皈依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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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中的那樣道德淪喪，窮兇極惡，相反卻是精明強幹，頗有順天愛民之識。
又見到崇祯皇帝雖剛愎可惡，糊塗可恨，但卻也是滿腹苦悶兩鬓早衰，殊無為人君之樂。
反而自己義無反顧支持的李自成，攻陷北京，登上龍位，做了大順皇帝後，不思進取，狂妄自大，加害功臣，緻使根基不穩，龍椅還沒坐暖，便被清軍所敗。
趕出北京後，更是兵敗如山倒，一發不可收拾。
面對此情此景，他不由得心灰意懶，空負安邦之志，遂吟去國之調，遠走海外，到荒島上去創建自己的“桃花源”。
《笑傲江湖》實應為“笑傲江湖而不可得”。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實在是一句至理名言。
且不說衡山派掌門人劉正風想與日月教中的曲洋長老退出武林，共奏那“笑傲江湖”之曲，反成了他的喪命亡家之因由。
他的“笑傲江湖”的夢想，隻能是他内心的一種渴望，不可能見容于江湖間的同道，不可能跳出政治鬥争的漩渦。
日月神教中的江南四友盼望在孤山梅莊隐姓埋名，享受琴棋書畫的樂趣，然而卻終究無法做到，遂以身殉，其悲可感。
即便是令狐沖和任盈盈經曆了許多周折，最後終于結成了夫妻，從此息影江湖，恐怕多半是一種“良好的心願”而已，世上嶽不群之流的人物太多，而令狐沖是鬥不過他們的，唯有逃逸。
隻是我們擔心，在那種政治鬥争、政治體制以及由此組成的“泛政治社會”之中，何能如此天遂人意？而在這種時時處處人人事事皆是政治、鬥争、陰謀、迫害的情境之中，他們又能到哪裡去尋找過上自由自在，放浪形骸，平和恬淡的生活的幹淨地方？ 但是，除了死，就唯有這條路了，金庸隻得繼續讓他的人物退隐下去。
在他還未封筆之前，越女阿青為了愛情一隐再隐，留下了一套越女劍法和“西施捧心”這一最美麗、最令人難忘的形象。
狄雲在經曆了不可思議，不可勝數的磨難與欺淩之後，帶着初戀情人的遺孤，心灰意懶地來到荒蕪人煙的甯靜雪谷，和也被别人棄若敝履的水笙一起，開創自己的“理想福地”。
楊過在俗世中盡了應盡的義務後，也攜着小龍女，到他們曾經憧憬過的天長暖、花長開、葉長綠的地方生兒育女去了。
頭銜多得不得了的韋小寶，饒是他如何随機應變，滑頭無比，忠義不能兩全仍然逼得他無所适從，隻能橫下一條心，棄官退隐，告“老”還鄉，從此不知所終…… 細數一下，我們才驚覺，金庸的十四部作品，占半數之強的結局，都是或暗或明往“歸隐”一途走去的。
兜兜轉轉，他還是回到了中國知識分子源遠流長的最本質的地方來了：從儒到道到佛。
中國知識分子從來也不是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他們必須依附于君權，方始能顯示其自身的價值，必須在君王的關照之下，才能彙聚成可發揮其功能和作用的士大夫集團。
這就使得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既不得不參政，又在君王的統治下失去參政前的原初意向。
他們隻能扮演着上情下達，經邦治世的角色。
叵遇明主，他們就做了許多好事；若遇昏君，他們一樣遭人诟罵。
但實際上，他們與民衆又常常是脫節的，難以溝通的，故有“君子”與“小人”之别。
這就使得士大夫們即便“身在江湖”，仍然“心在魏阙”。
不得起用時，也就隻有慷慨悲歌，看破紅塵，甚至看破生死，達到某種十分接近宗教意識的通達解脫。
但在他們内心深處卻總是恪守這樣一個既定的信條：忠君等于愛國，愛國必須忠君。
屈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
在他的身上，楚文化原始生命張力與中原文化中儒的宗法思想，十分矛盾地糾葛在一起，而且，往往是前者占了上風。
