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曹雪芹的社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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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研究一個人的社會思想，無非從兩個方面着手，一個是他的著述言論；一個是有關他生平業迹的的傳記材料。
但是這兩方面對于曹雪芹的研究來說，顯然還都是比較困難的。
據目前大家公認的曹雪芹的作品，僅是一部殘缺不全的《紅樓夢》，而《紅樓夢》不僅又隻是一部小說，而且是一部用“假話”掩蓋了“真事”的小說，其寫作本旨到底為何尚一直是一個謎。
作為曹雪芹的傳記來說，不僅文字不多，而且也并未怎麼透露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甚至連曹雪芹的幾位朋友敦氏弟兄和張宜泉在他們的著述裡也閉口不談《紅樓夢》。
這些都不能不為研究曹雪芹的社會思想帶來困難。
但是，是不是對于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的研究就無從下手呢？我認為，還不是的。
目前還是挖掘出一些與曹雪芹有關的曆史材料。
隻是說某些材料被曲解，某些材料被忽視，某些材料研究得不徹底罷了。
對于曹雪芹的社會思想一章節文字的研究，我準備分開四個部分來談： 一是曹雪芹到底是漢族還是滿族，曹雪芹到底有沒有民族情緒。
二是也探讨一下曹雪芹祖父曹寅雖貴為滿洲皇帝的親信耳目，但是卻在他與别人交往的文字裡留下了帶有民族思想情緒的痕迹，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
三是通過曹雪芹密友張宜泉的思想的研究來看曹雪芹的社會思想。
四是通過曹雪芹遺物“書箱”上的文字研究來直接探讨曹雪芹的社會思想。
因為“書箱”箱蓋背面的一首七律乃是曹雪芹保留下來最完整的一首抒情詩，不僅其詩句内容驚駭非同一般，而且還是曹雪芹的親筆手迹。
關于曹雪芹的旗籍，張書才在他的《曹雪芹旗籍考辯》（見《紅樓夢學刊》1982年第3輯）已作了比較可信的論述；關于曹雪芹的民族問題，李廣柏在他的《曹雪芹是滿族作家嗎？》（見《紅樓夢學刊》1982年第1輯）一文中也列舉了詳實的材料，肯定了曹雪芹是漢族并非滿族。
所以我對于曹雪芹的民族問題一節文字準備從簡，不準備用很多的筆墨。
對于曹寅的民族思想問題，由于我并未有一些原始材料，僅隻想依據周汝昌的文字并摘錄其文字作以說明。
第三節文字是對曹雪芹至交張宜泉的社會思想的研究。
由于未見人對張宜泉和《春柳堂詩稿》作系統地研究，即就是研究，錯誤也甚多。
比如說徐恭時認為張宜泉是滿族。
還有徐恭時認為《題芹溪居士》作為癸未年；曹已卒于壬午年，何來《題芹溪居士》作于癸未年一事？等等。
于是，此節文字原本分為“小引”、“《詩稿》概況”、“《詩稿》中某些詩的寫作時間”、“《詩稿》的注釋問題”、“張宜泉的家世生平”、“張宜泉的社會思想”、“張宜泉與曹雪芹的關系”七個部分來研究，但考慮到與文章不協調，最後删除其它六個部分隻剩下“張宜泉的社會思想”這一小節了。
第四節文字，即曹雪芹遺物“書箱”上的文字的研究，本節隻準備摘錄其七律詩中的“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诼玄羊重克傷”和“喪明子夏又逝傷，地坼天崩人未亡”四句來論證曹雪芹的社會思想，其它就不準備多談了。
因為還有我1984年寫的專門讨論曹雪芹遺物“書箱”的一篇未發表的文章也收入此書的第三章中，此處過多涉筆未免重複，因此隻好寥寥數筆。
