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現象引起的文學史思考 錢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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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過程作細緻的交待與刻劃，自然也要考慮市民為主體的觀衆的欣賞趣味，從而增添了許多原著所沒有的情節與細節；我們隻能根據通俗劇的藝術要求去讨論其增添的得失，而絕不能以“不像原著”為理由否定改編者的創造。
這裡強調的是“原著”與“改編”不同，這是我們首先要注意的；但也不能因此否定二者的聯系：上述新文學代表作能夠被改編成通俗劇，這個事實至少說明，這些“新文學”作品本身就具有了“通俗文學”的某些因素（因子）。
像《雷雨》裡的情節原素，諸如“少爺與丫環”、“姨太太與大少爺”之間的偷情，“父親與私生子”之間的沖突，失散多年後“父（母）與子”、“夫與妻”的相認等等，都是通俗言情作品的基本情節模式，電視劇作者看中了《雷雨》，自是顯示了一種眼光的。
這種眼光有助于我們更準确地把握新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的聯系：盡管新文學從一開始就是作為“通俗小說”（當時稱為“舊文學”）的對立面出現的，但這種對立并不妨礙通俗小說因素向新小說的滲透與影響（反過來也一樣）。
即使是像茅盾這樣的當年批判“鴛鴦蝴蝶派”小說的大将，現在人們也在他的作品中發現了“言情”因素，并據此而改編成社會言情劇：如果我們不固守“新舊文學水火不相容”的觀念，就不應當把這類改編看作是對新文學的亵渎，并通過這類新的文化現象，不斷調整與加深我們對新文學與通俗文學關系的認識。
最近我讀到了一篇博士論文，談到了“《莊子》和上古神話的想象力傳統”的問題；作者認為，這一傳統的未被充分認識與繼承，是中國現代小說發展中的一個重大遺憾，因此，魯迅的《故事新編》裡，對莊子與神話想象方式的繼承，及由此産生的意義強化與消解，其中包含着十分豐富的藝術經驗，值得認真總結（參看鄭家健：《神話·〈莊子〉和想象力傳統》，載《魯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7期）。
我基本同意這位作者的意見，并引起了這樣的聯想：如果說“《莊子》和上古神話的想象力傳統”隻為魯迅等少數新小說家繼承；那麼，或許可以說在以金庸為代表的武俠小說中，就得到了較為充分的發展。
我們是不是可以從這個角度去探讨魯迅的《故事新編》與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某些内在聯系呢？——其實，《故事新編》裡的《鑄劍》中的“黑色人”就是古代的“俠”。
提出這樣的“設想”，并不是一定要将金庸與魯迅拉在一起，而是要通過這類具體的研究，尋求所謂“新小說”與“通俗小說”的内在聯系，以打破将二者截然對立的觀念。
由金庸的出現引發出的新小說與通俗小說的關系的上述思考，也還可以引申出更廣泛的問題，例如“新詩”與“舊體詩”的關系，“話劇”與“傳統戲曲”的關系，等等。
在這些領域，同樣存在着将“新（話劇，詩）”、“舊（詩詞，戲曲）”截然對立，而将後者排斥在現代詩史、戲劇史叙述之外的問題。
我們已經說過，這樣的“結果”是有曆史的原因的；但曆史發展到了今天，就有必要進行重新審視，正像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所要提出的問題是“重新檢讨我們的曆史叙事。
我們怎樣成為'現代'的？我們如何通過'現代的曆史叙事'來重新組織我們的曆史？這個重新組織的後果是什麼——強調了什麼，排斥了什麼，等等。
中國現代文學對現代性的處理，在哪些方面能夠提供我們反思現代性的資源？”（參看汪晖：《我們如何成為'現代的'？》，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年1期）這就涉及現代文學這門學科的性質、研究對象、範圍等一系列的新的問題。
