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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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相符合。
不過，載振到底更事不多，還得派一個老成人作為輔佐，而徐世昌看出新官制一施行，軍機處有大更動，自己不一定能保得住眼前的位子，不如出關去看看，有何機會。
所以向奕劻自告奮勇，瞿鴻玑亦不反對，事情便定局了。
接待欽差，在地方官是件大事，何況載振又是換帖弟兄，袁世凱覺得于公于私，都必得格外盡心才好，所以指定督練公所參謀處總辦段芝貴，專為載振辦差。
段芝貴别無所長，隻是善于伺候貴人。
他在天津聲色場中，是個闊客，袁世凱是知道的，而載振是頭号绔袴，更是人所皆知。
然則派段芝貴為載振辦的差使是什麼？亦就彼此心照不宣了。
于是，段芝貴特意去找一個朋友。
此人是長蘆的鹽商，捐了個兵部候補郎中的官銜，名叫王錫瑛，字益孫，跟段芝貴一起玩兒，結成臭味相投、彼此利用的好朋友。
當時便将袁世凱交辦的任務，細說了一遍，問王錫瑛：“有什麼好主意，能叫振貝子玩兒得痛快？” “振貝子喜歡什麼？” “他？”段芝貴突然想起來了，“從前有個謝珊珊，你知道嗎？” “不是唱髦兒戲的嗎？” 向來伶人皆為男角，俗稱“相公”，又稱“象姑”。
洪楊以後，始有女伶，起于上海，稱之為“髦兒戲”。
謝珊珊是蘇州人，以伶而妓，三、四年前在京城裡很紅過一陣子。
“不錯！”段芝貴說：“謝瑚珊唱過髦兒戲，還跟振貝子配過戲。
” “着！”正錫瑛猛然一拍腦袋，“怎麼這檔子事就會想不起來？” 他想起的是三年前，出在北京東城餘園的一件新聞。
餘園本是慈禧太後同族，做過兩廣總督的瑞麟的舊居，庚子之亂遭了災，荒廢不複可住。
及至回銮以後，市面漸漸恢複，東城修了大馬路，起了大洋樓，繁盛勝于往時，于是有人買下餘園，修葺樓台，補植花木，開了一家大館子。
載振是餘園的常客，經常在那裡流連終日，也經常邀一班少年親貴在那裡串戲，“侗五爺”溥侗、“七爺”載濤的玩藝是連内行都佩服的。
每逢彩串，常有名角來把場，如果遇到肅親王善耆粉墨登場，那就更熱鬧了，起碼有四五個名角到後台來“伺候”。
看看鬧得太過分了，台谏中頗有人表示憤慨，恰好載振跟謝珊珊合演了一出彩樓配，便有位“都老爺”張元奇上折參劾，上谕載振自加檢點。
餘園風流，頓時消歇，謝珊珊不知所終，載振每一提起來，總有餘憾莫釋之慨。
“振貝子不喜象姑，那好辦！”王錫瑛說：“我已經看中了一個人了，就怕段二爺你老心裡覺得不是味兒。
” 這一說，段芝貴知道他指的是誰，反唇相譏地笑道：“莫非你心裡就不犯酸？” 原來段、王二人都捧一個叫楊翠喜的坤伶。
這楊翠喜是畿南文安人氏，從小父母雙亡，為族叔賣給一家姓楊的作養女，取名楊翠喜。
這姓楊的是戲班子裡的“文場”，其實正當髦兒戲開始風行，便将楊翠喜送去學戲，應的花旦這一行。
到得十六七歲，楊翠喜出落得玉立亭亭，色勝于藝。
喜歡聽髦兒戲的，本就選色重于徵歌，因此，楊翠喜在天津天仙茶園，露演未幾，便即大紅大紫。
捧她的客人，不知凡幾，但論貴則段芝貴，論富則王錫瑛。
有此兩人護法，他人便隻好望而卻步了。
段、王雖同捧楊翠喜，卻并不争風吃醋，這是因為楊翠喜受了養母的教，手腕頗為高明，對兩人都是不即不離，若拒若迎，而又铢兩相稱，不讓誰覺得受了委屈，而又總存着一個遲早得親芗澤的想頭，才得以相安無事。
也就因為如此，王錫瑛出這麼一個主意，段芝貴心裡不會犯酸。