二、曹雪芹的民族問題 曹雪芹，究竟是滿族，還是漢族，還是滿化了的漢人，這個問題有必要說清楚：從曆史事實來說，我們必須還原于曆史的本來面目；從《紅樓夢》的寫作思想和曹雪芹的社會思想來說，弄清曹雪芹的民族問題，更有助于對《紅樓夢》寫作思想的研究和對曹雪芹社會思想的劃定。
在研究曹雪芹的民族問題之前，我們先來談一談曹雪芹的旗籍問題：因為大部分認為曹雪芹是滿族人的認識都來源于對曹雪芹的旗籍問題的這一認識。
1、旗籍 在曹雪芹的家世問題上，胡适第一次提出“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見《石頭記索隐·紅樓夢考證》第99頁）。
解放後，何其芳和李希凡均在他們為《紅樓夢》版本作的序言裡寫道：“曹雪芹的先世是漢人，但很早就入了滿洲旗籍”，“成了皇帝的包衣奴才”（錄自趙宗溥《曹雪芹的旗籍問題考釋》見《學刊》1981年第4輯247頁）。
其後，由于一些材料的出現，又有人提出曹雪芹是“正白旗漢軍”。
在曹雪芹的家世問題讨論上，我認為應該将曹雪芹的民族問題和旗籍歸屬問題分開來談，如果籠統地像何其芳與李希凡那樣将曹雪芹定為“先世是漢人，但很早就加入了滿洲旗籍”，這種說法本身就是錯誤的。
雖然這種說法是對胡适的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的錯誤說法的更正，但他帶來的後果恐怕更甚于胡适的“漢軍正白旗人”的這一說法。
由于社會上某些人一直認為“旗人”即滿人，亦即滿族，所以大部分人一看曹雪芹屬“正白旗”這一“滿洲旗籍”，便錯誤地認為曹雪芹是滿族人。
中華書局出版的《滿族簡史》，就将曹雪芹列為滿族最為著名的文學家。
其書主要編寫人之一王仲翰，又專門寫文章，闡述曹雪芹是滿族正式成員。
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的一些報導，并《辭海》中也都将曹雪芹定為滿族作家。
這些定論恐怕就是“曹雪芹先世是漢人，但很早就加入了滿洲旗籍”屬于“正白旗”的含混用語帶來的後果。
關于曹雪芹的旗籍問題，《紅樓夢學刊》1981年第4輯刊登了趙宗溥的《曹雪芹的旗籍問題考釋》，1982年第3輯刊登了張書才的《曹雪芹旗籍考辯》，還有1979年第1輯馮其庸的《〈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考略》一文，三篇文章都引用并占有了詳實的曆史資料。
在曹雪芹旗籍問題讨論中，張書才的文章材料比較詳實，其論證也比較入理，也可以說其結論才比較徹底地解決了曹雪芹的旗籍最後歸屬問題。
馮其庸在他的文章中關于曹雪芹的“旗籍問題”的研究後得出的結論是：“曹雪芹上世的旗籍，是由漢軍旗轉入滿洲正白旗的，這才是他家的旗籍曆史演變的全部面貌”（見266頁。
注：《學刊》與年份和輯期前已注明，均不再錄）。
趙宗溥研究後得出的結論是：“曹雪芹是滿洲正白旗包衣的旗籍……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4）癸未除夕死去，他和‘漢軍旗’根本沒有任何來屬關系”（見256頁）。
馮趙二人的結論是解決了曹雪芹屬内務府正白旗包衣的問題，但并沒有解決曹雪芹的“包衣”的“滿”、“漢”的問題。
張書才用詳實材料從六個方面進行了闡述，得出：（一）曹雪芹是正白旗包衣旗鼓佐領下人；（二）旗鼓佐領乃漢軍佐領；（三）包衣漢軍佐領下人稱包衣漢軍；（四）包衣漢軍與包衣滿洲有區别；（五）包衣旗人不同于滿洲旗人；（六）曹雪芹隸正白旗包衣漢軍籍。
張書才得出“曹雪芹不僅先世是漢人，而且在被虜入旗并輾轉成為皇室家奴之後，仍然被編在包衣漢軍佐領之下，屬于正白旗包衣漢軍旗籍，一般稱為内務府漢軍旗人，簡稱内漢軍”（見307頁）。
張書才不僅對曹雪芹旗籍下了正确的結論，其結束語還有好多精辟的見解，為省筆墨，此處就不錄了。
