚高傲，若鴻苞書《中庸奇論》說得最清楚： 俗人局井蛙夏蟲之見，乏見大寥廓之觀，惟知世間之啖飯遺矢以為中庸。
稍有出于常格跬步者，便指以為奇，而驚駭疑畏之，此庸衆人往往所以得志，而賢智坐困。
苟非挺金鐵百煉之性，負鳳凰千仞之氣者，鮮不俯而就俗尚，趨常局，以免于世之疑駭，世道又何賴乎？此其關系夫豈淺也？ 屠公看得出此中一個關鍵，眼光實超人一等。
我以為中國偉大人格，正在賢智坐困而俯就俗尚，趨常局耳。
在看得起人類者，都不會贊成此種陷賢智于常局之圈套。
試思中國四萬萬同胞，何以出不了一位甘地，并出不了英國第三四流政治人才？此中關系，豈非如赤水所雲？否則天生四萬萬同胞，皆庸才無疑，而非禮教俗尚之罪也。
赤水又曰： 古豪傑遇今之時，有低眉束手而坐困耳。
而居顯要享富貴者，必啖飯遺矢之輩。
啖飯遺矢而外，稍有所舉動，悉奇也。
此豈國家之福哉！ 痛哉斯言！吾意當不是天不生豪傑，當是天生了豪傑，而豪傑為世所困耳。
世人既鄙奇崇庸，黠者乃飾其奇而隐于庸，以與世浮沉。
讨王公大人喜歡，求得一官半職，從庸衆啖飯遺矢，又從庸衆生子生孫，而國事乃無人過問。
夫豈真兒女情長，英雄肝膽自生得不結實耳。
及至庸勝奇之勢成，半個甘地乃不可得，半個路易喬治亦不可得。
從此可知中國之病已入膏肓。
赤水黃泉有知，亦當三歎。
吾故曰，中國可産龜，但斷産不出長頸鹿。
因在中國，頸太長是一樁罪過，人人執一斧待而砍之。
惟有龜，善縮頸，乃得人人喜歡，而龜齡鶴壽，亦果然可以辦到。
是之謂中國式之養生。
（《人間世》第10期，1934年8月20日） 辜鴻銘論 GeorgeBrandes著林語堂譯 是篇為一九一七年丹麥文評大家勃蘭得斯所作，收入他所著之Miniaturen書中（ErichReissVerlag，Berlin）。
辜鴻銘于歐戰未終時，曾著長文，題曰VerteidigungClinasgegenEuropa《為中國辯護反對歐羅巴》，其他論文，亦有譯為德文者。
時歐洲大亂，人心對西方文明之信仰基本動搖，故辜氏之論調，甚足炫惑人心。
本文第一段叙述該篇大意，第二段叙述&ldquo春秋大義&rdquo（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要旨。
讀勃蘭得斯此文，可知辜氏論調之要點，及其在西洋思想界之影響。
勃蘭得斯學極淹博，于近代歐洲文學思想，無不融會貫通，故此文中參入批評，亦能抉核見微，與尋常評論，又自不同。
&mdash&mdash譯者 （一） 瑞典學者斯萬伯HaraldSvanberg譯述辜鴻銘著作，由是使我們得窺到此位卓著的中國學者對于歐戰及對于東西文化關系的思想。
比之通常歐洲人士所僅識得之多半作家，辜氏值得更大的注意而不可同日語了。
辜鴻銘氏生于一國，其國中既無歐洲的世傳貴族，又無美國之金錢貴族，凡常人隻須能科舉中試，皆可升為紳士，并且凡紳士除依其中試之鼎甲外，不得升遷。
同時我們可以說辜鴻銘的家世門第，比我們的伯爵男爵還高貴久遠。
他的家族出于西曆紀元前一七六六年至一一二二年統治中國之王室。
（按元和姓纂雲泉州晉江有此姓，相傳辜為廈門同安人，其望出晉江。
一雲，其先因被辜自悔，以辜為氏，如救氏、赦氏、譴氏之類。
然則勃氏所雲或者是據瑞典譯者解&lsquo湯生&rsquo二字之誤吧？）在精神上，他也是真正的中國人，是一位儒者，熱烈崇拜二千五百年來支配中國人思想之孔夫子。
孔夫子的道理，前曾為Voltaire與Leibniz所欽服，現在也得辜鴻銘不倦的向歐人宣揚。
此公向為兩湖總督張之洞幕下，直至民國建立以前曾享文譽，不但精通東方學術，且于東方文學之外，熟谙我們的文字，寫的是英文，引據的是法德作家，而最好講的是臘丁文。
他生于槟榔島，早年被他的父親送到歐洲，留學十二年。
他在蘇格蘭得了博士學位，而漸成蘇格蘭學者卡萊爾Carlyle之熱烈崇拜者。
卡氏生時，他還有時會到，他與卡萊爾一樣崇拜歌德為歐洲的最高人物。
他看見孔子的精神學問經過幾千年後重複見于歌德身上。
在許多方面，我們可以看見卡萊爾于辜鴻銘的影響。
可以确知的是：歌德是德國唯一的作家給過辜鴻銘深刻的印象，餘則用法文寫作的德人Leibniz，由于他極口稱揚中國文化之偉大精微而引起辜氏之同情。
還是英美作家較常給他影響&mdash&mdash尤其是MatthewArnold，Tennyson，Emerson。
在法國文學中有時他也親炙那些不大知名的作家如Joubert及那些不為人所愛及若有若無的詩人如Beranger。
他講到歐洲時，使我們感到興趣的是他新穎讨人喜歡的觀點。
有時偶然也可見到我們已經棄而不用的學說的痕迹，如在學堂課本也可見到。
比如：他相信猶太國族之亡是因為與耶稣的關系；羅馬民族之亡是因為不聽耶稣的話：&ldquo誰拔劍者，須亡于劍。
&rdquo（按勃蘭得斯系猶太人，故對此尤覺不滿。
） 但是這些辭句，隻是他在歐洲大學聽講時所留下偶然的蹤影。
在這樣一位自立腳跟、堅确求道，及文字極有清新力量的人是不足介意的。
先講他關于大戰起源之說法。
據辜氏，說也奇怪，大戰是起源于英人流氓崇拜及德人之武力崇拜。
英人之流氓崇拜（Poebelkultus，嘗見英文作mob-worship）可由大英帝國，聽市儈實業家之戲弄，向南非洲兩個蒲爾民主國宣戰這事實看出來。
依這位華人的意見，英人對流氓這樣恭順，引起德人極深痛的不平，而激起德人之武力崇拜。
這武力崇拜不久就變成武器崇拜。
辜氏雖然普通極佩服德人之優點，但是據他意思早晚德國民族必亡于這武力主義。
這種主義發生一種罪惡，在中國人眼光比任何罪惡還壞，就是蠻橫，不識輕重（Taktlosigkeit），一味恃強，有傷恕道。
我們很有趣地看他在最近中國事件舉出什麼例子，代表他這樣憎惡的缺德。
他舉的是在中國京城的大街上迫中國人所造的克持拉碑（按即哈德門街上的克林柏牌坊）。
在由歐人侵略激起的拳民之變亂中，北京有一位瘋人誤殺德國大使。
