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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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墟上重建家園需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
幾個月以後，他又往上海入東吳大學法學院攻讀國際法。
東吳大學是著名的高等學府，創辦于蘇州，出過不少傑出人物，如科學家竺可桢等。
另外，與金庸同樣畢業于東吳大學法學院的，還有香港政府首席按察司楊鐵梁爵士及華光航運集團創辦人趙從衍夫婦。
讀書期間，金庸在上海《大公報》兼職做翻譯，補貼生活。
那時候的中國，國共兩黨的鬥争達至白熱化，全面的内戰已開始。
剛剛從日寇鐵蹄蹂躏下解放出來的中國人，再一次飽受戰争的苦難。
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是難以預料的，這就是所謂的“亂世”。
命運的沉浮有着太多的無可奈何，規則被徹底打碎。
個人是渺小的，前途、事業之類，隻是美好的幻想，能夠生存下去就已屬萬幸。
金庸本來應當成為一名律師或法官。
但在那樣動亂的時代，法律早已失去了約束力與權威性。
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已不可收拾，民心動蕩，而共産黨的大軍正在向南挺進。
沒有人能夠預測未來的中國是什麼樣子，一切社會的成規在改變着。
不論學什麼專業，首要的都是生存，那個時代不需要專業人才。
1948年，金庸二十四歲，從法學院草草畢業。
當律師已沒可能，看看混亂的時局，他為前途憂慮，找工作也非常困難。
就在這時，上海《大公報》刊出廣告，要在全國招聘兩名電訊翻譯。
當時報名的人達三千多。
經過反複考試篩選，金庸成為兩名幸運者中的一名。
從此，他跻身報界。
金庸那時也許沒有想到，日後自己會成為一份大報的老闆，成為報業巨子。
不過，金庸曾對記者說：他非常喜歡當時《大公報》的風格，特立獨行；也非常喜歡新聞工作，而理想中的報紙就是那時的《大公報》。
不久，《大公報》要在香港出版，金庸便被派往香港。
這位江南才子，一介書生，拿着一支生花妙筆，在陌生的嶺南開始創造自己的事業。
恰如倪匡所言，金庸是赤手空拳打出天下的。
1949年的巨變改寫了中國曆史。
國民黨潰逃台灣孤守一島。
大陸上的共産黨以無比的熱情建設新中國，一種空前的穩定與美好的希望，感染着大多數中國人，也包括衆多的知識分子。
這場巨變，也改寫了許許多多個人的命運。
或沉淪或升浮，或悲或喜，許多年後回頭望望，除了不勝感慨之外，還能有什麼評說。
金庸沒有留下什麼文字，可以供我們猜測他當時的心情，困惑還是興奮？但是，他個人的命運多少與這場曆史的巨變相關，乃至他的小說，
幾個月以後，他又往上海入東吳大學法學院攻讀國際法。
東吳大學是著名的高等學府，創辦于蘇州，出過不少傑出人物，如科學家竺可桢等。
另外，與金庸同樣畢業于東吳大學法學院的，還有香港政府首席按察司楊鐵梁爵士及華光航運集團創辦人趙從衍夫婦。
讀書期間，金庸在上海《大公報》兼職做翻譯，補貼生活。
那時候的中國，國共兩黨的鬥争達至白熱化，全面的内戰已開始。
剛剛從日寇鐵蹄蹂躏下解放出來的中國人，再一次飽受戰争的苦難。
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是難以預料的，這就是所謂的“亂世”。
命運的沉浮有着太多的無可奈何，規則被徹底打碎。
個人是渺小的，前途、事業之類，隻是美好的幻想，能夠生存下去就已屬萬幸。
金庸本來應當成為一名律師或法官。
但在那樣動亂的時代，法律早已失去了約束力與權威性。
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已不可收拾，民心動蕩，而共産黨的大軍正在向南挺進。
沒有人能夠預測未來的中國是什麼樣子，一切社會的成規在改變着。
不論學什麼專業，首要的都是生存，那個時代不需要專業人才。
1948年，金庸二十四歲，從法學院草草畢業。
當律師已沒可能，看看混亂的時局，他為前途憂慮，找工作也非常困難。
就在這時，上海《大公報》刊出廣告，要在全國招聘兩名電訊翻譯。
當時報名的人達三千多。
經過反複考試篩選，金庸成為兩名幸運者中的一名。
從此，他跻身報界。
金庸那時也許沒有想到，日後自己會成為一份大報的老闆，成為報業巨子。
不過，金庸曾對記者說：他非常喜歡當時《大公報》的風格，特立獨行；也非常喜歡新聞工作，而理想中的報紙就是那時的《大公報》。
不久，《大公報》要在香港出版，金庸便被派往香港。
這位江南才子，一介書生，拿着一支生花妙筆，在陌生的嶺南開始創造自己的事業。
恰如倪匡所言，金庸是赤手空拳打出天下的。
1949年的巨變改寫了中國曆史。
國民黨潰逃台灣孤守一島。
大陸上的共産黨以無比的熱情建設新中國，一種空前的穩定與美好的希望，感染着大多數中國人，也包括衆多的知識分子。
這場巨變，也改寫了許許多多個人的命運。
或沉淪或升浮，或悲或喜，許多年後回頭望望，除了不勝感慨之外，還能有什麼評說。
金庸沒有留下什麼文字，可以供我們猜測他當時的心情，困惑還是興奮？但是，他個人的命運多少與這場曆史的巨變相關，乃至他的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