如果我們始終不弄清楚曹雪芹是滿洲正白旗下的包衣漢軍籍，一味含糊地認為曹雪芹“先世是漢人，很早就入了滿洲旗籍”，或曹雪芹是“滿洲正白旗包衣”或曹雪芹“可稱漢軍，也可稱滿洲”，或幹脆稱曹雪芹是“正白旗滿洲”，這将不僅混淆了曆史事實，恐怕永遠也揭不開《紅樓夢》的主題思想和曹雪芹的社會思想與民族意識。
2、民族 在社會上和官方以及某些書籍在将曹雪芹定為滿族之後，1982年《紅樓夢學刊》第1輯上發表了李廣柏的《曹雪芹是滿族作家嗎？》一文。
其文分為二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旗人≠滿族人”；第二部分是“曹家是漢人”。
在此文中，李廣柏提到王仲翰将曹雪芹劃為滿族的主要理由是“旗人即滿族人”（見195頁）。
王仲翰提出了一個民族劃分辦法，即：“清代漢軍旗人的民族成份如何劃分的标準隻能按當時是否出旗為民作為一條杠杠：凡是既已出旗為民的大量漢軍旗人或改回原籍的，就應該算作漢族成員了；否則就應該把他們當作滿族成員看待”（錄自李廣柏一文198頁）。
這實在是一個錯誤的民族劃分标準。
一個民族成份怎麼可如此随便劃分呢？劃分民族不同于劃分階級，階級是用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來劃分的，一個人幾年或甚至幾個月、幾天之内就可由一個階級轉變為另一個階級；但一個民族成員怎麼可輕易由一個民族變成另一個民族呢？階級地位是可以改變的，不管它采取什麼過渡形式，經濟過渡或暴力過渡，但一個民族卻很難過渡為另一個民族。
劃分民族固然是按地域、語言、風俗習慣和共同心理狀态來劃分；但某一個家族或某一個人是什麼民族，則不能按此标準來劃分，這裡存在着一個血緣問題。
一個人的民族成份是靠血緣關系來确定的，并不是某個人想加入什麼民族就加入什麼民族，什麼人想承認他是什麼民族他就是什麼民族。
盡管民族問題中也加雜着相當複雜的政治因素和社會因素，但血統則是劃分民族成員的一個重要标志。
在旗人是否是滿族、曹雪芹一家是否是滿族的問題上，滿清皇帝口谕、律令以及曹家本人和曹雪芹的宗室朋友敦氏弟兄都作了說明。
但我們今天的某些人卻違反民族劃分的一般标準，違反滿清當時存在的社會事實，強用自己的錯誤觀點加于古人，加于曆史，人為地造成不應有的錯誤結論，實在有些講不通。
曹雪芹一家雖然被列入《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但在乾隆初纂修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的凡例中就寫道：“乾隆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奏定：蒙古、高麗、尼堪、台尼堪（開原邊門外漢人）、撫順尼堪等人員，從前入滿洲旗内，年代久遠者，注明伊等情由，附于滿洲姓氏之後”（錄自趙宗溥《曹雪芹的旗籍問題考釋》一文252頁）。
這裡就存在着兩個問題：一是曹雪芹一家雖歸入《滿洲氏族通譜》，但他是按蒙古、高麗、尼堪（漢人）這些民族歸類列入的；二是這種列入是“附于”“滿洲姓氏之後”的。
這裡标明年代久遠的附屬于滿洲帝國的曹家等家族并沒有因此而改變他們的民族成份。
在曹雪芹一家是漢族還是滿族的問題上，我們不妨來看李廣柏和張書才引用過的一些材料。
天聰八年五月，皇太極在一道上谕中說： 朕仰蒙天眷，撫有滿洲、蒙古、漢人兵衆。
（抄自李廣柏一文195頁） 道光年間宗室奕赓在其《寄楮備談》中說： 内務府三旗漢軍佐領，俱名旗鼓佐領，舊作齊固佐領。
（抄自張書才一文291頁） 乾隆年間宜興編纂的《清文補彙》卷六頁三五，光緒年間志寬，培寬編纂的《清文總彙》卷六頁一四，也都有“旗鼓佐領”專條，兩書同樣寫道： 旗鼓佐領，乃包衣漢軍佐領。