明知使四萬萬人為一瘋人鬧出的案負責，是極不合情理，但是德國政府還是逼迫造此碑坊，留為中國之恥辱。
這正像奧國逼迫意大利在羅馬Korso中造一紀念以利沙伯皇後的碑，因為一位發瘋的意大利人拿一皮匠的扁鑽刺殺那位可敬的無辜的皇後。
中國人最重禮儀，所以在外交上受人無禮侮辱更比他國民族深為憤慨。
依辜鴻銘意見，中國民族有三大特征，就是沉潛、遠見與淳樸。
所以他覺得歐美民族不易了解。
美國人大凡有遠見淳樸而乏沉潛；英國人大凡沉潛淳樸，而乏遠見；德國人遠見而沉潛，而乏淳樸。
依辜鴻銘，好像隻有法國人最能了解中國人。
固然，法人沒有德人的沉潛，也沒有美國人之遠大眼光，也沒有英人之單純思想法，但是他們有的是情感，細膩，而中國古老的文化非細膩聰明者不能了解，因為自希臘亡後，中國人比任何民族細膩聰明。
二千五百年來，中國的文明，是一種沒有祭司階級及沒有兵士的文化。
在辜鴻銘所最痛恨的革命以前，中國比任何國度較有自由：沒有教士，沒有巡警，沒有公安局捐所得稅等&mdash&mdash總之，凡使歐洲人民苦不欲生的文物，一切都沒有。
中國有句格言：&ldquo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
&rdquo誰隻要與中國士人稍有接觸，就會驚異感覺中國人之痛惡戰亂及輕鄙軍士。
斯萬伯氏說得好，ThomasMore于亨利第八年間在他的《烏托邦》書中所夢想的社會狀況，在那時早已在中國實行了，隻是歐人不知：一種沒有貴族，沒有祭司，而隻有士人貴族為最高貴階級的社會。
辜鴻銘最喜引用歌德一句話，表示中國的精神：&ldquo世上有兩種勢力：公道與禮義（RechtundSchicklichkeit）。
&rdquo &ldquo義&rdquo是孔教基礎之一。
其他一基礎中國人名之曰&ldquo禮&rdquo。
這是一種極難譯的字，辜氏譯為Takt（英文tact），但卻與原意不盡符，因禮字指一種繁文缛節之禮儀。
斯賓塞在他極好的書《禮儀的政制》（CeremonialGoverment）中，推究禮之普遍原義，這意義常是僅指一種上古時代的拘束罷了。
但在孔子看來，如在一切道德家看來，各種的禮節都含有倫理的深義，而依這位晚近儒者辜鴻銘的意見，這&ldquo禮&rdquo（即待人接物的禮貌）的價值重要并不在&ldquo義&rdquo字之下。
所以他雖然極口贊揚德人的公道觀念，卻把這次戰禍歸罪于德人禮貌觀念的缺乏。
（按辜鴻銘譯禮為Takt甚妙，系指待人接物體會人情，而&ldquo無禮&rdquo譯為Taktlosigkeit，特指為人粗率傲慢無端傷人。
） 同時這戰禍，無論在德人，或在其敵國，卻有更深的理由。
（并非如辜氏說的那樣簡單。
） 一位真正的中國人，不得不鄙視歐人。
由中國人看來，歐人或是美人是一種非靠教士及軍人不能自治的人類。
中國人自治也不用教士，也不用軍人。
孔教，教人做好百姓的教，已經證明，在二千五百年中，能不靠教士軍警，統馭一個比歐洲更大的民族，使就軌道。
據這位中國批評家的意見，歐洲所恃以維持社會國家秩序者有兩樣：就是敬神與畏法。
所謂敬畏，必先假定一種權力。
為要保持敬神觀念，歐洲須得養活一大班遊手好閑的人，名為&ldquo教士&rdquo。
這些人不但極靠不住，并且也要浪費巨資，所以成為歐洲人民極大的負擔。
辜鴻銘認為宗教改革（路德馬丁）及宗教改革之戰（即&ldquo三十年戰&rdquo）隻是歐洲人民要排去教士階級的企圖。
天主教禁止人民的（思想）自由，使得貫入敬神觀念，然而因為天主教勢力已經潰滅，所以又有一種方法，想用法律的制裁來維持社會的秩序。
但是為要使人有畏法觀念，又須養成一班更浪費金錢更遊手好閑之徒，名為巡警及軍士。
那末，依辜氏意見，在大戰期間，歐洲人民漸覺養這一班士兵，比養教士還要浪費，簡直可以破産。
正如在宗教改革時代，歐人有意排斥教士，現在大戰期間，也想起一種念頭，要由軍士之下自求解放。
所以要維持社會秩序，我們須如辜氏有點天真的說法，歸返于教士統治之下，不然，軍隊既然變成無用，我們就得另求新路，覓一新教，以代替那舊的，依他意見一堕不可複振的畏神觀念。
所以結果，就隻有一條路可走，即中國的古道，教人做好百姓的教&mdash&mdash一種人文主義，以義為本，以英人所謂gentleness為歐人的基本道德，以君子為人的理想，如東方民族幾千年來所奉為理想之君子一樣。
（二） 由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人的說法，據辜看來，中國的民族是主情的民族。
據他說，德人之武力階級比歐洲同階級的人少粗暴性；而中國人的武力示忠厚和讓，正與歐人之野獸搶掠本性相反。
據他說，中國人沒有獸性。
倘使在他身上找點與獸相近之處，也不是狐狸一派的理性，能偷到小雞就偷，而是近乎亞剌伯駿馬一種的聰明，雖然不懂英文文法，卻能領會它英國主人的意思。
中國的精神生活，據辜氏意見是心腸的情感的生活。
因此中國人對于環境外觀（潔淨？）極不注意。
中國的語言是心腸的語言（這名詞有點欠明了），所以小孩及未受教育的人最易學會。
這班人學語言最易，在各國都是一樣。
中國人長記憶力，也是主情的記憶。
中國人的禮貌，也是由衷腸流露出來，非如日本人硬學來的。
辜氏以此說解說外人所一緻指出的中國人不精确的習慣。
情感是一種極微妙的天秤（覺力），但是我們用心腸想事總不如用頭腦想事之精确。
辜氏說中國人之用毛筆，可以象征中國人之理智。
毛筆畫自然沒有鋼筆尖利清楚，運用也較難。
但是學會了之後，倒反輕重如意，濃淡得中，寫來比鋼筆美觀動人。
歐人說中國文化發育一半即不長進，說中國人對于抽象科學缺乏能力。
辜說中國人并不是發展一半的民族，乃永不衰老的民族。
中國人兼有赤子之心及成年人之智慧。
他極力闡揚，歐人情感理智之沖突，心腸與頭腦之沖突，不見于中國。
關于中國人缺乏進取精神，他未曾說到。
