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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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大臣請了來,一個是兵部侍郎,也是狀元出身的孫家鼐;另外一個是吏部侍郎松溎,他是正藍旗人,進士出身,但教皇帝讀“清文”,在毓慶宮的身分就差了,隻是所謂“谙達”。

    向來師傅們有什麼公折,谙達是不列銜的,翁同龢為了壯聲勢,所以将他亦算上一個。

     折柬相邀,專車奉迓,孫、松二人一到,翁同龢拿出折底來“請教”。

    看上面寫的是: “查泰西之法,電線與鐵路相為表裡,電線既行,鐵路勢必可舉辦,然此法試行于邊地,而不适行于腹地。

    邊地有運興之利,無擾民之害。

    腹地則壞田廬、平墳墓,民間嘩然。

    未收其利,先見其害矣。

     今聞由天津至通州拟開鐵路一道。

    查天津距通州二百餘裡,其中廬舍相望,桑麻被野,水路則操舟者數萬人,陸路則驅車者數百輩,以及村酤、旅店、負販為活者更不知凡幾? 鐵路一開,本業損失,其不流而為盜者幾希! 近來外間議論,無不以此事為可慮。

    臣等伏思皇太後、皇上勤恤民隐,無微不至。

    偶遇四方水旱,發帑赈濟,唯恐一夫之失所,豈有咫尺畿疆,而肯使小民窮而無告乎?況明春恭逢歸政盛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風議之辭,近郊有怨咨之口,似非所以光昭聖治,慰安元元也。

     夫稽疑以蔔,衆論為先,為政以順民心為要。

    津通鐵路,宜暫緩辦,俟邊遠通行,民間習見,然後斟酌形勢,徐議及此,庶事有序,而患不生。

    ” 松溎先看,看完遞給孫家鼐,等他亦看完了,方始征詢意見:“如何?” “比上齋諸公的公折,緩和得多了。

    ” “不但語氣緩和,持論亦平正通達。

    我謹附骥尾。

    ” 松溎說完,提筆在後面署了名,孫家鼐亦然如此。

    這在翁同龢自是一大安慰,也有些得意,覺得推敲的苦心,畢竟沒有白費。

     處理了自己的事,要問問旁人的态度,“上齋諸公的公折,怎麼說法?”他問。

     “上齋”就是上書房的簡稱。

    在上書房行走,亦稱為“師傅”,但因為教皇子而非皇帝,所以地位、恩遇,都不及皇帝的“師傅”。

    但上書房的人多,加以是協辦大學士恩承與吏部尚書徐桐任“總師傅”,在這兩位衛道之士支持之下,上書房的公折,措詞就嚴峻得多了,語氣中明攻李鴻章,暗責醇王。

    恩承和徐桐雖以地位與翰林懸殊,不便列名上折,卻以私人身分寫了信給醇王。

    當然,詞氣恭順而論事激切,使得醇王大為不悅。

     翁同龢是醇王很看重的人,平時禮遇甚周,就仿佛漢人書香世家敬重西席那樣。

    因此,對于醇王在病中遭遇這種為清議所不容的拂逆之事,他自然覺得難過,同時也有許多感慨和惋惜。

     “醇邸完全是替人受過。

    ”翁同龢還有許多話,到喉又止,隻付之喟然長歎。

     孫家鼐了解他的意思,卻不肯接口,松溎的性子比較直,立即說道:“替人受過,也要看值不值?替李鴻章受過不值,替皇太後受過就值得。

    ” 修三海,修頤和園,昆明湖設小火輪,裝設電燈,以及紫光閣畔建造鐵路,凡此為清議所痛心疾首的花樣,說到頭來都怪在醇王頭上。

    不是說他‘逢君之惡”,而是本乎春秋賢者之意,認為他不能據理力谏,未免過于軟弱。

    就這一點上,恭王與他的賢愚便極分明,這幾乎已成定評。

     然而翁同龢卻比較能體諒醇王的苦衷,“醇邸的處境甚難。

    ”他說,“要避擅專的嫌疑,就不能不唯命是從,千錯萬錯……,唉!”他又不肯說下去了。

     “千錯萬錯,錯在不甘寂寞。

    ”松溎說得很率直,“如果不是他靜極思動,就不會有恭王被逐,軍機全班盡撤的大政潮。

     到今天,安富尊榮,優遊歲月,何來如許煩惱?” 話說得太深了,翁同龢與孫家鼐都不肯再往下談。

    做主人的置酒款客,取出珍藏的書畫碑帖來展玩品評,而松溎對此道的興緻不高,所以談來談去又談到時事了。

     幾杯佳釀下肚,松溎趁着酒興,越發放言無忌,“今上的福分,恐還不如穆宗。

    ”他說,“就拿立後來說,當年穆宗遠離中宮,是有激使然,加以宮闱中有‘大力’幹預,以緻有後來的彌天巨禍。

    然而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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