（抄自同頁） 康熙《會典》卷一509頁《内務府二·會計司·三旗經管錢糧》下載明： 順治元年令：原給地畝之人并帶地投充者，歸并于漢軍佐領之下，催征錢糧草束，交該管官收貯。
（抄自張文292） 卷一53頁——《内務府五·都虞司》下又說： 凡三旗護軍：内務府滿洲佐領下設護軍十五名，漢軍每佐領下設護軍十名……順治十八年令：滿洲每佐領下各添護軍五名，設軍校二員；漢軍佐領及渾托各設護軍十名，設護軍校一員。
（抄自同頁） 在《内務府來文·人事類》檔案中，順天府學政關于包衣人員考試的咨文一再申明： 至包衣生監，務即注明滿洲、蒙古、漢軍以及官民字樣……照得本年歲考，……希将内務府包衣滿洲、蒙古、漢軍應試文童冊結，務于文到即日内咨送本學政堂衙門，以便彙冊咨送兵部考試騎射，定期府試。
（抄自張文293頁） 同檔案的禮部咨文也說： 本人如系包衣佐領、管領者，滿洲即寫滿洲，蒙古即寫蒙古，漢軍即寫漢軍……（抄自同頁） 同檔案吏部緻内務府的咨文有： 現任内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官員，凡有包衣人員，于各員名下注明包衣字樣，咨複本部。
（抄自同頁） 除此之外，張書才在其文中還引用了大量的曆史材料，此處就不一一抄錄引用了。
不過我們從滿清皇帝的上谕和有關滿清各制度的規定中，均可看出滿清政府并沒有把入旗或已成為内務府的漢族包衣當作滿族成員看待。
再來看看滿清有關曹雪芹一家是漢族還是滿族的一些直接材料。
康熙皇帝在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和李煦奏請讓滿族人滿都暫署鹽運使的奏折中批複道： 兩淮運使，甚有關系，所以九卿會選，已有旨了；況滿洲從未作運使之例，不合。
（抄李廣柏一文202頁） 雍正七年，内務府為補放内府三旗參領等缺，請皇帝欽點的名單中有： 尚志舜佐領下護軍校曹宜，當差共三十三年，原任佐領曹爾正之子，漢人。
（抄自同頁） 這曹宜不是别人，他就是曹雪芹的叔祖。
我們由這兩條可以看出曹雪芹一家并未混入滿族，不論在康熙朝，還是雍正朝，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和其叔祖曹宜
但是這兩方面對于曹雪芹的研究來說，顯然還都是比較困難的。
據目前大家公認的曹雪芹的作品，僅是一部殘缺不全的《紅樓夢》，而《紅樓夢》不僅又隻是一部小說，而且是一部用“假話”掩蓋了“真事”的小說，其寫作本旨到底為何尚一直是一個謎。
作為曹雪芹的傳記來說，不僅文字不多，而且也并未怎麼透露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甚至連曹雪芹的幾位朋友敦氏弟兄和張宜泉在他們的著述裡也閉口不談《紅樓夢》。
這些都不能不為研究曹雪芹的社會思想帶來困難。
但是，是不是對于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的研究就無從下手呢？我認為，還不是的。
目前還是挖掘出一些與曹雪芹有關的曆史材料。
隻是說某些材料被曲解，某些材料被忽視，某些材料研究得不徹底罷了。
對于曹雪芹的社會思想一章節文字的研究，我準備分開四個部分來談： 一是曹雪芹到底是漢族還是滿族，曹雪芹到底有沒有民族情緒。
二是也探讨一下曹雪芹祖父曹寅雖貴為滿洲皇帝的親信耳目，但是卻在他與别人交往的文字裡留下了帶有民族思想情緒的痕迹，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
三是通過曹雪芹密友張宜泉的思想的研究來看曹雪芹的社會思想。
四是通過曹雪芹遺物“書箱”上的文字研究來直接探讨曹雪芹的社會思想。
因為“書箱”箱蓋背面的一首七律乃是曹雪芹保留下來最完整的一首抒情詩，不僅其詩句内容驚駭非同一般，而且還是曹雪芹的親筆手迹。
