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卷而泣歎王允

導緻功敗垂成。

     錯誤一：沒有很好的處理内部關系。

    王允掌權以後，捕殺了很多曾經依附董卓的朝中大臣，全然忘記了自己當年也是在董卓的關照下才得以生存；著名學者蔡邕因為聽到董卓被殺而歎息了幾句，也被王允下獄身死，加上自恃功高，“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造成清流人士及士大夫集團強烈不滿，“群下不甚附之”；對待在刺董期間立有大功而且握有兵權的呂布，王允也是非常輕視，“以劍客遇之”，也就是說根本不把呂布當一回事，氣的呂布“既失意望，漸不相平”。

    如此一來，文臣武将都是離心離德，何以服衆？ 錯誤二：不懂得籠絡人心。

    面對董卓死後留下的大量财富，呂布就提出“以卓财物班賜公卿、将校”，按說這是個正确的建議，對于穩定長安的局勢有積極作用，但王允卻不與采納。

     錯誤三：毫無戰略眼光，書生氣十足。

    原本鏟除了董卓以後，其手下李傕、、郭汜、樊稠、李蒙上表求赦，如果王允能正确的判斷形勢，赦免其四人的話，搖搖欲墜的東漢王朝或許能得到寶貴的喘息機會。

    而王允的回答是：“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雖大赦天下，獨不赦此四人。

    ”心裡隻想着除惡務盡，逼的這四人起兵造反。

    在這個問題上，王允顯得還不如他一向看不起的呂布。

     王允剛愎自用，又不講策略，焉能不敗？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九月，李傕、郭汜、樊稠、李蒙率兵圍攻長安，王允再一次不聽呂布提出的撤出長安的正确建議，決心以死報國，終被李、郭所害，時年55歲，宗族老幼，盡被殺害，同時也制造了更大的社會動蕩和政局混亂。

    老百姓陷入更大的浩劫之中，“白骨露于野，千裡無雞鳴”，不能不說王允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王允，既有除亂臣于朝堂，緩危局于一時之壯舉，又無挽狂瀾于傾倒，救百姓于水火之偉略，他的的一生留給後人的隻有無限的感慨和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