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研究論争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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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的反曆史主義》（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１輯），甯希元的《從宋元講史說到〈三國演義〉中的虛實關系》（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熊笃的《〈三國演義〉并非“七實三虛”》（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２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九十年代較好的論文有鐘揚的《“七實三虛”，還是“三實七虛”》（載《安慶師院社會科學學報》1991年第3期）、鄭鐵生的《〈三國演義〉成書過程意象整合的虛實關系》（載《海南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
３．關于《三國演義》的藝術特色和成就 （１）《三國演義》的總體藝術風格。
八十年代有代表性的論文，可見丘振聲的《〈三國演義〉的陽剛美》（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１輯）。
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吳志達的《剛柔兼濟之美——〈三國演義〉中所體現的最高美學境界》（載《〈三國演義〉與荊州》一書）、沈伯俊的《羅貫中和〈三國演義〉》第六部分第一節等。
）《三國演義》的情節藝術。
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魯德才的《〈三國演義〉的情節提煉》（載《古典文學論叢》第２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１版）、吳小林的《《試論〈三國演義〉的藝術特色》等。
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傅隆基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叙事藝術淺探》（載《〈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論文集）、沈伯俊的《羅貫中和〈三國演義〉》第六部分第二節等。
（３）《三國演義》的戰争描寫藝術。
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陳遼的《論“全景軍事文學”〈三國演義〉》（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冒炘、葉胥的《〈三國演義〉的戰争描寫》（《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3年第2期，亦見其所著《三國演義創作論》第二章第八節）、鄭雲波的《論〈三國演義〉中的戰争個性及其美學意義》（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１輯）、常林炎的《向〈三國演義〉借鑒寫戰争的藝術經驗》（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２輯）等。
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論述有鄭鐵生的《三國演義藝術欣賞》第六章（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沈伯俊的《羅貫中和〈三國演義〉》第六部分第三節等。
（４）《三國演義》的性格藝術。
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劍鋒（霍雨佳）的《塑造典型美的辯證法》（載《中州學刊》1984年第4期；亦收入《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杜景華的《論〈三國演義〉人物性格強化的特點》（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１輯）、宋常立的《〈三國演義〉人物心理表現特征及其構成原因》（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２輯）、艾斐的《論〈三國演義〉在典型塑造上的開拓與局限》（載《遼甯大學學報》1987年第3期）等。
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論述有黃鈞的《論〈三國演義〉的人物塑造》（載《文學遺産》1991年第1期）、關四平的《論〈三國演義〉的“多層展現”人物性格表現法》（載《求是學刊》1991年第4期）、鄭鐵生的《三國演義藝術欣賞》第五章等。
（５）《三國演義》的結構藝術。
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冒炘、葉胥的《〈三國演義〉的結構藝術》（載《柳泉》1982年第3期）、吳小林的《試論〈三國志演義〉的藝術特色》、夏炜的《略論〈三國演義〉的整體結構特色》（載《中州學刊》1984年第4期，亦收入《三國演義論文集》）等。
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論述有霍雨佳的《三國演義美學價值》（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第１版）、鄭鐵生的《三國演義藝術欣賞》第四章等。
（六）關于毛宗崗父子和毛評《三國》 二十年來，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了一系列進展和突破。
主要有： 1．關于毛氏父子的生平。
黃霖的《有關毛本〈三國演義〉的幾個問題》（載《三國演義研究集》）、陳翔華的《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１版），分别考察了毛綸、毛宗崗父子的生平。
特别是陳翔華，考證出毛宗崗生年當在崇祯五年（1632），卒年當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後或次年（1710）之後。
