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裴注研究 胡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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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後期，對曆史著作的注釋漸漸多了起來。
延笃着有《史記音義》,服虔着有《漢書音訓》，應劭着有《漢書集解音義》。
他們對史書的注釋如同對經書的注釋一樣，都是重在名物訓诂。
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這種方法一直延續着。
直到南朝才發生了變化，出現了裴松之對《三國志》的新式注釋方法。
對此，不論南北，都有人響應。
不過，從總的方面看，舊式的、着重于名物訓诂的方法在裴注以後仍然占據着主流的地位。
以往對裴注的研究碩果累累，但研究者多局限于優劣評價或靜态描述，很少從變化的角度讨論問題。
本文所關注的是：在史學史上為什麼會有裴注出現？裴注為什麼難以為繼？ 一、漢末魏晉時期對《漢書》的注釋 漢末魏晉時期不少人對史書加以注釋。
當時注釋家最感興趣的是《漢書》。
顔師古在《漢書叙例》中開列的屬于這一時期的注釋家有二十二人:1、荀悅字仲豫,颍川人,後漢秘書監。
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
2、服虔字子慎,荥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
初名重，改名祇，後定名虔。
3、應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遠。
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禦史營令,泰山太守。
4、伏俨字景宏,琅邪人。
5、劉德,北海人。
6、鄭氏,晉灼《音義》序雲不知其名,而臣瓒《集解》辄雲鄭德。
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
7、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8、李奇,南陽人。
9、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為奮威将軍,封高樂鄉侯。
10、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為甘陵府丞。
11、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雲河間人。
魏太和中為博士。
止解《司馬相如傳》一卷。
12、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秘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
13、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14、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15、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常侍,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侍郎,中書令,後轉為監,封廣陵亭侯。
16、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17、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博士祭酒,中書仆射,封高陵亭侯。
18、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19、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内太守,禦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将軍。
侍皇太子講《漢書》，别有《駁議》。
20、臣瓒,不詳姓氏及郡縣。
21、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
止注《相如傳序》及遊獵詩賦。
22、蔡谟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秘書監,都督徐、兖、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谥文穆公。
顔師古以上所列名單及說明有不妥之處。
首先，荀悅似不應列入。
荀悅曾依《左傳》體改編《漢書》為《漢紀》,但并未注釋《漢書》。
姚振宗《後漢藝文志》所載《漢書》注釋家不收荀悅，應該說是合理的。
其次，顔師古排列名單是以注釋家生活時代為順序的。
按此，荀悅應在服虔、應劭之後,而不能居于首位。
最後，鄧展、文穎後所謂“魏建安中”雲雲是錯誤的。
顧炎武就此批評道：“建安乃漢獻帝年号,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1] 拋開這些不論，可以看到以下幾點：第一、以上注釋家,自漢末應劭以下至東晉郭璞之間，多數人往往事迹無聞，正如顔師古在《序例》中說:“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于爵裡,頗或難知。
”這與東漢有很大不同。
東漢的注釋家如延笃、服虔、應劭等均見諸史傳,屬當時一流的學者。
建安以後衆多注釋家事迹無聞，學術地位不高。
這似乎說明對史書的注釋已非學術主流。
第二，按時代而論,注釋家以漢魏時期為主。
荀悅以下至韋昭17人均屬這一時期。
西晉隻有晉灼、劉寶、臣瓒三家，東晉隻有郭璞、蔡谟兩家。
郭璞“止注《相如傳序》及遊獵詩賦，”而蔡谟隻是“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漢書》”，貢獻無多。
按《叙例》所說，晉代注釋家的工作是以集解為主： 《漢書》舊無批注,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别施行。
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号曰《漢書集注》。
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
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
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
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
王氏《七志》、阮氏《七錄》，并題雲然，斯不審耳。
這段說明頗為重要。
按《隋書·經籍志》載，應劭着有《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
《後漢書》卷48《應奉傳附應劭傳》亦稱劭“集解《漢書》”。
可是若按《叙例》說，應劭并未集解《漢書》，作集解的是西晉的“臣瓒”，應劭的注釋應稱為《漢書音義》。
姚振宗不同意顔師古的說法。
他在《後漢藝文志》中說：“按顔氏言《七志》、《七錄》已然，則自宋及梁由來已久，亦何至一誤再誤？至唐初修志猶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書又複遞相沿誤？揆諸事理，或不盡然。
疑應書、瓒書卷數相同，顔監但見瓒書，不見應書，故有是言耳。
”姚氏的懷疑雖有道理，但終無證據，顔氏之說不可輕易否定。
《叙例》為應劭書特作說明，應該是有根據的。
此外，應劭之前可以确認為《漢書》作注的隻有服虔一家，應劭似不具備作集解的條件。
如果這樣解釋可以成立，則集解《漢書》是西晉才出現的。
王鳴盛推測：“大約晉灼于服、應外，添入伏俨、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家。
