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的困惑

鞅、吳起、伍子胥、韓信之輩。

    我們完全可以出自反封建的熱忱而将這種文化理想貶得一文不值。

    我們可以誅薛寶钗之心，斥之為僞，聲稱“我不相信”，而且旁人難以為薛寶钗辯護。

    劉備、宋江，表現得越是理想越是要被斥為僞、被譏為刁買人心，這既說明了人心真僞之難辨，也說明了越是完美的理想越是難于令人接受它實行它的可信性。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

    ”老子的名言不知道是否可以在這裡得到一些印證。

    我們也完全可以為寶钗的超人般的精明、城府、冷靜而感到疏離、反感乃至毛骨聳然。

    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在社會生活中，在哪怕是夫妻、父子、兄弟、在兩個人或多于兩個人的相處中，如果沒有起碼的理智和自制，如果沒有起碼的薛寶钗精神，如果實行絕對的不折不扣的想怎麼樣就怎麼樣，那麼社會關系、人際關系就很難有哪怕是一小時的平穩與和諧。

    我們還不能不承認，如果拒絕絲毫的認同，一個人很難正常地生活二十四小時而不自殺也不發瘋。

    包括作為對立的另一極寫來的林黛玉，也不是全無薛寶钗精神：請看，林妹妹初進賈府，她不是也隻得随和着些，連每飯後必過片時方喝茶的習慣規矩都改過來了嗎？當林小姐因為引用了不該引用的閑書（涉嫌黃色吧）上的語詞并因此受寶姐姐的教育幫助的時候，她不也是虛心接受而衷心感激的嗎？我們可以抱怨薛寶钗的人性的深藏，卻不能不承認正像任性是一種人性的表現方式一樣，含蓄、克制、冷靜計算，乃至為了某種道德、文化、功業的要求而壓抑犧牲一己的生理欲望也是一種人性的層面表現，哪怕稱之為人性的變異。

    變異也是人性，誰能論證人性隻有一種模式而且是不可變異的呢？隻有承認薛寶钗式的心理機制同樣也是人性的一個層面，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能性，才能解釋古今中外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道德家、謀略家、智者、禁欲主義者，也才能解釋我們為什麼說薛寶钗也是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