2．關于毛氏父子評改《三國演義》的得失。
八十年代大緻有三種意見：（1）認為改得成功。
如劍鋒（霍雨佳）的《評毛綸、毛宗崗修訂的〈三國演義〉》（載《海南師專學報》1981年第2期）。
（2）認為改得不好。
如傅隆基的《毛本〈三國演義〉與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比較研究》（載《華中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1期）、甯希元的《毛本〈三國演義〉指謬》（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4期）。
（3）認為功過相兼，得失參半。
如劉敬圻的《〈三國演義〉嘉靖本和毛本校讀劄記》（載《求是學刊》1981年第1—2期）、陳周昌的《毛宗崗評改〈三國演義〉的得失》（載《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第4期，亦收入《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
九十年代，學術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毛氏父子評改《三國演義》，成績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
代表性的論文是沈伯俊的《論毛本〈三國演義〉》（載《海南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亦見沈伯俊毛本《三國演義》整理本《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１版）。
霍雨佳在其專著《〈三國演義〉美學價值》中，則進一步對毛評作了全面的肯定。
3．關于毛宗崗的小說理論。
（1）毛宗崗小說理論的特點和成就。
八十年代的主要觀點，可參見拙作《近五年〈三國演義〉研究綜述》、《〈三國演義〉研究綜述》（載《明清小說研究年鑒》），以及《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研究》（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１版）、《三國演義學刊》第2輯。
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參見沈伯俊的《論毛本〈三國演義〉》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國演義〉美學價值》。
（2）毛宗崗在中國小說批評史上的地位。
八十年代這方面成果甚多，可參看拙作《近五年〈三國演義〉研究綜述》、《〈三國演義〉研究綜述》（載《明清小說研究年鑒》），以及《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研究》（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三國演義學刊》第2輯。
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參見沈伯俊的《論毛本〈三國演義〉》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國演義〉美學價值》。
除了上述幾個問題，還有一些問題，如署名羅貫中的另外幾部作品（《三遂平妖傳》、《隋唐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的真僞、《三國》人物是否“類型化典型”等，也有值得重視的争論。
限于篇幅，姑且從略。
總的說來，新時期有關《三國演義》的論争，涉及到《三國》研究的各個方面，并有力地推動了研究的發展。
不過，各個問題論争的深度不一，取得共識的程度也有很大差異。
如何在即将到來的新世紀裡開創研究的新局面，可參看拙作《面向新世紀的〈三國演義〉研究》（載《社會科學研究》1998年第4期）。
關羽和荊州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梁滿倉文章來源:[url=http://bbs.cqzg.cn/viewthread.php?tid=373365]關羽和荊州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梁滿倉[/url] 關羽是中國曆史上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三國志》的作者陳壽把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列為一卷，并評論說：“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
”[1]1後世所說的劉備集團中的“五虎上将”即由此而來。
無論這種說法是否符合《三國志》的本意，關羽是劉備集團中重要的核心成員之一是無可置疑的。
關羽的一生與荊州的關系十分密切，其主要的政治軍事活動都在荊州進行，他在荊州所進行的一系列軍事政治活動，反映了他在劉備集團中的重要地位，反映了他在蜀漢政權政略方針實施中的重要作用，反映了他忠于職守、忠于蜀漢政權的人格品質。
一、關羽在劉備集團中的地位 關羽是東漢末河東解縣人（治今山西運城西），後流亡到涿郡（今河北涿州市），在此結識了劉備、張飛二人。
史載劉備與關張二人“寝則同床，恩若兄弟”，而關、張二人對劉備也是“稠人廣坐，侍立終日”，跟随劉備“周旋不避艱險”。
[2]但是，劉備直至到荊州認識諸葛亮以前，始終在失敗與挫折中颠沛流離，沒有成就自己的事業。
上述記載，隻是表明了關羽與劉備的親密關系，而他在劉備集團中的重要地位，是在劉備在荊州建立起自己的事業後才顯現出來的。
劉備來到荊州以後，在諸葛亮的幫助下，發展起自己的勢力，成為當時劉表軍事政治集團中與曹操抗衡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在曹操大舉進攻荊州的軍事壓力下，劉表病死，其集團内部迅速分化。
由于劉表的繼承人劉琮投降了曹操，劉備衆寡不敵，隻得向江陵方向退卻。
當時是兵分兩路，陸路由劉備親自率領，關羽則率水軍乘戰船數百艘，擔當起水軍統帥的重任。
關羽當時所統帥的力量，是劉備集團中最具戰鬥力的一部分，也可以說是劉備在荊州立足開拓的本錢。
劉備把它交給關羽，反映了關羽在劉備集團中的重要地位。
諸葛亮在他的“隆中對”中，為劉備集團制定了建立霸業、恢複漢室、實現統一、拯救民生的政略和戰略方針。
在這個政略和戰略方針中，荊州具有極其重要的位置。