關于曹雪芹的旗籍，張書才在他的《曹雪芹旗籍考辯》（見《紅樓夢學刊》1982年第3輯）已作了比較可信的論述；關于曹雪芹的民族問題，李廣柏在他的《曹雪芹是滿族作家嗎？》（見《紅樓夢學刊》1982年第1輯）一文中也列舉了詳實的材料，肯定了曹雪芹是漢族并非滿族。
所以我對于曹雪芹的民族問題一節文字準備從簡，不準備用很多的筆墨。
對于曹寅的民族思想問題，由于我并未有一些原始材料，僅隻想依據周汝昌的文字并摘錄其文字作以說明。
第三節文字是對曹雪芹至交張宜泉的社會思想的研究。
由于未見人對張宜泉和《春柳堂詩稿》作系統地研究，即就是研究，錯誤也甚多。
比如說徐恭時認為張宜泉是滿族。
還有徐恭時認為《題芹溪居士》作為癸未年；曹已卒于壬午年，何來《題芹溪居士》作于癸未年一事？等等。
于是，此節文字原本分為“小引”、“《詩稿》概況”、“《詩稿》中某些詩的寫作時間”、“《詩稿》的注釋問題”、“張宜泉的家世生平”、“張宜泉的社會思想”、“張宜泉與曹雪芹的關系”七個部分來研究，但考慮到與文章不協調，最後删除其它六個部分隻剩下“張宜泉的社會思想”這一小節了。
第四節文字，即曹雪芹遺物“書箱”上的文字的研究，本節隻準備摘錄其七律詩中的“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诼玄羊重克傷”和“喪明子夏又逝傷，地坼天崩人未亡”四句來論證曹雪芹的社會思想，其它就不準備多談了。
因為還有我1984年寫的專門讨論曹雪芹遺物“書箱”的一篇未發表的文章也收入此書的第三章中，此處過多涉筆未免重複，因此隻好寥寥數筆。
二、曹雪芹的民族問題 曹雪芹，究竟是滿族，還是漢族，還是滿化了的漢人，這個問題有必要說清楚：從曆史事實來說，我們必須還原于曆史的本來面目；從《紅樓夢》的寫作思想和曹雪芹的社會思想來說，弄清曹雪芹的民族問題，更有助于對《紅樓夢》寫作思想的研究和對曹雪芹社會思想的劃定。
在研究曹雪芹的民族問題之前，我們先來談一談曹雪芹的旗籍問題：因為大部分認為曹雪芹是滿族人的認識都來源于對曹雪芹的旗籍問題的這一認識。
1、旗籍 在曹雪芹的家世問題上，胡适第一次提出“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見《石頭記索隐·紅樓夢考證》第99頁）。
解放後，何其芳和李希凡均在他們為《紅樓夢》版本作的序言裡寫道：“曹雪芹的先世是漢人，但很早就入了滿洲旗籍”，“成了皇帝的包衣奴才”（錄自趙宗溥《曹雪芹的旗籍問題考釋》見《學刊》1981年第4輯247頁）。
其後，由于一些材料的出現，又有人提出曹雪芹是“正白旗漢軍”。
在曹雪芹的家世問題讨論上，我認為應該将曹雪芹的民族問題和旗籍歸屬問題分開來談，如果籠統地像何其芳與李希凡那樣将曹雪芹定為“先世是漢人，但很早就加入了滿洲旗籍”，這種說法本身就是錯誤的。
雖然這種說法是對胡适的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的錯誤說法的更正，但他帶來的後果恐怕更甚于胡适的“漢軍正白旗人”的這一說法。
由于社會上某些人一直認為“旗人”即滿人，亦即滿族，所以大部分人一看曹雪芹屬“正白旗”這一“滿洲旗籍”，便錯誤地認為曹雪芹是滿族人。
中華書局出版的《滿族簡史》，就将曹雪芹列為滿族最為著名的文學家。
其書主要編寫人之一王仲翰，又專門寫文章，闡述曹雪芹是滿族正式成員。
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的一些報導，并《辭海》中也都将曹雪芹定為滿族作家。
這些定論恐怕就是“曹雪芹先世是漢人，但很早就加入了滿洲旗籍”屬于“正白旗”的含混用語帶來的後果。
關于曹雪芹的旗籍問題，《紅樓夢學刊》1981年第4輯刊登了趙宗溥的《曹雪芹的旗籍問題考釋》，1982年第3輯刊登了張書才的《曹雪芹旗籍考辯》，還有1979年第1輯馮其庸的《〈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考略》一文，三篇文章都引用并占有了詳實的曆史資料。