歐人有一種宗教，安慰他們的心靈，但與他們的理智沖突。
中國人沒有歐人所謂宗教，因為中國人，就是群衆也不真正重視宗教。
道觀佛廟禮式儀節之用，是作生活之點綴小玩，并非性靈的啟迪。
中國人不感覺宗教之迫切需要，因為中國人思想向來不去推敲來世，亦不去打破宇宙來源之謎。
但是他們雖不需要歐人狹義的所謂宗教，卻于孔教中已有了一種廣義的宗教，就是歌德在以下幾句所指的意義&mdash&mdash 誰有科學與藝術，就也有了宗教；誰兩樣都沒有，就須有宗教。
由中國人看來，歐人将宗教與人類社會國家隔開，非常奇異。
宗教教歐人做好人，孔教卻教人做好百姓。
歐洲所謂宗教，教人成聖，變成天使；中國人之所謂教教人做孝子順民。
辜氏作一妙語說：&ldquo政治在歐洲是一種科學，在中國是一種宗教。
&rdquo（按此指&ldquo政教&rdquo觀念） 孔子生前，中國人也有情感理智的沖突，與今日歐洲一樣。
孔子生而此沖突遂化歸烏有。
他不像老子、盧騷、托爾斯泰，專門攻擊鄙棄文明。
他教人，由于教化，人才可以立身行世。
人類受宇宙之謎的壓迫，所以需要科學、藝術、宗教。
這些減輕他心上的壓迫。
藝術與詩詞叫士人處處見出美；哲學與科學教他處處見到秩序規律。
天災人禍，世事變遷迫着大多數的人求一種安全的躲避；生老病死迫着人類求一種永久。
歐洲在宗教中追求這安全與永久，中國人在代替宗教之孔教中也找到了。
亞裡士多德及斯賓塞的哲學都不能在歐洲得到同樣的成績。
多半的人不能明了他們的理想，也沒有那種德性來服從他們的法律。
宗教之價值在于教人能聽良心的吩咐。
辜鴻銘說：人以為由于教人敬畏上帝，才能達到這結果。
但是孔教卻不用宗教，也收到同樣的成效。
他隻教人義的觀念。
辜氏知道，一切立教的教主，都是極富感情而慈悲為懷的人，都歸結以公道與慈愛為最高觀念，而名之為上帝，但他雖覺得這甚自然而且有意義，卻認為不關重要。
依他意見，歐人認為宗教之現形（所謂教會）的宗旨，在于教人民信上帝，這是一種錯誤；這層錯誤在最近時代叫許多正直的人讨厭教會。
辜氏引英國史家Froude的話說：&ldquo我在英國聽過幾百篇講道，講宗教之神秘，講教士奉行上帝的意旨，講使徒師承的傳統等，但不曾聽見過一篇講通常的廉恥，講這簡單的訓命：不可說訛，不可偷竊。
&rdquo對此一點，辜鴻銘隻指出，教會的義務并不在于叫人注意這些單純的道理，而是做一種神感，引起人一種活潑潑的熱誠。
歐洲耶教及回教怎樣激起這神感，引起這活潑潑的熱誠呢？他們的方法是引起對教主的愛，激起對教主有無限的愛慕崇拜。
這裡可見孔教與耶回兩教的區别。
回教教人迷信穆罕默德，耶教教人信奉耶稣，孔教卻不教人崇奉愛慕孔子（按指不奉孔子為神明）。
孔子生時，他的門人是愛慕他的。
他死了，他個人地位就不立于孔教之前。
歐洲有教堂，中國則有學校以代之。
學校的地位與西方之教堂正相同，因為中國指宗教之字，正是&ldquo教&rdquo字。
同時學校不盡與教會之範圍相同。
學堂之外，還有家庭。
各家有神主，各城有祖廟。
家庭與學校在中國合成外國之所謂教會。
辜氏對于他的議論有這樣的簡單的結語：孔教力量之源在于敬愛父母，猶如各教力量之源在于敬愛教主。
耶稣教會說：愛耶稣！回教教會教人：愛先知！中國的教會教人：愛你的父母！&mdash&mdash一位歐洲人附上說：這樣卻使批評祖宗成為完全不可能，但是這批評卻常是進步的來源。
（《人間世》第12期，1934年9月20日） 哀莫大于心死 天下大聰明與大糊塗，相去隻有毫發之差。
女子一念之差，可誤終身名節；士人一念之微，可誤國家大事。
國事如此糾紛，是非如此混淆，可與不可之間，糊塗者不能辨，聰明者亦常不能辨。
如果身處利害中，更必不能辨。
以不可為可者，未嘗無可之理由，以可為不可者，亦未嘗無不可之理由。
因此聰明人失之，糊塗人反得之，不然曆史上聰明人何以常幹出極糊塗之事，留下極糊塗之名！處此是非混淆之勢，聰明不足憑，惟視一點孤貞氣義足為我們表率而已。
中國儒家，因儒而儒，向來幹不出什麼驚天動地事業，也是因為這一點緣故。
若文天祥、史可法、王陽明、曾國藩、林則徐，以儒家出身作出大事業，皆禀一點孤貞節烈之氣而已。
此數君子皆一片天地正義在心頭，其學問皆從正心、修身做起，王陽明講良知，曾國藩事事留心，皆是儒家積極入世以天下為己任之成功者。
聰明以為可，良知以為不可，則不可之；聰明以為不可，良知以為可，則可之。
良知為主，聰明為奴，其人必忠：良知為奴，聰明為主，其人必奸。
孫中山為中國近代偉人，無疑矣。
其所以成為偉人，非其聰明過于袁世凱，亦隻是一點忠貞為國凜烈秉耀氣貫日月之光明心地而已。
苟無此一點心地光明，則其聰明學問皆不值半文錢。
民國以前，其所知者惟不願中國為滿奴而已；民國以後，其所知者惟不願中國淪為半殖民地而已。
此所謂知者，良知之知，非聰明之知。
中國何以斷斷不可淪為半殖民地，惟良知知之，聰明不知也。
中山先生既有此知，乃不顧困難，不辭艱瘁，奮勇而行，然後以聰明為奴，解決一切，如衆星之有北辰，是非易于分辨，去從易于抉擇，然後行易，此吾解知難行易之說；若心中本無确定之目标，本無主裁，見事而疑，知難而退，于是生出糊塗了事、敷衍委蛇之局面。
今日事發，隻圖今日對付，明日事發，再圖明日對付，此時并行亦不易矣。
王陽明良知之說如此，《大學》在明明德之說亦如此。
先明德然後緻知，德不明，知亦無用，知既無用，行必缺少勇氣。
孟子曰，哀莫大于心死，亦隻是如此說法。
心為主裁，心死則萬事不足為。
孫中山本良知之知，中國斷斷不可淪為半殖民地：又本良知，知欲達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
民衆于是心亦不死，全國從而有一番新毅力、新目标，共謀北伐成功。
此十六年民心未死之證，亦人心未死，事且可為之證。
是民國以來，中國人之政治努力，皆憑孫中山此一點良知喚起所使然，其理甚明。
吾願谒中山陵者，皆想此&ldquo天地正氣&rdquo四字道理。