因為，要實現這個遠大的政治目标，首先就要實現跨有荊州、益州的戰略計劃，隻有實現了這個計劃，才能實行兩路出擊夾攻中原的戰略。
而跨有荊、益，首要的前提是據有荊州。
隻有占領了荊州，才能溯江西上進入益州。
所以，赤壁之戰以後，劉備集團在與孫吳聯手打敗曹操的基礎上，實現了對荊州的部分占有。
為了确保在荊州地位的鞏固，劉備集團又作了這樣的人事安排：以江陵這個戰略重鎮為荊州的政治中心，劉備作為荊州刺史把州治設立在這裡。
關羽為襄陽太守、蕩寇将軍，駐紮在江北。
張飛為宜都（治今湖北枝城市）太守、征虜将軍，後又轉在南郡。
這樣，劉備在江陵，關羽在江陵北面，張飛在江陵南面，劉關張三人緊緊地聚在了以江陵為中心的荊州地區。
東吳的周瑜對劉關張三人曾有過這樣的評價：“劉備以枭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将，必非久屈為人用者。
”三個人如果聚在一起，就如同“蛟龍得雲雨”一樣。
[3]這種安排，毫無疑問是保證江陵也即保住荊州安全的最佳陣容。
關羽在任襄陽太守的時候，襄陽仍在曹操手中。
劉備集團讓關羽擔任此職，把他放在長江以北、襄陽以南的地方，有兩個方面的意義。
第一，顯示了劉備集團必得襄陽的決心。
第二，諸葛亮的《隆中對》曾說，占領荊州和益州以後，一旦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将将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劉備則“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
”[4]這樣安排，似乎是選定了關羽作為從荊州一路夾攻中原的上将軍。
可見關羽在劉備集團中地位的重要。
二、關羽在執行蜀漢政略中的作用 蜀漢政權的政略集中反映在《隆中對》中所說的一段話裡：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聯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将軍，将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裡，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
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将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将将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将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壺漿以迎将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5] 這段話的内容概括起來說，就是為了要達到恢複漢室、實現統一的最終目的，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奪取荊、益二州為根據地，改革内政，外結孫吳，積蓄經濟和軍事實力；第二步待時機到來，一路從荊州向洛陽，一路從漢中出潼關，以鉗形攻勢争奪中原。
可以說，這是劉備集團進行政治軍事鬥争的指導思想，是劉備集團根本的戰略方針。
建安十六年（211年）三月，曹操進攻割據漢中的張魯，在益州的劉璋深感到曹軍的威脅，邀請劉備進入益州幫助他抵禦曹操。
劉備乘此機會率軍進入益州，不久就對邀請他的劉璋動起武來。
為了徹底摧毀劉璋的勢力，占領益州，劉備又命在荊州的諸葛亮緊急率軍增援。
諸葛亮必須率軍進入益州增援，鎮守荊州的任務就落到了關羽的肩上。
根據《隆中對》的戰略，荊州一路的主要任務是北征襄、鄧，也就是說，主要敵人是北邊的
九十年代較好的論文有鐘揚的《“七實三虛”，還是“三實七虛”》（載《安慶師院社會科學學報》1991年第3期）、鄭鐵生的《〈三國演義〉成書過程意象整合的虛實關系》（載《海南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
３．關于《三國演義》的藝術特色和成就 （１）《三國演義》的總體藝術風格。
八十年代有代表性的論文，可見丘振聲的《〈三國演義〉的陽剛美》（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１輯）。
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吳志達的《剛柔兼濟之美——〈三國演義〉中所體現的最高美學境界》（載《〈三國演義〉與荊州》一書）、沈伯俊的《羅貫中和〈三國演義〉》第六部分第一節等。
）《三國演義》的情節藝術。
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魯德才的《〈三國演義〉的情節提煉》（載《古典文學論叢》第２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１版）、吳小林的《《試論〈三國演義〉的藝術特色》等。
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傅隆基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叙事藝術淺探》（載《〈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論文集）、沈伯俊的《羅貫中和〈三國演義〉》第六部分第二節等。
（３）《三國演義》的戰争描寫藝術。
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陳遼的《論“全景軍事文學”〈三國演義〉》（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冒炘、葉胥的《〈三國演義〉的戰争描寫》（《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3年第2期，亦見其所著《三國演義創作論》第二章第八節）、鄭雲波的《論〈三國演義〉中的戰争個性及其美學意義》（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１輯）、常林炎的《向〈三國演義〉借鑒寫戰争的藝術經驗》（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２輯）等。
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論述有鄭鐵生的《三國演義藝術欣賞》第六章（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沈伯俊的《羅貫中和〈三國演義〉》第六部分第三節等。
