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熱”泡沫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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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心武的“揭秘”客觀上确實起了一種推動作用,讓更多的人去關注《紅樓夢》。

    但是,如果老百姓是因為劉心武這種探佚、索隐而去讀《紅樓夢》的話,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也會把探佚、索隐作為閱讀《紅樓夢》的興趣,甚至去鑽牛角尖。

    《紅樓夢》在結構、人物、環境等方面的描寫存在着諸多漏洞,如果把這些漏洞都認為是深藏玄機,然後到曆史文獻中去尋找答案,其結果隻能是“強行作合”,為這些漏洞編造出一個又一個神秘動聽的曆史故事,以迎合“大衆”的獵奇、窺隐的心理。

    劉心武當然有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解讀《紅樓夢》,但長期以來,央視在中國觀衆的心目中有一種權威性,在傳播知識這一方面也有一種可信性。

    央視當然也有權利選擇開講《紅樓夢》的紅學家,但選擇了劉心武,其必然的結果就是在今後觀衆的心目中,也就培養出一種“姑妄聽之”的心理。

    我想,這是央視在為收視率飙升而竊喜的同時所應該擔憂的。

     《紅樓夢》不存在普及問題 記者:如今學院紅學研究給人的印象是非常瑣碎,毫無意義,讓人望而卻步,一些人甚至把《紅樓夢》妖魔化了,發展成一種與原著本身無關的學術玄學與文字遊戲。

    至少劉心武的揭秘對于要普及的《紅樓夢》還是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

    何況,用學術研究來普及《紅樓夢》,是不是有點曲高和寡了,反而不利于普及? 陳維昭:曆來人們對紅學史的發展有一種非常普遍的、占主導地位的判斷,即認為紅學史經曆了從“舊紅學”到“新紅學”再到“小說批評”這樣一種過程。

    這種看法其實是非常膚淺的,是不符合紅學史的實際的。

    我們應該看到“舊紅學”與“新紅學”的深刻的内在聯系。

    如果我們看到了這種聯系,我們就可以捕捉到“劉心武現象”的文化淵源。

    我在《紅學通史》中有一個基本的判斷:胡适的“新紅學”的基本構成是“實證與實錄合一”,這一判斷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一系列紅學史上的重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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