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一隅而三隅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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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隐的由來還有另外一方面的“根據”。

    《紅樓夢》第一回,石兄向空空道人為自己的故事做辯護時強調:“……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不過隻取其事體情理罷了。

    ”很好,既然寫出了“事體情理”,也就寫出了世間諸人諸事的共同性、相通性、普遍性。

    世界的統一性包括了物質的統一性,也包括了規律、道理、“事體情理”的統一性。

    人們求知常常有知一隅而三隅反的情形,有由此知彼、因小見大、睹物思人的情形。

    文學作品中也常常有寫一隅而令讀者思三隅,寫小而出大,寫此而令讀者思彼的情形。

    隻要這些“舉一反三”“由此及彼”不包含着入人于罪的惡意,如姚文元的這方面的功夫手段,那麼哪怕是牽強附會的聯想也是可以的。

    何況欣賞就是再創造,就必然加上欣賞者的發揮乃至加工改造借題發揮呢!由《紅樓夢》而聯系宇宙的曆史,由《紅樓夢》而聯想吊明反清,說明了《紅樓夢》包容的“事體情理”以及文字手段的廣博性,也說明了論者主觀取視與解釋的獨特與執着。

    誰知道呢?也許無材補天,鍛煉通靈,靜極思動,石而玉,玉而人,人而銜玉,從大荒無稽青埂來回大荒無稽青埂去的概括當真通連着某些宇宙史的道理?也許各種曲筆隐喻至少在手段上與清代懷明文人有某點相通之處?反正人為“紅樓”立法,立法到了這一步,作者的主觀意圖如何,反倒不是那麼重要的了。

    我還有這樣的切身經驗呢,三十四年前的那段公案,拙作《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中有一段林震對槐花的感想,說槐花“比桃李濃馥,比牡丹清雅”。

    一位前輩作家老師評論說,作者以桃李比喻大衆,牡丹比喻上層(大意如此),而以槐花自許,表現了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清高。

    說老實話,讀後我實在佩服老前輩的博大精微、敏捷老辣,甚至佩服我自己竟這樣深刻,動辄頗有含意。

    一九八五年西柏林舉行的關于筆者的小說的讨論會上,瓦格納教授分析拙作《悠悠寸草心》裡的主人公是理發師,“理發”諧音“立法”;姓唐,唐是過往中國的一個興盛的國号。

    因而斷言“寸草心”是呼籲通過加強法制來振興中華,也真是“沒了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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