（４）《三國演義》的性格藝術。
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劍鋒（霍雨佳）的《塑造典型美的辯證法》（載《中州學刊》1984年第4期；亦收入《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杜景華的《論〈三國演義〉人物性格強化的特點》（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１輯）、宋常立的《〈三國演義〉人物心理表現特征及其構成原因》（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２輯）、艾斐的《論〈三國演義〉在典型塑造上的開拓與局限》（載《遼甯大學學報》1987年第3期）等。
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論述有黃鈞的《論〈三國演義〉的人物塑造》（載《文學遺産》1991年第1期）、關四平的《論〈三國演義〉的“多層展現”人物性格表現法》（載《求是學刊》1991年第4期）、鄭鐵生的《三國演義藝術欣賞》第五章等。
（５）《三國演義》的結構藝術。
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冒炘、葉胥的《〈三國演義〉的結構藝術》（載《柳泉》1982年第3期）、吳小林的《試論〈三國志演義〉的藝術特色》、夏炜的《略論〈三國演義〉的整體結構特色》（載《中州學刊》1984年第4期，亦收入《三國演義論文集》）等。
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論述有霍雨佳的《三國演義美學價值》（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第１版）、鄭鐵生的《三國演義藝術欣賞》第四章等。
（六）關于毛宗崗父子和毛評《三國》 二十年來，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了一系列進展和突破。
主要有： 1．關于毛氏父子的生平。
黃霖的《有關毛本〈三國演義〉的幾個問題》（載《三國演義研究集》）、陳翔華的《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１版），分别考察了毛綸、毛宗崗父子的生平。
特别是陳翔華，考證出毛宗崗生年當在崇祯五年（1632），卒年當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後或次年（1710）之後。
2．關于毛氏父子評改《三國演義》的得失。
八十年代大緻有三種意見：（1）認為改得成功。
如劍鋒（霍雨佳）的《評毛綸、毛宗崗修訂的〈三國演義〉》（載《海南師專學報》1981年第2期）。
（2）認為改得不好。
如傅隆基的《毛本〈三國演義〉與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比較研究》（載《華中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1期）、甯希元的《毛本〈三國演義〉指謬》（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4期）。
（3）認為功過相兼，得失參半。
如劉敬圻的《〈三國演義〉嘉靖本和毛本校讀劄記》（載《求是學刊》1981年第1—2期）、陳周昌的《毛宗崗評改〈三國演義〉的得失》（載《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第4期，亦收入《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
九十年代，學術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毛氏父子評改《三國演義》，成績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
代表性的論文是沈伯俊的《論毛本〈三國演義〉》（載《海南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亦見沈伯俊毛本《三國演義》整理本《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１版）。
霍雨佳在其專著《〈三國演義〉美學價值》中，則進一步對毛評作了全面的肯定。
3．關于毛宗崗的小說理論。
（1）毛宗崗小說理論的特點和成就。
八十年代的主要觀點，可參見拙作《近五年〈三國演義〉研究綜述》、《〈三國演義〉研究綜述》（載《明清小說研究年鑒》），以及《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研究》（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１版）、《三國演義學刊》第2輯。
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參見沈伯俊的《論毛本〈三國演義〉》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國演義〉美學價值》。
（2）毛宗崗在中國小說批評史上的地位。
八十年代這方面成果甚多，可參看拙作《近五年〈三國演義〉研究綜述》、《〈三國演義〉研究綜述》（載《明清小說研究年鑒》），以及《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研究》（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三國演義學刊》第2輯。
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參見沈伯俊的《論毛本〈三國演義〉》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國演義〉美學價值》。
除了上述幾個問題，還有一些問題，如署名羅貫中的另外幾部作品（《三遂平妖傳》、《隋唐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的真僞、《三國》人物是否“類型化典型”等，也有值得重視的争論。
限于篇幅，姑且從略。
總的說來，新時期有關《三國演義》的論争，涉及到《三國》研究的各個方面，并有力地推動了研究的發展。
不過，各個問題論争的深度不一，取得共識的程度也有很大差異。