不過，他也不願将可居的“奇貨”輕易“脫手”，思量着得好好把握這個機會，從載振身上，大大弄一注好處。
“段二爺，我們買賣人是發了财才升官，你老是貴人，就得升官，才能發财。
何不弄個督撫做做？” 段芝貴心想王錫瑛畢竟是商人，對宦途經曆，不甚了了。
一個候補道想一躍而為督撫，簡直是做夢！就算是實缺道員，亦得先放臬司，再轉藩司，經過“監司”這個階段，才有升為巡撫的希望。
當然，這話可以不必跟他說，丢開一邊，隻談如何伺候得振貝子稱心如意。
※※※ 就在載振與徐世昌到達天津的前一天，新官制案正式見諸上谕。
事先，已有電報預告，所以袁世凱關照，電旨一到，随即譯送。
由于這是清朝開國，至少是雍正七年設立軍機處以來，破天荒的大舉措，所以上谕長達三千言，抄碼譯文，頗費工夫，隻能一段一段送閱。
這道上谕分為兩部分，前面是總司核定的奕劻、孫家鼐與瞿鴻玑的會奏，引叙共同編纂新官制的上谕之後，先有一段頌聖表功的引叙： “仰見皇太後、皇上力拯時艱，通變宜民之至意，率士臣庶，感頌同聲：實中國轉弱為強之關鍵。
茲事體大，臣等仰禀聖谟，總司核定，斷不敢草率從事，亦不敢敷衍塞責。
月餘以來，準厘定官制大臣載澤等陸續送到草案，臣等悉心詳核，反複商榷，間有未協，次第更定。
京内各官，現已竣事。
” 緊接着是談改定官制的準則，以及現行官制的缺失： “竊維此次改定官制，既為預備立憲之基，自以所定官制與憲政相近為要義。
按立憲國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并峙，各有專屬，相輔而行。
其意美法良，則谕旨所謂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兩言盡之矣！蓋今日積弊之難清，實由于責成之不定，推究厥故，殆有三端： 一則權限之不分。
以行政官而兼有立法權，則必有借行政之名義，創為不平之法律，而為協輿情，以行政而兼有司法權，則有徇平時之愛憎，變更一定之法律，以意為出入。
以司法官而兼有立法權，則必有謀聽斷之便利，制為嚴峻之法律，以肆行武健，而法律浸失其本意。
舉人民之權利生命，遂妨害于無形。
此權限不分，責成之不能定者一也。
一則職任之不明。
政以分職而理，謀以專任而成。
今則一堂有六官，是數人共一職也，其半為冗員可知，一人而曆官各部，是一人更數職也，其必無專長滅見。
數人分一任，則築室道謀，弊在玩時；一人兼數差，則日不暇給，弊在廢事。
是故賢者累于牽制，不肖者安于推诿。
是職任不明，責成不能定者二也。
” 第一次送來的電文，到此為止。
袁世凱與張一麟各推敲久久，認為大端之一的“權限不分”，講司法獨立，或可邀準，大端之二“職任不明”這一條就很難說了。
顯然的，說“一堂有六官，其半為冗員”，則各部滿漢兩尚書、四侍郎定會裁掉一半，平空敲掉許多人的飯碗，必定有人切齒痛恨地在罵，“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袁世凱倒有些失悔于鼓吹改官制一舉了。
第二次送來的電文，接叙大端之三： “一則名實不副。
名為吏部，但司簽掣之事，并無铨衡之權：名為戶部，但司出納之事，并無統計之權；名為禮部，但司典儀之事，并無禮教之權；名為兵部，但司綠營兵籍，武職升轉之事，并無統禦之權，是名實不副，責成之不定者三也。
” 有此三積弊，因此厘定官制，即以“清積弊，定責成”為指歸。
首先是“分權以定限”，除立法暫設資政院外，行政、司法兩權的區分是： “行政之事，則專屬之内閣各部大臣。
内閣有總理大臣，各部尚書亦為内閣政務大臣，故分之為各部，合之皆為政府，而情無隔閡，入則同參閣議，出則各治部務，而事可貫通。
