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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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指高宗時事。
在嘉時所作可知）。
于明季清初諸女子，事隔百有餘年，斷難親聞親見。
意者此書但經雪芹修改，當初創造，另自有人……揣其成書，當在康熙中葉。
必及見聖祖一朝之盛，乃雲蘭桂齊芳。
當順康之時，入關未久，天下文網尚不甚密，是書原本，當不免有直率疏漏處。
至乾隆朝，事多忌諱，檔案類多修改（原注：聞内閣尚有未經改之檔案，光緒中人猶見之）。
《紅樓夢》一書，内庭索閱，将為禁本。
雪芹先生勢不得已，乃為一再修訂，俾愈隐而愈不失其真。
”在此之後，王夢阮又認為“蓋嘗聞之京師故老雲：是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
王夢阮又查證了一些有關聖祖出家五台為“情僧”的傳說和董小宛的一些傳說，得出：“秦淮名妓董小宛……侍如臬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愛重。
适大兵下江南，辟疆舉室避兵于浙之鹽官。
小宛豔名夙熾，為豫王所聞，意在必得。
辟疆幾頻于危，小宛知不免，乃以計全辟疆使歸，身随王北行。
後經世祖納之宮中，寵之專房。
廢後立後時，意本在妃，皇太後以妃出身踐，持不可。
諸王亦尼之，遂不得為後。
封貴妃，頒恩赦，曠典也。
妃不得志，乃怏怏死。
世祖痛妃切，至落發為僧，去了五台不返。
誠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書，此《紅樓夢》一書所由作也。
”“全書為演情僧之事，故專專注意鋪叙寶玉黛玉二人。
二人者，以寶玉況情僧，以黛玉況妃子也。
”“寶玉命名，非雲自寶，言能寶愛此玉而已。
玉指黛玉，即暗指小宛。
”“黛之為言代也，言以此人代小宛。
”“以寶玉演情僧，故時有與世祖關合處……如世祖臨宇十八年，寶玉便十九歲出家；世祖自肇祖以來為第七代，寶玉便言一祖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舉人；世祖谥章，寶玉便谥文妙。
‘文章’兩字，可暗射也，不然和尚何得有谥，舉人又安得賜谥？”“寶玉與北靜王，若即若離，是一是二。
當開國之時，西南尚擾，惟北方大定，故曰北靜。
寶玉獨見重于北，是指開國時局勢而言。
”“小宛蘇人，黛玉亦蘇人。
小宛在如臬，黛玉亦在揚州。
小宛來自鹽官，黛玉亦來自巡鹽禦吏之署……小宛入宮，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隻十三餘，恰得小宛之半。
老少相形，抑亦谑矣”等等（以上均摘自王夢阮《紅樓夢索隐》“提要”）。
關于《紅樓夢》一書是否是王夢阮索隐出來的清世祖與董小宛的傳記，孟森在他的《董小宛考》裡已作了深刻的論述。
他用詳實的材料證明了清世祖出生時，董小宛已十五；清世祖七歲登基時，董小宛已二十一歲；等到清世祖八年十四五歲時，董小宛卻死于此年，其時二十八歲。
由此足以說明王夢阮的《紅樓夢》為清世祖和董小宛之作純屬無稽之談。
對于王夢阮的索隐，除了孟森的駁斥外，胡适還從四個方面指出了王夢阮的索隐弊端，胡适認為：（一）第十六回明說二十三年前“太祖皇帝”南巡時的幾次接駕，趙嬷嬷年長，故“親眼看見”。
我們如何能指定前者為康熙時的南巡而後者為乾隆時的南巡呢？（二）康熙二次南巡在二十八年（西曆1689），到四十三年曹寅才做了兩淮巡鹽禦史。
《索隐》說康熙帝二次南巡駐跸曹寅鹽院署，是錯誤的。
（三）《索隐》說康熙帝二次南巡時，“曹雪芹以童年召對”；又說曹雪芹成書在嘉慶時。
嘉慶元年（西曆一七九六），上距康熙二十八年，已隔百零七年了。
曹雪芹成書時，他可不是一百二三十歲嗎？（四）《索隐》說《紅樓夢》成書在乾嘉時代，又說是在嘉慶時所作：這一說最謬。
《紅樓夢》在乾隆時已風行，有當時版本為證（詳考見後文）。
況且袁枚在《随園詩話》裡曾提起曹雪芹的《紅樓夢》；袁枚死于嘉慶二年，詩話之作更早得多，如何提到嘉慶時所作的《紅樓夢》呢？（見《石頭記索隐·紅樓夢考證》第75頁） 在徹底駁倒王夢阮的《紅樓夢》為清世祖和董小宛傳記之作的孟森一文後，胡适提出的四個問題也确實言中了王夢阮文章的弊端，胡适的文章不是沒有道理的。