于此又可知先知覺後知之理。
先知欲國民之心死則死，欲國民之心不死則不死。
今日國難方殷，滿目瘡痍，人心已經奄奄将死。
倘使如越王勾踐，使人心不死，生聚教訓，養精蓄銳以待時，則人心亦可不死。
倘使并此心亦不可有，欲其死，則死亦甚易。
隻看有何由良知指示之目标，決不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并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堅其意志，以為一劑補血針，則中國人心尚可救藥，行亦不難。
處于今日地位，雖曰萬分困難，隻要當事者以孫中山先生之心為心，是非立明，去從立決，而辦法自來。
不然恐煩難之問題，且将層至疊來，任爾如何聰明，皆對付不來也。
二十四年二月廿一日讀報有感而作 （《人間世》第23期，1935年3月5日） 讀書與看書 曾國藩說，讀書看書不同，&ldquo看者攻城拓地，讀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兩事，不可阙，亦不可混。
&rdquo讀書道理，本來如此，曾國藩又說：讀書強記無益，一時記不得，丢了十天八天再讀，自然易記。
此是經驗之談。
今日中小學教育全然違背此讀書心理學原理，一不分讀書、看書，二叫人強記。
故弄得學生手忙腳亂，浪費精神。
小學國語固然應該讀，文字讀音意義用法，弄得清清楚楚，不容含糊了事。
至于地理常識等等，常令人記所不當記，記所不必記，真真罪惡。
譬如說，鎮江名勝有金山、焦山、北固山，此是常識。
應該說說，記得固好，不記得亦無妨，以後聽人家談起，或親遊其地，自然也記得。
試問今日多少學界中人，不知鎮江有北固山，而仍不失為受教育者，何苦獨苛求于三尺童子。
學生既未見到金山、北固山，勉強硬記，亦不知所言為何物，隻知念三個名詞而已。
揚州有瘦西湖，有平山堂，平山堂之東有萬松林，瘦西湖又有五亭橋、小金山、二十四橋舊址，此又是常識，也應該說說，卻不必強記。
實則學生不知五亭橋、萬松林為何物，連教員之中十九亦不知所言為何物。
今考常識，學生曰，萬松林在平山堂之西，則得零分，在平山堂之東，則得一百分，豈不笑話？衛生一科，知道人身有小腸大腸固然甚好，然大腸明明是一條，又必分為升結腸、橫結腸、降結腸，又是無端添了令人強記名詞，笑話不笑話？弊源有二：一、教科書編者，專門抄書，表示專家架子。
二、教員不知分出重輕，全課名詞，必要學生硬記。
學生吓于分數之威嚴，為所屈服，亦隻好不知所雲的硬記，由是有趣的常識，變為無味的苦記。
殊不知過些時候，到底記得多少，請教員摸摸良心自問可也，何故作踐青年精神光陰？ （《宇宙風》第5期，1
時代錯誤，誤把二十世紀當做十六世紀，固然老朽，然而根本失了人格，喘着氣急急忙忙趨新骛奇的投機主義者，也不足為偉大的時代增光。
所以這個時代是否偉大，也是看有無偉大的人。
趕熱鬧者隻是末世并不是盛世之點綴。
現代中國人脾氣，近于美國，不近于英國。
美國是未成年的兒童國，忽而麻雀，忽而哥而夫，忽而Crosswordpule，哄，哄，哄一年半載便都忘卻，又去趕最新的熱鬧。
麻雀、哥而夫、Crosswordpule就是玩具，而兒童非有玩具不可，而且玩具非迎新棄舊不可，在哥而夫時行之際打麻雀即名之為落伍。
全國就是這樣哄哄哄度歲月。
然而這并不是美國國民之偉大處。
英國人便稍許不同，高洋樓不大肯造，舊名詞不大肯改，剃頭機關椅不大肯坐。
美國人跑到倫敦King'saway理發室看見隻有平平正正的堅厚的木椅，暗笑英國人落伍。
然而英國人以為坐在木椅理發仍然就可以過活，而且暗中竊笑全美國人民就是被廣告術哄騙的兒童。
英國人是不大會受廣告欺弄的。
這也許就是英國國民之偉大。
美國報紙論調是降低以就市井無賴的，編排要叫街人注目，殺人放火新聞必列第一版。
英國報紙是比較鎮靜的，循規蹈矩而來，論調太膚淺下流，就要遭人鄙薄。
兩國報紙各有高下二種，但是大體上有這個分别。
美國人因電氣風行，戲台演劇全然沒落，如SchubertTheatres也要倒閉。
倫敦的演劇卻仍然與電影并行。
我私衷是佩服英國人，而不佩服美國人的。
牛津、劍橋大學許多圖書館沒有卡片索引，許多寄宿沒有涼熱水管。
然而劍橋學生走路仍然可以宛如天地間惟我獨尊，牛津學生走路宛如天地間誰為獨尊皆不在乎。
此數大學皆能保存其個性，雖然表面上在一九三〇年時似乎落伍，然而一九三〇年時代自身消滅之後，牛津、劍橋仍巋然獨存，并不會随一九三〇之風尚以消滅。
是的，人須有相當的傲慢。
辜鴻銘、康有為是傲慢的，不是投機的。
辜、康雖然落伍，仍然保持一個自己。
與時俱進加入國民黨之軍閥雖然博得革命，卻未必是&ldquo邁進&rdquo的時代的光榮。
羅文幹的外交政策已經落伍，然而羅是傲慢的，不是投機的，一時代多傲慢的人，時代就會偉大。
也許資本主義諸國都要消滅，但是英國消滅必最後，此可斷言。
我不大相信英國會落伍。
英國所落伍的，隻是落了哥而夫球朋友之伍。
然而中國又與美國不同。
美國投機而同時有容忍批評的文化。
中國人卻是投機而加以籠統。
凡是舶來貨都是好的。
凡是古老的都是不好。
這是中國人的籠統。
富家不肖子弟不能開發先人遺業，隻數家珍以示人，固不足取。
然富家子弟賣祖上園宅去買汽車、造洋房，未必是興家之象。
凡是文言都是壞的，而不能評鑒文言文學中之真僞貨色，便是籠統。
甚至認語錄為文言，因不看而加以定罪，也是籠統。
凡是白話都是好的，而對于食洋不化的白話四六，不能加以糾正，也是籠統。
把文學根源所在之&ldquo性靈&rdquo糊裡糊塗認為白話、文言文學上的問題，也是籠統。
西洋文學中之individuality，personality便是好，中國文學裡之&ldquo性靈&rdquo便是不好，也叫做籠統思想。
這樣下去，中國不會有真正批評的文化。