在曹雪芹旗籍問題讨論中，張書才的文章材料比較詳實，其論證也比較入理，也可以說其結論才比較徹底地解決了曹雪芹的旗籍最後歸屬問題。
馮其庸在他的文章中關于曹雪芹的“旗籍問題”的研究後得出的結論是：“曹雪芹上世的旗籍，是由漢軍旗轉入滿洲正白旗的，這才是他家的旗籍曆史演變的全部面貌”（見266頁。
注：《學刊》與年份和輯期前已注明，均不再錄）。
趙宗溥研究後得出的結論是：“曹雪芹是滿洲正白旗包衣的旗籍……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4）癸未除夕死去，他和‘漢軍旗’根本沒有任何來屬關系”（見256頁）。
馮趙二人的結論是解決了曹雪芹屬内務府正白旗包衣的問題，但并沒有解決曹雪芹的“包衣”的“滿”、“漢”的問題。
張書才用詳實材料從六個方面進行了闡述，得出：（一）曹雪芹是正白旗包衣旗鼓佐領下人；（二）旗鼓佐領乃漢軍佐領；（三）包衣漢軍佐領下人稱包衣漢軍；（四）包衣漢軍與包衣滿洲有區别；（五）包衣旗人不同于滿洲旗人；（六）曹雪芹隸正白旗包衣漢軍籍。
張書才得出“曹雪芹不僅先世是漢人，而且在被虜入旗并輾轉成為皇室家奴之後，仍然被編在包衣漢軍佐領之下，屬于正白旗包衣漢軍旗籍，一般稱為内務府漢軍旗人，簡稱内漢軍”（見307頁）。
張書才不僅對曹雪芹旗籍下了正确的結論，其結束語還有好多精辟的見解，為省筆墨，此處就不錄了。
如果我們始終不弄清楚曹雪芹是滿洲正白旗下的包衣漢軍籍，一味含糊地認為曹雪芹“先世是漢人，很早就入了滿洲旗籍”，或曹雪芹是“滿洲正白旗包衣”或曹雪芹“可稱漢軍，也可稱滿洲”，或幹脆稱曹雪芹是“正白旗滿洲”，這将不僅混淆了曆史事實，恐怕永遠也揭不開《紅樓夢》的主題思想和曹雪芹的社會思想與民族意識。
2、民族 在社會上和官方以及某些書籍在将曹雪芹定為滿族之後，1982年《紅樓夢學刊》第1輯上發表了李廣柏的《曹雪芹是滿族作家嗎？》一文。
其文分為二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旗人≠滿族人”；第二部分是“曹家是漢人”。
在此文中，李廣柏提到王仲翰将曹雪芹劃為滿族的主要理由是“旗人即滿族人”（見195頁）。
王仲翰提出了一個民族劃分辦法，即：“清代漢軍旗人的民族成份如何劃分的标準隻能按當時是否出旗為民作為一條杠杠：凡是既已出旗為民的大量漢軍旗人或改回原籍的，就應該算作漢族成員了；否則就應該把他們當作滿族成員看待”（錄自李廣柏一文198頁）。
這實在是一個錯誤的民族劃分标準。
一個民族成份怎麼可如此随便劃分呢？劃分民族不同于劃分階級，階級是用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來劃分的，一個人幾年或甚至幾個月、幾天之内就可由一個階級轉變為另一個階級；但一個民族成員怎麼可輕易由一個民族變成另一個民族呢？階級地位是可以改變的，不管它采取什麼過渡形式，經濟過渡或暴力過渡，但一個民族卻很難過渡為另一個民族。
劃分民族固然是按地域、語言、風俗習慣和共同心理狀态來劃分；但某一個家族或某一個人是什麼民族，則不能按此标準來劃分，這裡存在着一個血緣問題。
一個人的民族成份是靠血緣關系來确定的，并不是某個人想加入什麼民族就加入什麼民族，什麼人想承認他是什麼民族他就是什麼民族。
盡管民族問題中也加雜着相當複雜的政治因素和社會因素，但血統則是劃分民族成員的一個重要标志。
在旗人是否是滿族、曹雪芹一家是否是滿族的問題上，滿清皇帝口谕、律令以及曹家本人和曹雪芹的宗室朋友敦氏弟兄都作了說明。
但我們今天的某些人卻違反民族劃分的一般标準，違反滿清當時存在的社會事實，強用自己的錯誤觀點加于古人，加于曆史，人為地造成不應有的錯誤結論，實在有些講不通。