如何在即将到來的新世紀裡開創研究的新局面，可參看拙作《面向新世紀的〈三國演義〉研究》（載《社會科學研究》1998年第4期）。
關羽和荊州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梁滿倉文章來源:[url=http://bbs.cqzg.cn/viewthread.php?tid=373365]關羽和荊州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梁滿倉[/url] 關羽是中國曆史上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三國志》的作者陳壽把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列為一卷，并評論說：“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
”[1]1後世所說的劉備集團中的“五虎上将”即由此而來。
無論這種說法是否符合《三國志》的本意，關羽是劉備集團中重要的核心成員之一是無可置疑的。
關羽的一生與荊州的關系十分密切，其主要的政治軍事活動都在荊州進行，他在荊州所進行的一系列軍事政治活動，反映了他在劉備集團中的重要地位，反映了他在蜀漢政權政略方針實施中的重要作用，反映了他忠于職守、忠于蜀漢政權的人格品質。
一、關羽在劉備集團中的地位 關羽是東漢末河東解縣人（治今山西運城西），後流亡到涿郡（今河北涿州市），在此結識了劉備、張飛二人。
史載劉備與關張二人“寝則同床，恩若兄弟”，而關、張二人對劉備也是“稠人廣坐，侍立終日”，跟随劉備“周旋不避艱險”。
[2]但是，劉備直至到荊州認識諸葛亮以前，始終在失敗與挫折中颠沛流離，沒有成就自己的事業。
上述記載，隻是表明了關羽與劉備的親密關系，而他在劉備集團中的重要地位，是在劉備在荊州建立起自己的事業後才顯現出來的。
劉備來到荊州以後，在諸葛亮的幫助下，發展起自己的勢力，成為當時劉表軍事政治集團中與曹操抗衡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在曹操大舉進攻荊州的軍事壓力下，劉表病死，其集團内部迅速分化。
由于劉表的繼承人劉琮投降了曹操，劉備衆寡不敵，隻得向江陵方向退卻。
當時是兵分兩路，陸路由劉備親自率領，關羽則率水軍乘戰船數百艘，擔當起水軍統帥的重任。
關羽當時所統帥的力量，是劉備集團中最具戰鬥力的一部分，也可以說是劉備在荊州立足開拓的本錢。
劉備把它交給關羽，反映了關羽在劉備集團中的重要地位。
諸葛亮在他的“隆中對”中，為劉備集團制定了建立霸業、恢複漢室、實現統一、拯救民生的政略和戰略方針。
在這個政略和戰略方針中，荊州具有極其重要的位置。
因為，要實現這個遠大的政治目标，首先就要實現跨有荊州、益州的戰略計劃，隻有實現了這個計劃，才能實行兩路出擊夾攻中原的戰略。
而跨有荊、益，首要的前提是據有荊州。
隻有占領了荊州，才能溯江西上進入益州。
所以，赤壁之戰以後，劉備集團在與孫吳聯手打敗曹操的基礎上，實現了對荊州的部分占有。
為了确保在荊州地位的鞏固，劉備集團又作了這樣的人事安排：以江陵這個戰略重鎮為荊州的政治中心，劉備作為荊州刺史把州治設立在這裡。
關羽為襄陽太守、蕩寇将軍，駐紮在江北。
張飛為宜都（治今湖北枝城市）太守、征虜将軍，後又轉在南郡。
這樣，劉備在江陵，關羽在江陵北面，張飛在江陵南面，劉關張三人緊緊地聚在了以江陵為中心的荊州地區。
東吳的周瑜對劉關張三人曾有過這樣的評價：“劉備以枭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将，必非久屈為人用者。
”三個人如果聚在一起，就如同“蛟龍得雲雨”一樣。
[3]這種安排，毫無疑問是保證江陵也即保住荊州安全的最佳陣容。
關羽在任襄陽太守的時候，襄陽仍在曹操手中。
劉備集團讓關羽擔任此職，把他放在長江以北、襄陽以南的地方，有兩個方面的意義。
第一，顯示了劉備集團必得襄陽的決心。
第二，諸葛亮的《隆中對》曾說，占領荊州和益州以後，一旦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将将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劉備則“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
”[4]這樣安排，似乎是選定了關羽作為從荊州一路夾攻中原的上将軍。
可見關羽在劉備集團中地位的重要。
二、關羽在執行蜀漢政略中的作用 蜀漢政權的政略集中反映在《隆中對》中所說的一段話裡：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聯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将軍，将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裡，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
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将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将将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将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壺漿以迎将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5] 這段話的内容概括起來說，就是為了要達到恢複漢室、實現統一的最終目的，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奪取荊、益二州為根據地，改革内政，外結孫吳，積蓄經濟和軍事實力；第二步待時機到來，一路從荊州向洛陽，一路從漢中出潼關，以鉗形攻勢争奪中原。
可以說，這是劉備集團進行政治軍事鬥争的指導思想，是劉備集團根本的戰略方針。
建安十六年（211年）三月，曹操進攻割據漢中的張魯，在益州的劉璋深感到曹軍的威脅，邀請劉備進入益州幫助他抵禦曹操。
劉備乘此機會率軍進入益州，不久就對邀請他的劉璋動起武來。
為了徹底摧毀劉璋的勢力，占領益州，劉備又命在荊州的諸葛亮緊急率軍增援。
諸葛亮必須率軍進入益州增援，鎮守荊州的任務就落到了關羽的肩上。
根據《隆中對》的戰略，荊州一路的主要任務是北征襄、鄧，也就是說，主要敵人是北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