因為不會有真正批評的文化，所以這個時代（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的時代）也不會為後人稱為偉大。
因周作人不投機，所以周作人&ldquo落伍&rdquo了。
然而在一九三〇年代自身沒落以後，周作人文章不會跟着消滅。
一九三〇年間哄哄者恐要消滅。
所以趨時雖然要緊，保持人的本位也一樣要緊。
怕為時代遺棄而落伍者，先已失去自己，終必随那短短的時代而落伍。
在這熙熙攘攘、世事糾紛的世界，隻有一字可做标準，就是&ldquo真&rdquo。
一人甯可說襟腑獨見的落伍話，不可說虛僞投機的合時話。
說襟腑獨見的落伍話，至少良心無愧，落伍得痛快，落伍得傲慢。
而且即使一時見解錯誤，尚有生機。
說虛僞投機的合時話者，方寸靈明已亂，不可救藥。
（《人間世》第8期，1934年7月20日） 說浪漫 晨起雨霁，作雲中囚數日，見此心地亦随之而放。
窗光照紙上，如藍天海月，照人顔色，更喜，乃執筆記叙此心境，不負此晨光。
因思日來濛霧蔽山，不能出門寸步，頗似名教及文學上之古典主義。
處其間者，亦終日守身如玉，存履霜臨冰之念，兢兢以終世至入棺木，是豈得人情之正者？孔子聞人歌而樂則和之，是孔子吟唱，亦不定于未時申時舉行也，今世儒者即定時亦不敢歌。
哭而恸，酒無量，與點也，三月不知肉味，皆孔子富于情感之證。
至若見一不相知者之喪，淚珠無故滴下（惡其淚之無從），直是浪漫派若盧騷者之行徑。
蓋儒家本色亦求中和皆中節而已，第因&ldquo中和&rdquo二字出了毛病，腐儒誤解&ldquo中和&rdquo，乃專在&ldquo節&rdquo字&ldquo防&rdquo字用工，由是孔子自然的人生觀，一變為陰森迫人之禮制，再變而為矯情虛僞之道學，而人生樂趣全失矣。
漢之儒學趨入陳腐，專習章句，已無有生氣。
既無有生氣，于是有第一次浪漫運動之魏晉思想出現，比儒士之守繩墨如虱行褲中縫線。
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乃人性之正反兩面，為自然現象，不限之于任何民族，故以名教獨霸天下之中國亦不能免。
儒者不自知其過，而直詈清談，豈知此乃自身俗論引起之反動。
時勢所成，積重難返，儒家反抗，亦無奈何。
自是道家思想遂成為中國之浪漫思想，若放逸，若清高，若遁世，若欣賞自然，皆浪漫主義之特色，入自然者愈深，則其惡禮制愈甚。
阮籍等之倡狂放任，唾棄名教，即浪漫派深惡古典派之本色。
或者不是深惡，隻是若莊生之呵呵大笑的輕鄙而已。
唐之道風不絕，至宋而有理學出現，蘇黃之诋谑理學，亦即浪漫思想。
明末後有浪漫思想出現，自袁中郎、屠赤水、王思任以緻有清之李笠翁、袁子才皆崇拜自然真摯，反抗矯揉僞飾之儒者，而至今明清尚有一些文章可讀者，亦系借此一點生氣。
此些人尚可自稱為儒，并肯自稱為儒，實系孔子人本主義基礎打得寬的緣故，故在其&ldquo近情&rdquo範圍之中，仍容得下浪漫反抗，許人歸返自然也。
此時若屠龍之浪漫思想最明。
此人尚放任，尚偉大，尚高傲，若鴻苞書《中庸奇論》說得最清楚： 俗人局井蛙夏蟲之見，乏見大寥廓之觀，惟知世間之啖飯遺矢以為中庸。
稍有出于常格跬步者，便指以為奇，而驚駭疑畏之，此庸衆人往往所以得志，而賢智坐困。
苟非挺金鐵百煉之性，負鳳凰千仞之氣者，鮮不俯而就俗尚，趨常局，以免于世之疑駭，世道又何賴乎？此其關系夫豈淺也？ 屠公看得出此中一個關鍵，眼光實超人一等。
我以為中國偉大人格，正在賢智坐困而俯就俗尚，趨常局耳。
在看得起人類者，都不會贊成此種陷賢智于常局之圈套。
試思中國四萬萬同胞，何以出不了一位甘地，并出不了英國第三四流政治人才？此中關系，豈非如赤水所雲？否則天生四萬萬同胞，皆庸才無疑，而非禮教俗尚之罪也。
赤水又曰： 古豪傑遇今之時，有低眉束手而坐困耳。
而居顯要享富貴者，必啖飯遺矢之輩。
啖飯遺矢而外，稍有所舉動，悉奇也。
此豈國家之福哉！ 痛哉斯言！吾意當不是天不生豪傑，當是天生了豪傑，而豪傑為世所困耳。
世人既鄙奇崇庸，黠者乃飾其奇而隐于庸，以與世浮沉。
讨王公大人喜歡，求得一官半職，從庸衆啖飯遺矢，又從庸衆生子生孫，而國事乃無人過問。
夫豈真兒女情長，英雄肝膽自生得不結實耳。
及至庸勝奇之勢成，半個甘地乃不可得，半個路易喬治亦不可得。
從此可知中國之病已入膏肓。
赤水黃泉有知，亦當三歎。
吾故曰，中國可産龜，但斷産不出長頸鹿。
因在中國，頸太長是一樁罪過，人人執一斧待而砍之。
惟有龜，善縮頸，乃得人人喜歡，而龜齡鶴壽，亦果然可以辦到。
是之謂中國式之養生。
（《人間世》第10期，1934年8月20日） 辜鴻銘論 GeorgeBrandes著林語堂譯 是篇為一九一七年丹麥文評大家勃蘭得斯所作，收入他所著之Miniaturen書中（ErichReissVerlag，Berlin）。
辜鴻銘于歐戰未終時，曾著長文，題曰VerteidigungClinasgegenEuropa《為中國辯護反對歐羅巴》，其他論文，亦有譯為德文者。
時歐洲大亂，人心對西方文明之信仰基本動搖，故辜氏之論調，甚足炫惑人心。
本文第一段叙述該篇大意，第二段叙述&ldquo春秋大義&rdquo（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要旨。
讀勃蘭得斯此文，可知辜氏論調之要點，及其在西洋思想界之影響。
勃蘭得斯學極淹博，于近代歐洲文學思想，無不融會貫通，故此文中參入批評，亦能抉核見微，與尋常評論，又自不同。
&mdash&mdash譯者 （一） 瑞典學者斯萬伯HaraldSvanberg譯述辜鴻銘著作，由是使我們得窺到此位卓著的中國學者對于歐戰及對于東西文化關系的思想。
比之通常歐洲人士所僅識得之多半作家，辜氏值得更大的注意而不可同日語了。
辜鴻銘氏生于一國，其國中既無歐洲的世傳貴族，又無美國之金錢貴族，凡常人隻須能科舉中試，皆可升為紳士，并且凡紳士除依其中試之鼎甲外，不得升遷。
