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郃異聞錄 鹫山宗渡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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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

    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

    ” 由以上二傳可見,帶兵分據中州的便是張郃。

    《朱然傳》:“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為其勢援,連屯圍城。

    權遣将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為然外救。

    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欲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

    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

    ”這一段更是詳寫其過程。

     這個江中洲具有相當重要軍事意義,對曹魏而言,可以阻斷對江吳軍的救援,對東吳而言,以之為基地可以随時進擊江陵城下,換句話說,占據了江中洲,便把握了整個戰局的主動,事實上,正是由于後來魏軍占領了江中洲,使得東吳多支援軍長期束手無策。

     對于江中洲的地位,東吳方事先也有相當的認識,故以“萬人備州上,立圍塢”。

    而張郃渡江擊孫盛,從前後相關記載來看,實乃江陵之役中最大的硬仗。

    《潘璋傳》:“魏将夏侯尚等圍南郡。

    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裡洲上。

    諸葛瑾、楊粲并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

    ”單由浮橋延至陸上一點登陸,不可能搶灘成功,而必須以水軍配合,或是協助排除守軍對浮橋的幹擾,或是從背後牽制吸引洲上的守軍的兵力。

    水陸兩方的配合本來就具有相當的難度,而由浮橋登陸,更是将己方一線暴露在敵方的一面中,因而最具艱險。

     《夏侯尚傳》:“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

    權将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于江中。

    尚夜多持油船,将步騎萬馀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并攻,破之。

    ”先下流潛渡牽制水軍,再由陸路登上江中渚,便達到“水陸夾攻,破之”的效果。

    這與上段分析的過程接近一緻,隻不過這裡沒有說明陸路方面用的是“浮橋”,難道是很偶然的巧合麼? 《三國志·諸葛瑾傳》後注引《吳錄》:“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于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為之救援。

    瑾性弘緩,推道理、任計劃,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瑾今攻浮橋,真等退走,雖無大勳,亦以全師保境為功。

    ” 既然諸葛瑾身位大将之重,又:“性弘緩,推道理、任計劃”那麼很難将自己處于險地,貿然渡入江中渚,而“雖無大勳,亦以全師保境為功”表明他至少不曾遭遇大敗,那麼《夏侯尚傳》所言便不一定是事實。

    同時,在魏書諸傳有關擊敗諸葛瑾一事的記載,隻見于《夏侯尚傳》,其它諸傳皆未提到。

     由此,便有足夠的理由懷疑:《夏侯尚傳》中“入據江中渚”的,不是諸葛瑾而是吳将軍孫盛。

    那麼這樣才與《三國志》中魏書、吳書諸傳及《吳錄》所載相吻合。

    再仔細看《尚傳》中這段,“尚夜多持油船”這裡的“尚”官方記功語氣很重,然而也意多隐晦,可指“夏侯尚部”,也可指“夏侯尚軍”,但夏侯尚作為諸軍統帥,親自渡江涉入險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張郃此時正是夏侯尚所督之部。

     綜合以上分析可見,此戰水陸兩線,吳方從正面帶來最大的壓力當是孫盛屯塢裡的萬餘人,而率主力渡江激戰的,最終将孫盛部擊破占領江中渚的,乃是張郃。

    《尚傳》内容,當為陳壽得自魏國官方資料,故為最詳,而此事《郃傳》僅兩句。

    這大概是曹丕欲将之戰之功歸于夏侯尚(注3),而授意在記錄上做的手腳。

     街亭 魏明帝繼位前後,曹操以來的元老宿将已經星散将盡,所餘着惟曹真、張郃、徐晃等人,另一方面,司馬懿起自曹丕左右,于文帝時代在魏國迅速崛起(注4)。

    魏國的軍事重心大緻可歸于江漢與關中兩區,張郃前在關中随夏侯淵平定諸羌胡及枹罕宋建,淵死代之統領漢中諸軍,文帝時“郃與真讨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後又在江陵之戰督諸軍奮戰,“明帝即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别将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

    ”江漢與關中諸軍都曾受張郃統領,作為曹操以來軍事上僅存的元老,加上長期以來的良好戰績,張郃在魏軍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曹真于文帝時為鎮西将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參與了江陵之戰,明帝即位先後任大将軍、大司馬,俨然是諸曹、夏侯在軍事上的代表人物,在諸葛亮出祁山後主導關中的軍事。

    而司馬懿于明帝即位後不久遷骠騎将軍,太和元年六月,加督荊、豫二州諸軍事。

     此後,張郃、曹真、司馬懿各自作為魏軍在中央、荊州、關中的最高層領導,關系比較微妙,曹真為諸曹夏侯代表、司馬懿為曹丕托孤重臣,通常張郃處于這兩人的領導之下。

    明帝時代,曹真後督關中諸軍,司馬懿督荊豫諸軍,分别應對蜀、吳方面的戰事,這可以說是一種結構上的平衡。

    而這一平衡時期,張郃顯然是魏軍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一但關中、江漢的有軍事行動,張郃部便要奉魏帝之命從一區趕往另一區。

    在來回奔移與大小作戰中,已至黃昏之年的張郃軍事上的成就越來越引人注目。

     蜀漢建興六年,諸葛亮首出祁山。

     《三國志·諸葛亮傳》“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将軍曹真舉衆拒之。

    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賞罰肅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 《三國志·曹真傳》:“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

    帝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将馬谡,大破之。

     《三國志·張郃傳》:“諸葛亮出祁山。

    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将馬谡於街亭。

    ” 由《亮傳》與《曹真傳》可以肯定的是此戰為箕谷、祁山兩線作戰,作戰的先後,《曹真傳》:“帝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将馬谡”,看似行文有勢,然實際上較為含糊,既軍郿又何以要擊馬谡?“遣真督諸軍,遣張郃---”這樣給人映象似乎對抗蜀軍的主力是曹真,張郃所部也為曹真督下,《郃傳》:“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這裡卻是張郃督諸軍,二人職責似有所沖突(注5)。

     而《諸葛亮傳》的邏輯則交待得較為清楚,因為揚聲取郿,趙雲據箕谷,曹真舉衆拒之,所以才會有《真傳》中的“軍郿”。

    雍涼為曹魏所并有年,天水三郡何以驟然響應諸葛亮?也可由《亮傳》知其真正原因:曹真的所率的魏軍主力已在箕谷被趙雲鄧芝牽制住,蜀軍主力聲東擊西的轉擊祁山,頓時無援的天水三郡為情勢所迫才不得不叛變魏國(注6)。

    由此,可以說是曹真軍事上的判斷失策造成了關中空前的危機。

     對于張郃的出戰,《亮傳》随後交待得更加清楚:“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谡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

    ”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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