如是則中央集權之勢成，政策統一之效著。
司法之權，則專屬之法部。
以大理院任審判，而法部監督之，均與行政官相對峙，而不為所節制，此三權分立之梗概也。
此外有資政院以持公論，有都察院以任糾彈，有審計院以查濫費，亦皆獨立，不為内閣所節制，而轉能監督閣臣，此分權定限之大要也。
” 司法果然獨立了，看樣子，上谕必會允準，但内閣制，則在未定之天。
袁世凱急于想知道結果，無奈原奏還有“正名以核實”與“分職以專任”兩大條，不能不耐心看完： “次正名以核實。
巡警為民政之一端，拟正名為民政部。
戶部綜天下财賦，拟正名為度支部，以财政處、稅務處并入。
兵部徒擁虛名，拟正名為陸軍部，以練兵處、太仆寺并入，而海軍部暫隸焉。
既設陸軍部，則練兵處之軍令司，拟正名為軍咨府，以握全國軍政之要樞。
刑部為司法之行政衙門，徒名曰刑，義有未盡，拟正名為法部。
商部本兼掌農工，拟正名為農工商部。
理藩院為理藩部，太常、光祿、鴻胪三寺，同為執禮之官，拟并入禮部。
工部所掌半已分隸他部，而以輪路郵電并入，拟改為郵傳部。
此正名核實之大要也。
次分職以專任。
分職之法，凡舊有各衙門與行政無關系者，自可切于事情，首外務部、次民政部、次度支部、次禮部、次學部、次陸軍部、次法部、次農工商部、次郵傳部、次理藩院。
專任之法，内閣各大臣同負責任，除外務部載在公約，其餘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
各部尚書隻設一人，侍郎隻設二人，皆歸一律，至新設之丞參，事權不明，尚多窒礙。
故特設承政廳，使左右丞，任一部總彙之事。
設參議廳，使左右參議，任一部謀議之事。
其郎中、員外郎、主事以下，視事務之繁簡，定額之多寡，要使責有專歸，官無濫設。
此分職專任之大要也。
” 看完這兩條，袁世凱不由得脊梁上一陣陣發冷，知道親貴疑忌與瞿鴻玑的有意作對，都非傳
不過，載振到底更事不多，還得派一個老成人作為輔佐，而徐世昌看出新官制一施行，軍機處有大更動，自己不一定能保得住眼前的位子，不如出關去看看，有何機會。
所以向奕劻自告奮勇，瞿鴻玑亦不反對，事情便定局了。
接待欽差，在地方官是件大事，何況載振又是換帖弟兄，袁世凱覺得于公于私，都必得格外盡心才好，所以指定督練公所參謀處總辦段芝貴，專為載振辦差。
段芝貴别無所長，隻是善于伺候貴人。
他在天津聲色場中，是個闊客，袁世凱是知道的，而載振是頭号绔袴，更是人所皆知。
然則派段芝貴為載振辦的差使是什麼？亦就彼此心照不宣了。
于是，段芝貴特意去找一個朋友。
此人是長蘆的鹽商，捐了個兵部候補郎中的官銜，名叫王錫瑛，字益孫，跟段芝貴一起玩兒，結成臭味相投、彼此利用的好朋友。
當時便将袁世凱交辦的任務，細說了一遍，問王錫瑛：“有什麼好主意，能叫振貝子玩兒得痛快？” “振貝子喜歡什麼？” “他？”段芝貴突然想起來了，“從前有個謝珊珊，你知道嗎？” “不是唱髦兒戲的嗎？” 向來伶人皆為男角，俗稱“相公”，又稱“象姑”。
洪楊以後，始有女伶，起于上海，稱之為“髦兒戲”。
謝珊珊是蘇州人，以伶而妓，三、四年前在京城裡很紅過一陣子。
“不錯！”段芝貴說：“謝瑚珊唱過髦兒戲，還跟振貝子配過戲。
” “着！”正錫瑛猛然一拍腦袋，“怎麼這檔子事就會想不起來？” 他想起的是三年前，出在北京東城餘園的一件新聞。
餘園本是慈禧太後同族，做過兩廣總督的瑞麟的舊居，庚子之亂遭了災，荒廢不複可住。
及至回銮以後，市面漸漸恢複，東城修了大馬路，起了大洋樓，繁盛勝于往時，于是有人買下餘園，修葺樓台，補植花木，開了一家大館子。