目前，這類的讨論在現代文學研究學術界才剛剛開始，出現各種不同意見，不僅是正常的，而且應該更充分地展開，同時也要提倡進行新的研究的實驗與探讨。
例如從兩種體式——新詩與舊體詩詞，話劇與傳統戲曲，新小說與通俗小說的相互對立與滲透、制約、影響中，去重新考慮與研究本世紀中國詩歌、戲劇與小說的曆史發展——這不僅是研究範圍的量的擴展，
這裡強調的是“原著”與“改編”不同，這是我們首先要注意的；但也不能因此否定二者的聯系：上述新文學代表作能夠被改編成通俗劇，這個事實至少說明，這些“新文學”作品本身就具有了“通俗文學”的某些因素（因子）。
像《雷雨》裡的情節原素，諸如“少爺與丫環”、“姨太太與大少爺”之間的偷情，“父親與私生子”之間的沖突，失散多年後“父（母）與子”、“夫與妻”的相認等等，都是通俗言情作品的基本情節模式，電視劇作者看中了《雷雨》，自是顯示了一種眼光的。
這種眼光有助于我們更準确地把握新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的聯系：盡管新文學從一開始就是作為“通俗小說”（當時稱為“舊文學”）的對立面出現的，但這種對立并不妨礙通俗小說因素向新小說的滲透與影響（反過來也一樣）。
即使是像茅盾這樣的當年批判“鴛鴦蝴蝶派”小說的大将，現在人們也在他的作品中發現了“言情”因素，并據此而改編成社會言情劇：如果我們不固守“新舊文學水火不相容”的觀念，就不應當把這類改編看作是對新文學的亵渎，并通過這類新的文化現象，不斷調整與加深我們對新文學與通俗文學關系的認識。
最近我讀到了一篇博士論文，談到了“《莊子》和上古神話的想象力傳統”的問題；作者認為，這一傳統的未被充分認識與繼承，是中國現代小說發展中的一個重大遺憾，因此，魯迅的《故事新編》裡，對莊子與神話想象方式的繼承，及由此産生的意義強化與消解，其中包含着十分豐富的藝術經驗，值得認真總結（參看鄭家健：《神話·〈莊子〉和想象力傳統》，載《魯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7期）。
我基本同意這位作者的意見，并引起了這樣的聯想：如果說“《莊子》和上古神話的想象力傳統”隻為魯迅等少數新小說家繼承；那麼，或許可以說在以金庸為代表的武俠小說中，就得到了較為充分的發展。
我們是不是可以從這個角度去探讨魯迅的《故事新編》與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某些内在聯系呢？——其實，《故事新編》裡的《鑄劍》中的“黑色人”就是古代的“俠”。
提出這樣的“設想”，并不是一定要将金庸與魯迅拉在一起，而是要通過這類具體的研究，尋求所謂“新小說”與“通俗小說”的内在聯系，以打破将二者截然對立的觀念。
由金庸的出現引發出的新小說與通俗小說的關系的上述思考，也還可以引申出更廣泛的問題，例如“新詩”與“舊體詩”的關系，“話劇”與“傳統戲曲”的關系，等等。
在這些領域，同樣存在着将“新（話劇，詩）”、“舊（詩詞，戲曲）”截然對立，而将後者排斥在現代詩史、戲劇史叙述之外的問題。
我們已經說過，這樣的“結果”是有曆史的原因的；但曆史發展到了今天，就有必要進行重新審視，正像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所要提出的問題是“重新檢讨我們的曆史叙事。
我們怎樣成為'現代'的？我們如何通過'現代的曆史叙事'來重新組織我們的曆史？這個重新組織的後果是什麼——強調了什麼，排斥了什麼，等等。
中國現代文學對現代性的處理，在哪些方面能夠提供我們反思現代性的資源？”（參看汪晖：《我們如何成為'現代的'？》，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年1期）這就涉及現代文學這門學科的性質、研究對象、範圍等一系列的新的問題。
目前，這類的讨論在現代文學研究學術界才剛剛開始，出現各種不同意見，不僅是正常的，而且應該更充分地展開，同時也要提倡進行新的研究的實驗與探讨。
例如從兩種體式——新詩與舊體詩詞，話劇與傳統戲曲，新小說與通俗小說的相互對立與滲透、制約、影響中，去重新考慮與研究本世紀中國詩歌、戲劇與小說的曆史發展——這不僅是研究範圍的量的擴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