但在此問題上，我認為王夢阮除了在文字上的粗心外，王夢阮的失誤還有一個客觀的原因——就是王夢阮無力搜集到曹雪芹生平的資料，所以在曹雪芹與《紅樓夢》的某些問題上難免陷于被動。
王夢阮在《紅樓夢》的研究上也确如胡适指出的是一種附會，王夢阮也并沒有先着重版本、作者、時間等問題的研究，而僅僅搜集收羅了一些零碎史料附會了《紅樓夢》的一些情節。
但我還有一些與胡适相反的一些看法，索隐派王夢阮的觀點也不是一無是處的，而且還有一些後人不及的獨到之處。
一、王夢阮在《紅樓夢》“索隐”這一問題上走對了。
王夢阮并不是在強“索”，而是《紅樓夢》确實有“隐”。
既有“隐”就得“索”，這是研究《紅樓夢》之必然。
《紅樓夢》一日真象不明，索隐派便永遠不會絕迹。
二、王夢阮在《紅樓夢》的“索隐”問題上，可以說是徹底失敗了，失敗就失敗在《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和林黛玉是影射清世祖和董小琬這一附會上。
但王夢阮在《索隐》所說的《紅樓夢》“非言情之作”，“托言兒女，借言情以書其事”“以情為賓”，“兒女風流，閨帷纖瑣，大皆假話之類”，“作者雖意在書事，而筆下則重在言情，若不從‘情’字上看去，便無趣味”，“處處在為寫真事，卻處處專說假話”，“謂寶黛實有其人，榮甯實有其地，刻舟求劍，便不足與言《紅樓夢》”，“若一味談玄，謂百二十回一切皆子虛烏有，亦甚非《紅樓夢》之真知己也”，“其稱‘石頭、’者，大抵為紀石頭城之事”，“書中以葫蘆廟開始，……但打破葫蘆無人耳”，“書中又言賈雨村入迷津，始終不能渡過，作者預知後世閱者，必為其假語所惑，終身不悟”，“偌大一部文章，處處傳事傳神，皆如親見親聞，無絲毫乖舛疏漏處，是妙在善用一‘實’字”（以上均見《紅樓夢索隐》“提要”）。
還有王夢阮的“寶玉與北靜王，若即若離，是一是二……寶玉獨見重于北”等等這些觀點不無道理。
王夢阮的“為紀事之作”是荒謬的，但《紅樓夢》“非言情之作”“處處在說假話”确實談出《紅樓夢》寫作之真谛。
不僅如此，王夢阮的“謂寶黛實有其人，榮甯實有其地，刻舟求劍，便不足與言《紅樓夢》”，這不僅為當時之卓見，實際上也不正言中了新紅學的“自叙傳”嗎？王夢阮“書中以葫蘆廟開始……但打破葫蘆無人耳！”“書中又言賈雨村入迷津，始終不能渡過，作者預知後世閱者，必為其假語所惑，”不正又言中現代紅學家的賈雨村乃一“貪官污吏論”和《紅樓夢》僅乃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嗎？王夢阮的“偌大一部文章，處處傳事傳神，皆如親見親聞，無絲毫乖舛疏漏處，是妙在用一‘實’字”的這一《紅樓夢》是一種創作的觀點不是比胡适的曹雪芹“他不怕瑣碎，再三再四的描寫他家由富貴變成貧窮的情形”的“自叙傳”更有見地一些。
還有王夢阮的“寶玉與北靜王……寶玉獨見重于北”的方位觀點，我認為還是高于一般新老紅學家一着。
《紅樓夢》裡有東南西北，并因此設了平安甯靜四王，北靜王本身就有“北靜”的方位特殊含義。
這一方位問題一直被紅學家們忽視或認為不值一談。
還有“作《紅樓》人必善制燈謎，全書是一總謎，每段中又含無數小謎，智者射而出之”，王夢阮雖然并沒有弄清謎語的要害是“十首懷古詩”，但王夢阮并不否認《紅樓夢》含有隐謎還是明智的，這要比胡适的“假使一部《紅樓夢》真是一串這麼樣的笨謎，那就真不值得猜了”的這一觀點還要明智許多。
索隐派王夢阮的“索隐”是因附會而失敗告終，但王夢阮的某些觀點我認為卻是應該贊許和發揚的。
可以說他的某些觀點要比新紅學家和現代派的紅學家們的觀點有分寸有見識得多，雖然新紅學家們和現代紅學家們在紅學上的研究成果要超出王夢阮許多，但這些研究成果都無法代替王夢阮關于《紅樓夢》“真”與“假”這一文章結構的根本看法。
索隐派第二派認為《紅樓夢》是康熙朝的政治小說。
這一派的代表作是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
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隐》一文中一開始便說：“《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