載振是餘園的常客，經常在那裡流連終日，也經常邀一班少年親貴在那裡串戲，“侗五爺”溥侗、“七爺”載濤的玩藝是連内行都佩服的。
每逢彩串，常有名角來把場，如果遇到肅親王善耆粉墨登場，那就更熱鬧了，起碼有四五個名角到後台來“伺候”。
看看鬧得太過分了，台谏中頗有人表示憤慨，恰好載振跟謝珊珊合演了一出彩樓配，便有位“都老爺”張元奇上折參劾，上谕載振自加檢點。
餘園風流，頓時消歇，謝珊珊不知所終，載振每一提起來，總有餘憾莫釋之慨。
“振貝子不喜象姑，那好辦！”王錫瑛說：“我已經看中了一個人了，就怕段二爺你老心裡覺得不是味兒。
” 這一說，段芝貴知道他指的是誰，反唇相譏地笑道：“莫非你心裡就不犯酸？” 原來段、王二人都捧一個叫楊翠喜的坤伶。
這楊翠喜是畿南文安人氏，從小父母雙亡，為族叔賣給一家姓楊的作養女，取名楊翠喜。
這姓楊的是戲班子裡的“文場”，其實正當髦兒戲開始風行，便将楊翠喜送去學戲，應的花旦這一行。
到得十六七歲，楊翠喜出落得玉立亭亭，色勝于藝。
喜歡聽髦兒戲的，本就選色重于徵歌，因此，楊翠喜在天津天仙茶園，露演未幾，便即大紅大紫。
捧她的客人，不知凡幾，但論貴則段芝貴，論富則王錫瑛。
有此兩人護法，他人便隻好望而卻步了。
段、王雖同捧楊翠喜，卻并不争風吃醋，這是因為楊翠喜受了養母的教，手腕頗為高明，對兩人都是不即不離，若拒若迎，而又铢兩相稱，不讓誰覺得受了委屈，而又總存着一個遲早得親芗澤的想頭，才得以相安無事。
也就因為如此，王錫瑛出這麼一個主意，段芝貴心裡不會犯酸。
不過，他也不願将可居的“奇貨”輕易“脫手”，思量着得好好把握這個機會，從載振身上，大大弄一注好處。
“段二爺，我們買賣人是發了财才升官，你老是貴人，就得升官，才能發财。
何不弄個督撫做做？” 段芝貴心想王錫瑛畢竟是商人，對宦途經曆，不甚了了。
一個候補道想一躍而為督撫，簡直是做夢！就算是實缺道員，亦得先放臬司，再轉藩司，經過“監司”這個階段，才有升為巡撫的希望。
當然，這話可以不必跟他說，丢開一邊，隻談如何伺候得振貝子稱心如意。
※※※ 就在載振與徐世昌到達天津的前一天，新官制案正式見諸上谕。
事先，已有電報預告，所以袁世凱關照，電旨一到，随即譯送。
由于這是清朝開國，至少是雍正七年設立軍機處以來，破天荒的大舉措，所以上谕長達三千言，抄碼譯文，頗費工夫，隻能一段一段送閱。
這道上谕分為兩部分，前面是總司核定的奕劻、孫家鼐與瞿鴻玑的會奏，引叙共同編纂新官制的上谕之後，先有一段頌聖表功的引叙： “仰見皇太後、皇上力拯時艱，通變宜民之至意，率士臣庶，感頌同聲：實中國轉弱為強之關鍵。
茲事體大，臣等仰禀聖谟，總司核定，斷不敢草率從事，亦不敢敷衍塞責。
月餘以來，準厘定官制大臣載澤等陸續送到草案，臣等悉心詳核，反複商榷，間有未協，次第更定。
京内各官，現已竣事。
” 緊接着是談改定官制的準則，以及現行官制的缺失： “竊維此次改定官制，既為預備立憲之基，自以所定官制與憲政相近為要義。
按立憲國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并峙，各有專屬，相輔而行。
其意美法良，則谕旨所謂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兩言盡之矣！蓋今日積弊之難清，實由于責成之不定，推究厥故，殆有三端： 一則權限之不分。
以行政官而兼有立法權，則必有借行政之名義，創為不平之法律，而為協輿情，以行政而兼有司法權，則有徇平時之愛憎，變更一定之法律，以意為出入。
以司法官而兼有立法權，則必有謀聽斷之便利，制為嚴峻之法律，以肆行武健，而法律浸失其本意。