臣瓒于晉所采外添入劉寶一家。
”[2]晉代的的集解可以視之為對漢魏時期衆多的注釋所做的總結。
注釋減少了，總結性的集解一再出現，這些都是學術将變的征兆二、裴松之《三國志》注 南朝劉宋時，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在史學史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裴注與漢末以來注釋家着重于名物訓诂的注釋有明顯的不同。
據沉家本統計，注中引書“經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
”[3]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曆史事實得以保存。
裴注中也有運用傳統注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诂，引證故實。
……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
”侯康說：“至于箋注名物，訓釋文義，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
”[4]楊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這部分裴注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幹類。
他認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注不過是附帶的工作”。
[5]這些意見都是正确的。
裴松之在《上三國志注表》說： 臣前被诏，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
壽書铨叙可觀，事多審正。
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
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
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
上搜舊聞，傍摭遺逸。
按三國雖曆年不遠，而事關漢、晉。
首尾所涉，出入百載。
注記紛錯，每多舛互。
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阙。
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備異聞。
若乃纰缪顯然，言不附理，則随違矯正以懲其妄。
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
“務在周悉”、“補其阙”、“懲其妄”是裴松之注《三國志》的主要目的。
就“補其阙”而言，裴注是達到自己的目的了。
《三國志》在許多關鍵處多語焉不詳。
如關于九品中正制的創立，《陳群傳》中隻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群所建也。
”此外，如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等重大事件，又如建安文學、正始玄風等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變化在《三國志》中也都記載不多。
若無裴松之的補充，我們對那個時代的了解遠遠達不到今天所能達到的程度。
裴注出現後，引來了許多評議，其中有褒有貶。
劉知幾說： 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
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
[6] 與劉知幾不同，贊譽裴松之者多從保存史料方面對裴注給予肯定。
侯康說：“陳承祚《三國志》世稱良史，裴注尤博贍可觀。
”[7]《四庫提要》作者對裴注有褒有貶，既認為裴注“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又從積極的方面說：“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于陳壽本書焉。
”關于以往
延笃着有《史記音義》,服虔着有《漢書音訓》，應劭着有《漢書集解音義》。
他們對史書的注釋如同對經書的注釋一樣，都是重在名物訓诂。
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這種方法一直延續着。
直到南朝才發生了變化，出現了裴松之對《三國志》的新式注釋方法。
對此，不論南北，都有人響應。
不過，從總的方面看，舊式的、着重于名物訓诂的方法在裴注以後仍然占據着主流的地位。
以往對裴注的研究碩果累累，但研究者多局限于優劣評價或靜态描述，很少從變化的角度讨論問題。
本文所關注的是：在史學史上為什麼會有裴注出現？裴注為什麼難以為繼？ 一、漢末魏晉時期對《漢書》的注釋 漢末魏晉時期不少人對史書加以注釋。
當時注釋家最感興趣的是《漢書》。
顔師古在《漢書叙例》中開列的屬于這一時期的注釋家有二十二人:1、荀悅字仲豫,颍川人,後漢秘書監。
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
2、服虔字子慎,荥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
初名重，改名祇，後定名虔。
3、應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遠。
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禦史營令,泰山太守。
4、伏俨字景宏,琅邪人。
5、劉德,北海人。
6、鄭氏,晉灼《音義》序雲不知其名,而臣瓒《集解》辄雲鄭德。
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
7、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8、李奇,南陽人。
9、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為奮威将軍,封高樂鄉侯。
10、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為甘陵府丞。
11、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雲河間人。
魏太和中為博士。
止解《司馬相如傳》一卷。
12、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秘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
13、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14、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15、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常侍,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侍郎,中書令,後轉為監,封廣陵亭侯。
16、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17、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博士祭酒,中書仆射,封高陵亭侯。
18、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19、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内太守,禦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将軍。
侍皇太子講《漢書》，别有《駁議》。
20、臣瓒,不詳姓氏及郡縣。
