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孫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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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城，引兵撤退了。
漢獻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孫堅移師梁縣（今河南臨汝西）東面，董卓派大将徐榮大舉進攻，孫堅初戰不利，隻與數十騎侍突圍而出。
他常戴紅色頭巾，就脫下頭巾命令親信侍衛将領祖茂戴上。
董卓騎兵争相追逐祖茂，所以孫堅得以從小道脫身。
不久，孫堅重新收整兵馬進駐陽人（今河南汝陽東北）。
董卓派東郡太守胡轸督步騎五千攻擊孫堅，孫堅大破董卓軍，并斬其都督華雄。
孫堅的勇猛使董卓感到十分畏懼，派李傕前來請求和親，讓孫堅列出擔任刺史、郡守的親屬子弟名單，許諾仍舊任用他們。
孫堅說：“董卓逆天無道，我不誅其三族，将其首級懸示全國，則死不瞑目，怎麼會與之和親呢？”于是進軍大谷（今河南洛陽南），距離洛河（源出陝西洛南縣，流經河南省西部）九十裡。
董卓率兵出，與孫堅激戰于皇陵之間。
董卓兵敗逃走，屯軍渑池。
孫堅接着進軍洛陽，又擊敗呂布。
孫堅的骁勇善戰讓董卓心驚膽戰，董卓曾對手下提起：“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
惟孫堅小戆，頗能用人，當語諸将，使知忌之。
”在董卓的心目中，惟有二袁、劉表、孫堅才是心腹大患。
董卓的遷都長安，不能不說與孫堅有一定的關系。
進入洛陽後，面對“數百裡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怅流涕。
”同時，孫堅命令部下修複漢朝諸皇陵，平整封塞被董卓掘開的各王公貴族的墳墓。
孫堅此番行為，也的确可以成為所謂“忠壯之烈”的楷模，所以在陳壽《三國志?孫破虜讨逆傳》及裴松之注中，對孫堅稱贊有加。
雖然孫堅的某些舉動有些“獲罪”之嫌，但對其“忠壯之烈”都是毫不懷疑的。
（二） 近來有文章評論孫堅是賊子，筆者認為實在有些牽強。
以孫堅一生的作為來看，不但不符合事實，也有點太“擡舉”孫堅了。
因為通過後面的分析看，孫堅不僅沒有賊子的行為，也沒有賊子的頭腦。
其實說孫堅是個賊子，理由不外乎兩個：一是所謂“匿玺背約”；二是所謂跨境用兵及誅殺官員。
就這兩個指責，筆者試做分析如下： 首先是“匿玺背約”，典出裴松之注《三國志?孫破虜讨逆傳》中。
《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
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
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圜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
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
”；《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将僭号，聞堅得傳國玺，乃拘堅夫人而奪之。
”這兩個記載，都是裴松之在對《三國志》進行注引時加上的。
但裴松之自己都不相信。
裴曰“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
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玺之數，要非常人所畜，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玺，而寶藏傳國也。
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玺今尚在孫門。
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再者，《吳書》和《山陽公載記》并非正史，可信度有些令人懷疑。
《吳書》的作者韋昭原本就是東吳的太史令，為增加孫氏政權“上順天意”的合法色彩，特意加上玉玺這段“有德者居之”的
漢獻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孫堅移師梁縣（今河南臨汝西）東面，董卓派大将徐榮大舉進攻，孫堅初戰不利，隻與數十騎侍突圍而出。
他常戴紅色頭巾，就脫下頭巾命令親信侍衛将領祖茂戴上。
董卓騎兵争相追逐祖茂，所以孫堅得以從小道脫身。
不久，孫堅重新收整兵馬進駐陽人（今河南汝陽東北）。
董卓派東郡太守胡轸督步騎五千攻擊孫堅，孫堅大破董卓軍，并斬其都督華雄。
孫堅的勇猛使董卓感到十分畏懼，派李傕前來請求和親，讓孫堅列出擔任刺史、郡守的親屬子弟名單，許諾仍舊任用他們。
孫堅說：“董卓逆天無道，我不誅其三族，将其首級懸示全國，則死不瞑目，怎麼會與之和親呢？”于是進軍大谷（今河南洛陽南），距離洛河（源出陝西洛南縣，流經河南省西部）九十裡。
董卓率兵出，與孫堅激戰于皇陵之間。
董卓兵敗逃走，屯軍渑池。
孫堅接着進軍洛陽，又擊敗呂布。
孫堅的骁勇善戰讓董卓心驚膽戰，董卓曾對手下提起：“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
惟孫堅小戆，頗能用人，當語諸将，使知忌之。
”在董卓的心目中，惟有二袁、劉表、孫堅才是心腹大患。
董卓的遷都長安，不能不說與孫堅有一定的關系。
進入洛陽後，面對“數百裡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怅流涕。
”同時，孫堅命令部下修複漢朝諸皇陵，平整封塞被董卓掘開的各王公貴族的墳墓。
孫堅此番行為，也的确可以成為所謂“忠壯之烈”的楷模，所以在陳壽《三國志?孫破虜讨逆傳》及裴松之注中，對孫堅稱贊有加。
雖然孫堅的某些舉動有些“獲罪”之嫌，但對其“忠壯之烈”都是毫不懷疑的。
（二） 近來有文章評論孫堅是賊子，筆者認為實在有些牽強。
以孫堅一生的作為來看，不但不符合事實，也有點太“擡舉”孫堅了。
因為通過後面的分析看，孫堅不僅沒有賊子的行為，也沒有賊子的頭腦。
其實說孫堅是個賊子，理由不外乎兩個：一是所謂“匿玺背約”；二是所謂跨境用兵及誅殺官員。
就這兩個指責，筆者試做分析如下： 首先是“匿玺背約”，典出裴松之注《三國志?孫破虜讨逆傳》中。
《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
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
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圜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
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
”；《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将僭号，聞堅得傳國玺，乃拘堅夫人而奪之。
”這兩個記載，都是裴松之在對《三國志》進行注引時加上的。
但裴松之自己都不相信。
裴曰“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
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玺之數，要非常人所畜，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玺，而寶藏傳國也。
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玺今尚在孫門。
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再者，《吳書》和《山陽公載記》并非正史，可信度有些令人懷疑。
《吳書》的作者韋昭原本就是東吳的太史令，為增加孫氏政權“上順天意”的合法色彩，特意加上玉玺這段“有德者居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