曹雪芹一家雖然被列入《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但在乾隆初纂修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的凡例中就寫道：“乾隆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奏定：蒙古、高麗、尼堪、台尼堪（開原邊門外漢人）、撫順尼堪等人員，從前入滿洲旗内，年代久遠者，注明伊等情由，附于滿洲姓氏之後”（錄自趙宗溥《曹雪芹的旗籍問題考釋》一文252頁）。
這裡就存在着兩個問題：一是曹雪芹一家雖歸入《滿洲氏族通譜》，但他是按蒙古、高麗、尼堪（漢人）這些民族歸類列入的；二是這種列入是“附于”“滿洲姓氏之後”的。
這裡标明年代久遠的附屬于滿洲帝國的曹家等家族并沒有因此而改變他們的民族成份。
在曹雪芹一家是漢族還是滿族的問題上，我們不妨來看李廣柏和張書才引用過的一些材料。
天聰八年五月，皇太極在一道上谕中說： 朕仰蒙天眷，撫有滿洲、蒙古、漢人兵衆。
（抄自李廣柏一文195頁） 道光年間宗室奕赓在其《寄楮備談》中說： 内務府三旗漢軍佐領，俱名旗鼓佐領，舊作齊固佐領。
（抄自張書才一文291頁） 乾隆年間宜興編纂的《清文補彙》卷六頁三五，光緒年間志寬，培寬編纂的《清文總彙》卷六頁一四，也都有“旗鼓佐領”專條，兩書同樣寫道： 旗鼓佐領，乃包衣漢軍佐領。
（抄自同頁） 康熙《會典》卷一509頁《内務府二·會計司·三旗經管錢糧》下載明： 順治元年令：原給地畝之人并帶地投充者，歸并于漢軍佐領之下，催征錢糧草束，交該管官收貯。
（抄自張文292） 卷一53頁——《内務府五·都虞司》下又說： 凡三旗護軍：内務府滿洲佐領下設護軍十五名，漢軍每佐領下設護軍十名……順治十八年令：滿洲每佐領下各添護軍五名，設軍校二員；漢軍佐領及渾托各設護軍十名，設護軍校一員。
（抄自同頁） 在《内務府來文·人事類》檔案中，順天府學政關于包衣人員考試的咨文一再申明： 至包衣生監，務即注明滿洲、蒙古、漢軍以及官民字樣……照得本年歲考，……希将内務府包衣滿洲、蒙古、漢軍應試文童冊結，務于文到即日内咨送本學政堂衙門，以便彙冊咨送兵部考試騎射，定期府試。
（抄自張文293頁） 同檔案的禮部咨文也說： 本人如系包衣佐領、管領者，滿洲即寫滿洲，蒙古即寫蒙古，漢軍即寫漢軍……（抄自同頁） 同檔案吏部緻内務府的咨文有： 現任内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官員，凡有包衣人員，于各員名下注明包衣字樣，咨複本部。
（抄自同頁） 除此之外，張書才在其文中還引用了大量的曆史材料，此處就不一一抄錄引用了。
不過我們從滿清皇帝的上谕和有關滿清各制度的規定中，均可看出滿清政府并沒有把入旗或已成為内務府的漢族包衣當作滿族成員看待。
再來看看滿清有關曹雪芹一家是漢族還是滿族的一些直接材料。
康熙皇帝在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和李煦奏請讓滿族人滿都暫署鹽運使的奏折中批複道： 兩淮運使，甚有關系，所以九卿會選，已有旨了；況滿洲從未作運使之例，不合。
（抄李廣柏一文202頁） 雍正七年，内務府為補放内府三旗參領等缺，請皇帝欽點的名單中有： 尚志舜佐領下護軍校曹宜，當差共三十三年，原任佐領曹爾正之子，漢人。
（抄自同頁） 這曹宜不是别人，他就是曹雪芹的叔祖。
我們由這兩條可以看出曹雪芹一家并未混入滿族，不論在康熙朝，還是雍正朝，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和其叔祖曹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