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在《紅樓夢》外探讨所謂“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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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的是，《紅樓夢》中“張太醫論病細窮源”一回，本來是專為秦可卿看病而開的一張藥方，那頭十個大字“人參白術雲苓熟地歸身”，竟然被劉心武用索隐式的拆字、諧音法強斷為兩句分讀，所謂前半句中“參”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白術”理解為“半數”的諧音，後半句是“令熟地歸身”的諧音，也就是皇室奪權最終失敗後讓秦可卿在自小寄養長大的賈府自盡，連這麼一個普通的藥方都認為大有深意存焉，我們的大作家想像力可真夠豐富！如果《紅樓夢》是由這樣一些隐語谶言構成，還要靠後世讀者去如此“猜謎”、像破譯“密電碼”那樣才能讀懂，那麼這部作品也就不成其為充盈着宇宙人生形上思考的“滴淚為墨、研血成字”的曠世巨著了！《紅樓夢》的确有“隐”需要去“索”，但不管這部小說存在着多少真實的曆史信息，當它一旦進入作家的審美心理結構和小說藝術整體中時，就必然會被天才的曹雪芹所整合，從而又構造成為了新的意義單位，所以，單純用索隐和考證的方法去獲得《紅樓夢》的終極意義和精神向度，顯然是徒勞的。
其實，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早就深刻指出過這個問題，陳獨秀在1921年寫《紅樓夢新叙》時還提出中國古典小說有一個悖論現象，就是既寫“人情”又寫“故事”，“這種不分工的結果，至于兩敗俱傷”！曆史傷了人情，研究者反而成了小說的傷害者，導緻他們總要去小說中尋索“真事”。
也恰恰是在這一年，胡适發表了著名的《紅樓夢考證》，這兩位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一個用呐喊用熱血用思想要催生新中國，一個沉入學術迷宮不談主義隻談“問題”，導引着紅學研究一個世紀以來竟變成了在文學著作外去探讨所謂“曆史真相”。
遺憾的是，新紅學選擇了胡适而不是王國維、陳獨秀作為自己的學術奠基者，這說明真正思想者的聲音總是孤獨、不合時宜的，所謂庸衆的沉淪與哲人的悲哀！同時也由于我國古典小說理論相對于豐富創作實踐的明顯滞後，從而形成了一種看小說、研究小說總要“文史合一”的思維定勢，這也不是劉心武一個人的問題，從蔡元培、胡适開始，這種研究路數已經形成，但蔡、胡的論點多少還有點史料文獻的支撐，對紅學也分别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而劉心武純系臆斷玄思，把蔡、胡的錯誤又發展到了極端，作為一個有着相當影響的新時代文化人，不能引領風騷反而與先進的價值文化體系背道而馳，做學術文化的促退派，這是很令人惋惜的。
《紅樓夢》的偉大，在于魯迅精辟指出的“正因寫實，轉成新鮮”，魯迅還把它列為“世情小說”而非“講史”之類，盡管這部作品也涉及到皇家生活描寫，如以“元妃省親”為顯例的有關事件，但這些都是圍繞着榮甯兩府盛衰和大觀園少女悲劇展開的背景而非基調描寫，可是在劉心武的筆下，不僅皇家秘史成了《紅樓夢》中的主幹，而且
其實，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早就深刻指出過這個問題，陳獨秀在1921年寫《紅樓夢新叙》時還提出中國古典小說有一個悖論現象，就是既寫“人情”又寫“故事”，“這種不分工的結果，至于兩敗俱傷”！曆史傷了人情，研究者反而成了小說的傷害者，導緻他們總要去小說中尋索“真事”。
也恰恰是在這一年，胡适發表了著名的《紅樓夢考證》，這兩位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一個用呐喊用熱血用思想要催生新中國，一個沉入學術迷宮不談主義隻談“問題”，導引着紅學研究一個世紀以來竟變成了在文學著作外去探讨所謂“曆史真相”。
遺憾的是，新紅學選擇了胡适而不是王國維、陳獨秀作為自己的學術奠基者，這說明真正思想者的聲音總是孤獨、不合時宜的，所謂庸衆的沉淪與哲人的悲哀！同時也由于我國古典小說理論相對于豐富創作實踐的明顯滞後，從而形成了一種看小說、研究小說總要“文史合一”的思維定勢，這也不是劉心武一個人的問題，從蔡元培、胡适開始，這種研究路數已經形成，但蔡、胡的論點多少還有點史料文獻的支撐，對紅學也分别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而劉心武純系臆斷玄思，把蔡、胡的錯誤又發展到了極端，作為一個有着相當影響的新時代文化人，不能引領風騷反而與先進的價值文化體系背道而馳，做學術文化的促退派，這是很令人惋惜的。
《紅樓夢》的偉大，在于魯迅精辟指出的“正因寫實，轉成新鮮”，魯迅還把它列為“世情小說”而非“講史”之類，盡管這部作品也涉及到皇家生活描寫，如以“元妃省親”為顯例的有關事件，但這些都是圍繞着榮甯兩府盛衰和大觀園少女悲劇展開的背景而非基調描寫，可是在劉心武的筆下，不僅皇家秘史成了《紅樓夢》中的主幹，而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