同時我們可以說辜鴻銘的家世門第，比我們的伯爵男爵還高貴久遠。
他的家族出于西曆紀元前一七六六年至一一二二年統治中國之王室。
（按元和姓纂雲泉州晉江有此姓，相傳辜為廈門同安人，其望出晉江。
一雲，其先因被辜自悔，以辜為氏，如救氏、赦氏、譴氏之類。
然則勃氏所雲或者是據瑞典譯者解&lsquo湯生&rsquo二字之誤吧？）在精神上，他也是真正的中國人，是一位儒者，熱烈崇拜二千五百年來支配中國人思想之孔夫子。
孔夫子的道理，前曾為Voltaire與Leibniz所欽服，現在也得辜鴻銘不倦的向歐人宣揚。
此公向為兩湖總督張之洞幕下，直至民國建立以前曾享文譽，不但精通東方學術，且于東方文學之外，熟谙我們的文字，寫的是英文，引據的是法德作家，而最好講的是臘丁文。
他生于槟榔島，早年被他的父親送到歐洲，留學十二年。
他在蘇格蘭得了博士學位，而漸成蘇格蘭學者卡萊爾Carlyle之熱烈崇拜者。
卡氏生時，他還有時會到，他與卡萊爾一樣崇拜歌德為歐洲的最高人物。
他看見孔子的精神學問經過幾千年後重複見于歌德身上。
在許多方面，我們可以看見卡萊爾于辜鴻銘的影響。
可以确知的是：歌德是德國唯一的作家給過辜鴻銘深刻的印象，餘則用法文寫作的德人Leibniz，由于他極口稱揚中國文化之偉大精微而引起辜氏之同情。
還是英美作家較常給他影響&mdash&mdash尤其是MatthewArnold，Tennyson，Emerson。
在法國文學中有時他也親炙那些不大知名的作家如Joubert及那些不為人所愛及若有若無的詩人如Beranger。
他講到歐洲時，使我們感到興趣的是他新穎讨人喜歡的觀點。
有時偶然也可見到我們已經棄而不用的學說的痕迹，如在學堂課本也可見到。
比如：他相信猶太國族之亡是因為與耶稣的關系；羅馬民族之亡是因為不聽耶稣的話：&ldquo誰拔劍者，須亡于劍。
&rdquo（按勃蘭得斯系猶太人，故對此尤覺不滿。
） 但是這些辭句，隻是他在歐洲大學聽講時所留下偶然的蹤影。
在這樣一位自立腳跟、堅确求道，及文字極有清新力量的人是不足介意的。
先講他關于大戰起源之說法。
據辜氏，說也奇怪，大戰是起源于英人流氓崇拜及德人之武力崇拜。
英人之流氓崇拜（Poebelkultus，嘗見英文作mob-worship）可由大英帝國，聽市儈實業家之戲弄，向南非洲兩個蒲爾民主國宣戰這事實看出來。
依這位華人的意見，英人對流氓這樣恭順，引起德人極深痛的不平，而激起德人之武力崇拜。
這武力崇拜不久就變成武器崇拜。
辜氏雖然普通極佩服德人之優點，但是據他意思早晚德國民族必亡于這武力主義。
這種主義發生一種罪惡，在中國人眼光比任何罪惡還壞，就是蠻橫，不識輕重（Taktlosigkeit），一味恃強，有傷恕道。
我們很有趣地看他在最近中國事件舉出什麼例子，代表他這樣憎惡的缺德。
他舉的是在中國京城的大街上迫中國人所造的克持拉碑（按即哈德門街上的克林柏牌坊）。
在由歐人侵略激起的拳民之變亂中，北京有一位瘋人誤殺德國大使。
明知使四萬萬人為一瘋人鬧出的案負責，是極不合情理，但是德國政府還是逼迫造此碑坊，留為中國之恥辱。
這正像奧國逼迫意大利在羅馬Korso中造一紀念以利沙伯皇後的碑，因為一位發瘋的意大利人拿一皮匠的扁鑽刺殺那位可敬的無辜的皇後。
中國人最重禮儀，所以在外交上受人無禮侮辱更比他國民族深為憤慨。
依辜鴻銘意見，中國民族有三大特征，就是沉潛、遠見與淳樸。
所以他覺得歐美民族不易了解。
美國人大凡有遠見淳樸而乏沉潛；英國人大凡沉潛淳樸，而乏遠見；德國人遠見而沉潛，而乏淳樸。
依辜鴻銘，好像隻有法國人最能了解中國人。
固然，法人沒有德人的沉潛，也沒有美國人之遠大眼光，也沒有英人之單純思想法，但是他們有的是情感，細膩，而中國古老的文化非細膩聰明者不能了解，因為自希臘亡後，中國人比任何民族細膩聰明。
二千五百年來，中國的文明，是一種沒有祭司階級及沒有兵士的文化。
在辜鴻銘所最痛恨的革命以前，中國比任何國度較有自由：沒有教士，沒有巡警，沒有公安局捐所得稅等&mdash&mdash總之，凡使歐洲人民苦不欲生的文物，一切都沒有。
中國有句格言：&ldquo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
&rdquo誰隻要與中國士人稍有接觸，就會驚異感覺中國人之痛惡戰亂及輕鄙軍士。
斯萬伯氏說得好，ThomasMore于亨利第八年間在他的《烏托邦》書中所夢想的社會狀況，在那時早已在中國實行了，隻是歐人不知：一種沒有貴族，沒有祭司，而隻有士人貴族為最高貴階級的社會。
辜鴻銘最喜引用歌德一句話，表示中國的精神：&ldquo世上有兩種勢力：公道與禮義（RechtundSchicklichkeit）。
&rdquo &ldquo義&rdquo是孔教基礎之一。
其他一基礎中國人名之曰&ldquo禮&rdquo。
這是一種極難譯的字，辜氏譯為Takt（英文tact），但卻與原意不盡符，因禮字指一種繁文缛節之禮儀。
斯賓塞在他極好的書《禮儀的政制》（CeremonialGoverment）中，推究禮之普遍原義，這意義常是僅指一種上古時代的拘束罷了。
但在孔子看來，如在一切道德家看來，各種的禮節都含有倫理的深義，而依這位晚近儒者辜鴻銘的意見，這&ldquo禮&rdquo（即待人接物的禮貌）的價值重要并不在&ldquo義&rdquo字之下。
所以他雖然極口贊揚德人的公道觀念，卻把這次戰禍歸罪于德人禮貌觀念的缺乏。
（按辜鴻銘譯禮為Takt甚妙，系指待人接物體會人情，而&ldquo無禮&rdquo譯為Taktlosigkeit，特指為人粗率傲慢無端傷人。
） 同時這戰禍，無論在德人，或在其敵國，卻有更深的理由。
（并非如辜氏說的那樣簡單。
） 一位真正的中國人，不得不鄙視歐人。
由中國人看來，歐人或是美人是一種非靠教士及軍人不能自治的人類。
中國人自治也不用教士，也不用軍人。