所以，他才不時以香草自喻，而已露才揚己，天馬行空，孤芳自賞，“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正因
又見到崇祯皇帝雖剛愎可惡，糊塗可恨，但卻也是滿腹苦悶兩鬓早衰，殊無為人君之樂。
反而自己義無反顧支持的李自成，攻陷北京，登上龍位，做了大順皇帝後，不思進取，狂妄自大，加害功臣，緻使根基不穩，龍椅還沒坐暖，便被清軍所敗。
趕出北京後，更是兵敗如山倒，一發不可收拾。
面對此情此景，他不由得心灰意懶，空負安邦之志，遂吟去國之調，遠走海外，到荒島上去創建自己的“桃花源”。
《笑傲江湖》實應為“笑傲江湖而不可得”。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實在是一句至理名言。
且不說衡山派掌門人劉正風想與日月教中的曲洋長老退出武林，共奏那“笑傲江湖”之曲，反成了他的喪命亡家之因由。
他的“笑傲江湖”的夢想，隻能是他内心的一種渴望，不可能見容于江湖間的同道，不可能跳出政治鬥争的漩渦。
日月神教中的江南四友盼望在孤山梅莊隐姓埋名，享受琴棋書畫的樂趣，然而卻終究無法做到，遂以身殉，其悲可感。
即便是令狐沖和任盈盈經曆了許多周折，最後終于結成了夫妻，從此息影江湖，恐怕多半是一種“良好的心願”而已，世上嶽不群之流的人物太多，而令狐沖是鬥不過他們的，唯有逃逸。
隻是我們擔心，在那種政治鬥争、政治體制以及由此組成的“泛政治社會”之中，何能如此天遂人意？而在這種時時處處人人事事皆是政治、鬥争、陰謀、迫害的情境之中，他們又能到哪裡去尋找過上自由自在，放浪形骸，平和恬淡的生活的幹淨地方？ 但是，除了死，就唯有這條路了，金庸隻得繼續讓他的人物退隐下去。
在他還未封筆之前，越女阿青為了愛情一隐再隐，留下了一套越女劍法和“西施捧心”這一最美麗、最令人難忘的形象。
狄雲在經曆了不可思議，不可勝數的磨難與欺淩之後，帶着初戀情人的遺孤，心灰意懶地來到荒蕪人煙的甯靜雪谷，和也被别人棄若敝履的水笙一起，開創自己的“理想福地”。
楊過在俗世中盡了應盡的義務後，也攜着小龍女，到他們曾經憧憬過的天長暖、花長開、葉長綠的地方生兒育女去了。
頭銜多得不得了的韋小寶，饒是他如何随機應變，滑頭無比，忠義不能兩全仍然逼得他無所适從，隻能橫下一條心，棄官退隐，告“老”還鄉，從此不知所終…… 細數一下，我們才驚覺，金庸的十四部作品，占半數之強的結局，都是或暗或明往“歸隐”一途走去的。
兜兜轉轉，他還是回到了中國知識分子源遠流長的最本質的地方來了：從儒到道到佛。
中國知識分子從來也不是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他們必須依附于君權，方始能顯示其自身的價值，必須在君王的關照之下，才能彙聚成可發揮其功能和作用的士大夫集團。
這就使得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既不得不參政，又在君王的統治下失去參政前的原初意向。
他們隻能扮演着上情下達，經邦治世的角色。
叵遇明主，他們就做了許多好事；若遇昏君，他們一樣遭人诟罵。
但實際上，他們與民衆又常常是脫節的，難以溝通的，故有“君子”與“小人”之别。
這就使得士大夫們即便“身在江湖”，仍然“心在魏阙”。
不得起用時，也就隻有慷慨悲歌，看破紅塵，甚至看破生死，達到某種十分接近宗教意識的通達解脫。
但在他們内心深處卻總是恪守這樣一個既定的信條：忠君等于愛國，愛國必須忠君。
屈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
在他的身上，楚文化原始生命張力與中原文化中儒的宗法思想，十分矛盾地糾葛在一起，而且，往往是前者占了上風。
所以，他才不時以香草自喻，而已露才揚己，天馬行空，孤芳自賞，“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正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