21、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
止注《相如傳序》及遊獵詩賦。
22、蔡谟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秘書監,都督徐、兖、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谥文穆公。
顔師古以上所列名單及說明有不妥之處。
首先，荀悅似不應列入。
荀悅曾依《左傳》體改編《漢書》為《漢紀》,但并未注釋《漢書》。
姚振宗《後漢藝文志》所載《漢書》注釋家不收荀悅，應該說是合理的。
其次，顔師古排列名單是以注釋家生活時代為順序的。
按此，荀悅應在服虔、應劭之後,而不能居于首位。
最後，鄧展、文穎後所謂“魏建安中”雲雲是錯誤的。
顧炎武就此批評道：“建安乃漢獻帝年号,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1] 拋開這些不論，可以看到以下幾點：第一、以上注釋家,自漢末應劭以下至東晉郭璞之間，多數人往往事迹無聞，正如顔師古在《序例》中說:“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于爵裡,頗或難知。
”這與東漢有很大不同。
東漢的注釋家如延笃、服虔、應劭等均見諸史傳,屬當時一流的學者。
建安以後衆多注釋家事迹無聞，學術地位不高。
這似乎說明對史書的注釋已非學術主流。
第二，按時代而論,注釋家以漢魏時期為主。
荀悅以下至韋昭17人均屬這一時期。
西晉隻有晉灼、劉寶、臣瓒三家，東晉隻有郭璞、蔡谟兩家。
郭璞“止注《相如傳序》及遊獵詩賦，”而蔡谟隻是“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漢書》”，貢獻無多。
按《叙例》所說，晉代注釋家的工作是以集解為主： 《漢書》舊無批注,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别施行。
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号曰《漢書集注》。
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
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
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
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
王氏《七志》、阮氏《七錄》，并題雲然，斯不審耳。
這段說明頗為重要。
按《隋書·經籍志》載，應劭着有《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
《後漢書》卷48《應奉傳附應劭傳》亦稱劭“集解《漢書》”。
可是若按《叙例》說，應劭并未集解《漢書》，作集解的是西晉的“臣瓒”，應劭的注釋應稱為《漢書音義》。
姚振宗不同意顔師古的說法。
他在《後漢藝文志》中說：“按顔氏言《七志》、《七錄》已然，則自宋及梁由來已久，亦何至一誤再誤？至唐初修志猶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書又複遞相沿誤？揆諸事理，或不盡然。
疑應書、瓒書卷數相同，顔監但見瓒書，不見應書，故有是言耳。
”姚氏的懷疑雖有道理，但終無證據，顔氏之說不可輕易否定。
《叙例》為應劭書特作說明，應該是有根據的。
此外，應劭之前可以确認為《漢書》作注的隻有服虔一家，應劭似不具備作集解的條件。
如果這樣解釋可以成立，則集解《漢書》是西晉才出現的。
王鳴盛推測：“大約晉灼于服、應外，添入伏俨、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家。
臣瓒于晉所采外添入劉寶一家。
”[2]晉代的的集解可以視之為對漢魏時期衆多的注釋所做的總結。
注釋減少了，總結性的集解一再出現，這些都是學術将變的征兆二、裴松之《三國志》注 南朝劉宋時，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在史學史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裴注與漢末以來注釋家着重于名物訓诂的注釋有明顯的不同。
據沉家本統計，注中引書“經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
”[3]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曆史事實得以保存。
裴注中也有運用傳統注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诂，引證故實。
……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
”侯康說：“至于箋注名物，訓釋文義，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
”[4]楊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這部分裴注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幹類。
他認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注不過是附帶的工作”。
[5]這些意見都是正确的。
裴松之在《上三國志注表》說： 臣前被诏，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
壽書铨叙可觀，事多審正。
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
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
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
上搜舊聞，傍摭遺逸。
按三國雖曆年不遠，而事關漢、晉。
首尾所涉，出入百載。
注記紛錯，每多舛互。
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阙。
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備異聞。
若乃纰缪顯然，言不附理，則随違矯正以懲其妄。
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
“務在周悉”、“補其阙”、“懲其妄”是裴松之注《三國志》的主要目的。
就“補其阙”而言，裴注是達到自己的目的了。
《三國志》在許多關鍵處多語焉不詳。
如關于九品中正制的創立，《陳群傳》中隻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群所建也。
”此外，如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等重大事件，又如建安文學、正始玄風等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變化在《三國志》中也都記載不多。
若無裴松之的補充，我們對那個時代的了解遠遠達不到今天所能達到的程度。
裴注出現後，引來了許多評議，其中有褒有貶。
劉知幾說： 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
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
[6] 與劉知幾不同，贊譽裴松之者多從保存史料方面對裴注給予肯定。
侯康說：“陳承祚《三國志》世稱良史，裴注尤博贍可觀。
”[7]《四庫提要》作者對裴注有褒有貶，既認為裴注“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又從積極的方面說：“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于陳壽本書焉。
”關于以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