孔教，教人做好百姓的教，已經證明，在二千五百年中，能不靠教士軍警，統馭一個比歐洲更大的民族，使就軌道。
據這位中國批評家的意見，歐洲所恃以維持社會國家秩序者有兩樣：就是敬神與畏法。
所謂敬畏，必先假定一種權力。
為要保持敬神觀念，歐洲須得養活一大班遊手好閑的人，名為&ldquo教士&rdquo。
這些人不但極靠不住，并且也要浪費巨資，所以成為歐洲人民極大的負擔。
辜鴻銘認為宗教改革（路德馬丁）及宗教改革之戰（即&ldquo三十年戰&rdquo）隻是歐洲人民要排去教士階級的企圖。
天主教禁止人民的（思想）自由，使得貫入敬神觀念，然而因為天主教勢力已經潰滅，所以又有一種方法，想用法律的制裁來維持社會的秩序。
但是為要使人有畏法觀念，又須養成一班更浪費金錢更遊手好閑之徒，名為巡警及軍士。
那末，依辜氏意見，在大戰期間，歐洲人民漸覺養這一班士兵，比養教士還要浪費，簡直可以破産。
正如在宗教改革時代，歐人有意排斥教士，現在大戰期間，也想起一種念頭，要由軍士之下自求解放。
所以要維持社會秩序，我們須如辜氏有點天真的說法，歸返于教士統治之下，不然，軍隊既然變成無用，我們就得另求新路，覓一新教，以代替那舊的，依他意見一堕不可複振的畏神觀念。
所以結果，就隻有一條路可走，即中國的古道，教人做好百姓的教&mdash&mdash一種人文主義，以義為本，以英人所謂gentleness為歐人的基本道德，以君子為人的理想，如東方民族幾千年來所奉為理想之君子一樣。
（二） 由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人的說法，據辜看來，中國的民族是主情的民族。
據他說，德人之武力階級比歐洲同階級的人少粗暴性；而中國人的武力示忠厚和讓，正與歐人之野獸搶掠本性相反。
據他說，中國人沒有獸性。
倘使在他身上找點與獸相近之處，也不是狐狸一派的理性，能偷到小雞就偷，而是近乎亞剌伯駿馬一種的聰明，雖然不懂英文文法，卻能領會它英國主人的意思。
中國的精神生活，據辜氏意見是心腸的情感的生活。
因此中國人對于環境外觀（潔淨？）極不注意。
中國的語言是心腸的語言（這名詞有點欠明了），所以小孩及未受教育的人最易學會。
這班人學語言最易，在各國都是一樣。
中國人長記憶力，也是主情的記憶。
中國人的禮貌，也是由衷腸流露出來，非如日本人硬學來的。
辜氏以此說解說外人所一緻指出的中國人不精确的習慣。
情感是一種極微妙的天秤（覺力），但是我們用心腸想事總不如用頭腦想事之精确。
辜氏說中國人之用毛筆，可以象征中國人之理智。
毛筆畫自然沒有鋼筆尖利清楚，運用也較難。
但是學會了之後，倒反輕重如意，濃淡得中，寫來比鋼筆美觀動人。
歐人說中國文化發育一半即不長進，說中國人對于抽象科學缺乏能力。
辜說中國人并不是發展一半的民族，乃永不衰老的民族。
中國人兼有赤子之心及成年人之智慧。
他極力闡揚，歐人情感理智之沖突，心腸與頭腦之沖突，不見于中國。
關于中國人缺乏進取精神，他未曾說到。
歐人有一種宗教，安慰他們的心靈，但與他們的理智沖突。
中國人沒有歐人所謂宗教，因為中國人，就是群衆也不真正重視宗教。
道觀佛廟禮式儀節之用，是作生活之點綴小玩，并非性靈的啟迪。
中國人不感覺宗教之迫切需要，因為中國人思想向來不去推敲來世，亦不去打破宇宙來源之謎。
但是他們雖不需要歐人狹義的所謂宗教，卻于孔教中已有了一種廣義的宗教，就是歌德在以下幾句所指的意義&mdash&mdash 誰有科學與藝術，就也有了宗教；誰兩樣都沒有，就須有宗教。
由中國人看來，歐人将宗教與人類社會國家隔開，非常奇異。
宗教教歐人做好人，孔教卻教人做好百姓。
歐洲所謂宗教，教人成聖，變成天使；中國人之所謂教教人做孝子順民。
辜氏作一妙語說：&ldquo政治在歐洲是一種科學，在中國是一種宗教。
&rdquo（按此指&ldquo政教&rdquo觀念） 孔子生前，中國人也有情感理智的沖突，與今日歐洲一樣。
孔子生而此沖突遂化歸烏有。
他不像老子、盧騷、托爾斯泰，專門攻擊鄙棄文明。
他教人，由于教化，人才可以立身行世。
人類受宇宙之謎的壓迫，所以需要科學、藝術、宗教。
這些減輕他心上的壓迫。
藝術與詩詞叫士人處處見出美；哲學與科學教他處處見到秩序規律。
天災人禍，世事變遷迫着大多數的人求一種安全的躲避；生老病死迫着人類求一種永久。
歐洲在宗教中追求這安全與永久，中國人在代替宗教之孔教中也找到了。
亞裡士多德及斯賓塞的哲學都不能在歐洲得到同樣的成績。
多半的人不能明了他們的理想，也沒有那種德性來服從他們的法律。
宗教之價值在于教人能聽良心的吩咐。
辜鴻銘說：人以為由于教人敬畏上帝，才能達到這結果。
但是孔教卻不用宗教，也收到同樣的成效。
他隻教人義的觀念。
辜氏知道，一切立教的教主，都是極富感情而慈悲為懷的人，都歸結以公道與慈愛為最高觀念，而名之為上帝，但他雖覺得這甚自然而且有意義，卻認為不關重要。
依他意見，歐人認為宗教之現形（所謂教會）的宗旨，在于教人民信上帝，這是一種錯誤；這層錯誤在最近時代叫許多正直的人讨厭教會。
辜氏引英國史家Froude的話說：&ldquo我在英國聽過幾百篇講道，講宗教之神秘，講教士奉行上帝的意旨，講使徒師承的傳統等，但不曾聽見過一篇講通常的廉恥，講這簡單的訓命：不可說訛，不可偷竊。
&rdquo對此一點，辜鴻銘隻指出，教會的義務并不在于叫人注意這些單純的道理，而是做一種神感，引起人一種活潑潑的熱誠。
歐洲耶教及回教怎樣激起這神感，引起這活潑潑的熱誠呢？他們的方法是引起對教主的愛，激起對教主有無限的愛慕崇拜。
這裡可見孔教與耶回兩教的區别。
回教教人迷信穆罕默德，耶教教人信奉耶稣，孔教卻不教人崇奉愛慕孔子（按指不奉孔子為神明）。
孔子生時，他的門人是愛慕他的。
他死了，他個人地位就不立于孔教之前。
歐洲有教堂，中國則有學校以代之。
學校的地位與西方之教堂正相同，因為中國指宗教之字，正是&ldquo教&rdquo字。