舉人民之權利生命，遂妨害于無形。
此權限不分，責成之不能定者一也。
一則職任之不明。
政以分職而理，謀以專任而成。
今則一堂有六官，是數人共一職也，其半為冗員可知，一人而曆官各部，是一人更數職也，其必無專長滅見。
數人分一任，則築室道謀，弊在玩時；一人兼數差，則日不暇給，弊在廢事。
是故賢者累于牽制，不肖者安于推诿。
是職任不明，責成不能定者二也。
” 第一次送來的電文，到此為止。
袁世凱與張一麟各推敲久久，認為大端之一的“權限不分”，講司法獨立，或可邀準，大端之二“職任不明”這一條就很難說了。
顯然的，說“一堂有六官，其半為冗員”，則各部滿漢兩尚書、四侍郎定會裁掉一半，平空敲掉許多人的飯碗，必定有人切齒痛恨地在罵，“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袁世凱倒有些失悔于鼓吹改官制一舉了。
第二次送來的電文，接叙大端之三： “一則名實不副。
名為吏部，但司簽掣之事，并無铨衡之權：名為戶部，但司出納之事，并無統計之權；名為禮部，但司典儀之事，并無禮教之權；名為兵部，但司綠營兵籍，武職升轉之事，并無統禦之權，是名實不副，責成之不定者三也。
” 有此三積弊，因此厘定官制，即以“清積弊，定責成”為指歸。
首先是“分權以定限”，除立法暫設資政院外，行政、司法兩權的區分是： “行政之事，則專屬之内閣各部大臣。
内閣有總理大臣，各部尚書亦為内閣政務大臣，故分之為各部，合之皆為政府，而情無隔閡，入則同參閣議，出則各治部務，而事可貫通。
如是則中央集權之勢成，政策統一之效著。
司法之權，則專屬之法部。
以大理院任審判，而法部監督之，均與行政官相對峙，而不為所節制，此三權分立之梗概也。
此外有資政院以持公論，有都察院以任糾彈，有審計院以查濫費，亦皆獨立，不為内閣所節制，而轉能監督閣臣，此分權定限之大要也。
” 司法果然獨立了，看樣子，上谕必會允準，但内閣制，則在未定之天。
袁世凱急于想知道結果，無奈原奏還有“正名以核實”與“分職以專任”兩大條，不能不耐心看完： “次正名以核實。
巡警為民政之一端，拟正名為民政部。
戶部綜天下财賦，拟正名為度支部，以财政處、稅務處并入。
兵部徒擁虛名，拟正名為陸軍部，以練兵處、太仆寺并入，而海軍部暫隸焉。
既設陸軍部，則練兵處之軍令司，拟正名為軍咨府，以握全國軍政之要樞。
刑部為司法之行政衙門，徒名曰刑，義有未盡，拟正名為法部。
商部本兼掌農工，拟正名為農工商部。
理藩院為理藩部，太常、光祿、鴻胪三寺，同為執禮之官，拟并入禮部。
工部所掌半已分隸他部，而以輪路郵電并入，拟改為郵傳部。
此正名核實之大要也。
次分職以專任。
分職之法，凡舊有各衙門與行政無關系者，自可切于事情，首外務部、次民政部、次度支部、次禮部、次學部、次陸軍部、次法部、次農工商部、次郵傳部、次理藩院。
專任之法，内閣各大臣同負責任，除外務部載在公約，其餘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
各部尚書隻設一人，侍郎隻設二人，皆歸一律，至新設之丞參，事權不明，尚多窒礙。
故特設承政廳，使左右丞，任一部總彙之事。
設參議廳，使左右參議，任一部謀議之事。
其郎中、員外郎、主事以下，視事務之繁簡，定額之多寡，要使責有專歸，官無濫設。
此分職專任之大要也。
” 看完這兩條，袁世凱不由得脊梁上一陣陣發冷，知道親貴疑忌與瞿鴻玑的有意作對，都非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