同時學校不盡與教會之範圍相同。
學堂之外，還有家庭。
各家有神主，各城有祖廟。
家庭與學校在中國合成外國之所謂教會。
辜氏對于他的議論有這樣的簡單的結語：孔教力量之源在于敬愛父母，猶如各教力量之源在于敬愛教主。
耶稣教會說：愛耶稣！回教教會教人：愛先知！中國的教會教人：愛你的父母！&mdash&mdash一位歐洲人附上說：這樣卻使批評祖宗成為完全不可能，但是這批評卻常是進步的來源。
（《人間世》第12期，1934年9月20日） 哀莫大于心死 天下大聰明與大糊塗，相去隻有毫發之差。
女子一念之差，可誤終身名節；士人一念之微，可誤國家大事。
國事如此糾紛，是非如此混淆，可與不可之間，糊塗者不能辨，聰明者亦常不能辨。
如果身處利害中，更必不能辨。
以不可為可者，未嘗無可之理由，以可為不可者，亦未嘗無不可之理由。
因此聰明人失之，糊塗人反得之，不然曆史上聰明人何以常幹出極糊塗之事，留下極糊塗之名！處此是非混淆之勢，聰明不足憑，惟視一點孤貞氣義足為我們表率而已。
中國儒家，因儒而儒，向來幹不出什麼驚天動地事業，也是因為這一點緣故。
若文天祥、史可法、王陽明、曾國藩、林則徐，以儒家出身作出大事業，皆禀一點孤貞節烈之氣而已。
此數君子皆一片天地正義在心頭，其學問皆從正心、修身做起，王陽明講良知，曾國藩事事留心，皆是儒家積極入世以天下為己任之成功者。
聰明以為可，良知以為不可，則不可之；聰明以為不可，良知以為可，則可之。
良知為主，聰明為奴，其人必忠：良知為奴，聰明為主，其人必奸。
孫中山為中國近代偉人，無疑矣。
其所以成為偉人，非其聰明過于袁世凱，亦隻是一點忠貞為國凜烈秉耀氣貫日月之光明心地而已。
苟無此一點心地光明，則其聰明學問皆不值半文錢。
民國以前，其所知者惟不願中國為滿奴而已；民國以後，其所知者惟不願中國淪為半殖民地而已。
此所謂知者，良知之知，非聰明之知。
中國何以斷斷不可淪為半殖民地，惟良知知之，聰明不知也。
中山先生既有此知，乃不顧困難，不辭艱瘁，奮勇而行，然後以聰明為奴，解決一切，如衆星之有北辰，是非易于分辨，去從易于抉擇，然後行易，此吾解知難行易之說；若心中本無确定之目标，本無主裁，見事而疑，知難而退，于是生出糊塗了事、敷衍委蛇之局面。
今日事發，隻圖今日對付，明日事發，再圖明日對付，此時并行亦不易矣。
王陽明良知之說如此，《大學》在明明德之說亦如此。
先明德然後緻知，德不明，知亦無用，知既無用，行必缺少勇氣。
孟子曰，哀莫大于心死，亦隻是如此說法。
心為主裁，心死則萬事不足為。
孫中山本良知之知，中國斷斷不可淪為半殖民地：又本良知，知欲達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
民衆于是心亦不死，全國從而有一番新毅力、新目标，共謀北伐成功。
此十六年民心未死之證，亦人心未死，事且可為之證。
是民國以來，中國人之政治努力，皆憑孫中山此一點良知喚起所使然，其理甚明。
吾願谒中山陵者，皆想此&ldquo天地正氣&rdquo四字道理。
于此又可知先知覺後知之理。
先知欲國民之心死則死，欲國民之心不死則不死。
今日國難方殷，滿目瘡痍，人心已經奄奄将死。
倘使如越王勾踐，使人心不死，生聚教訓，養精蓄銳以待時，則人心亦可不死。
倘使并此心亦不可有，欲其死，則死亦甚易。
隻看有何由良知指示之目标，決不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并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堅其意志，以為一劑補血針，則中國人心尚可救藥，行亦不難。
處于今日地位，雖曰萬分困難，隻要當事者以孫中山先生之心為心，是非立明，去從立決，而辦法自來。
不然恐煩難之問題，且将層至疊來，任爾如何聰明，皆對付不來也。
二十四年二月廿一日讀報有感而作 （《人間世》第23期，1935年3月5日） 讀書與看書 曾國藩說，讀書看書不同，&ldquo看者攻城拓地，讀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兩事，不可阙，亦不可混。
&rdquo讀書道理，本來如此，曾國藩又說：讀書強記無益，一時記不得，丢了十天八天再讀，自然易記。
此是經驗之談。
今日中小學教育全然違背此讀書心理學原理，一不分讀書、看書，二叫人強記。
故弄得學生手忙腳亂，浪費精神。
小學國語固然應該讀，文字讀音意義用法，弄得清清楚楚，不容含糊了事。
至于地理常識等等，常令人記所不當記，記所不必記，真真罪惡。
譬如說，鎮江名勝有金山、焦山、北固山，此是常識。
應該說說，記得固好，不記得亦無妨，以後聽人家談起，或親遊其地，自然也記得。
試問今日多少學界中人，不知鎮江有北固山，而仍不失為受教育者，何苦獨苛求于三尺童子。
學生既未見到金山、北固山，勉強硬記，亦不知所言為何物，隻知念三個名詞而已。
揚州有瘦西湖，有平山堂，平山堂之東有萬松林，瘦西湖又有五亭橋、小金山、二十四橋舊址，此又是常識，也應該說說，卻不必強記。
實則學生不知五亭橋、萬松林為何物，連教員之中十九亦不知所言為何物。
今考常識，學生曰，萬松林在平山堂之西，則得零分，在平山堂之東，則得一百分，豈不笑話？衛生一科，知道人身有小腸大腸固然甚好，然大腸明明是一條，又必分為升結腸、橫結腸、降結腸，又是無端添了令人強記名詞，笑話不笑話？弊源有二：一、教科書編者，專門抄書，表示專家架子。
二、教員不知分出重輕，全課名詞，必要學生硬記。
學生吓于分數之威嚴，為所屈服，亦隻好不知所雲的硬記，由是有趣的常識，變為無味的苦記。
殊不知過些時候，到底記得多少，請教員摸摸良心自問可也，何故作踐青年精神光陰？ （《宇宙風》第5期，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