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别開生面，特于本事之上加以數層障幂，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
”蔡元培在談到前期評論家太平閑人時說道：“太平閑人評本之缺點，在課以前人讀《西遊記》之眼光讀此書。
乃以《大學》《中庸》‘明明德’等為作者本意所在，遂有種種可笑之傅會，如以吃飯為誠意之類。
”蔡元培認為：“闡正本事，以《郎潛記聞》所述徐柳泉之說為最合，所謂‘寶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
近人《乘光舍筆記》謂‘書中女人皆指漢人，男人皆指滿人，以寶玉曾雲：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
’尤與鄙見相合”。
然後他“左之紮記，專以闡證本事于所不知則阙之”。
蔡元培又雲：“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
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愛漢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漢人唾餘也……寶玉在大觀園中所居曰怡紅院，即愛紅之義。
所謂曹雪芹于悼紅軒中增删本書，則吊明之義也。
本書有《紅樓夢曲》，以此。
書中序事托為石頭所記，故名《石頭記》。
其實因金陵亦曰石頭城而名之。
……又曰《情僧錄》及《風月寶鑒》者，或就表面命名，或以‘情’字影‘清’字；又以古人有‘清風明月’語，以‘風月’影‘明清’亦未可知也。
”“《石頭記》叙事自明亡始。
第一回所雲，這一日三月十五日葫蘆廟起火，燒了一夜，甄氏燒成瓦礫場。
即指甲申三月間明
在嘉時所作可知）。
于明季清初諸女子，事隔百有餘年，斷難親聞親見。
意者此書但經雪芹修改，當初創造，另自有人……揣其成書，當在康熙中葉。
必及見聖祖一朝之盛，乃雲蘭桂齊芳。
當順康之時，入關未久，天下文網尚不甚密，是書原本，當不免有直率疏漏處。
至乾隆朝，事多忌諱，檔案類多修改（原注：聞内閣尚有未經改之檔案，光緒中人猶見之）。
《紅樓夢》一書，内庭索閱，将為禁本。
雪芹先生勢不得已，乃為一再修訂，俾愈隐而愈不失其真。
”在此之後，王夢阮又認為“蓋嘗聞之京師故老雲：是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
王夢阮又查證了一些有關聖祖出家五台為“情僧”的傳說和董小宛的一些傳說，得出：“秦淮名妓董小宛……侍如臬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愛重。
适大兵下江南，辟疆舉室避兵于浙之鹽官。
小宛豔名夙熾，為豫王所聞，意在必得。
辟疆幾頻于危，小宛知不免，乃以計全辟疆使歸，身随王北行。
後經世祖納之宮中，寵之專房。
廢後立後時，意本在妃，皇太後以妃出身踐，持不可。
諸王亦尼之，遂不得為後。
封貴妃，頒恩赦，曠典也。
妃不得志，乃怏怏死。
世祖痛妃切，至落發為僧，去了五台不返。
誠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書，此《紅樓夢》一書所由作也。
”“全書為演情僧之事，故專專注意鋪叙寶玉黛玉二人。
二人者，以寶玉況情僧，以黛玉況妃子也。
”“寶玉命名，非雲自寶，言能寶愛此玉而已。
玉指黛玉，即暗指小宛。
”“黛之為言代也，言以此人代小宛。
”“以寶玉演情僧，故時有與世祖關合處……如世祖臨宇十八年，寶玉便十九歲出家；世祖自肇祖以來為第七代，寶玉便言一祖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舉人；世祖谥章，寶玉便谥文妙。
‘文章’兩字，可暗射也，不然和尚何得有谥，舉人又安得賜谥？”“寶玉與北靜王，若即若離，是一是二。
當開國之時，西南尚擾，惟北方大定，故曰北靜。
寶玉獨見重于北，是指開國時局勢而言。
”“小宛蘇人，黛玉亦蘇人。
小宛在如臬，黛玉亦在揚州。
小宛來自鹽官，黛玉亦來自巡鹽禦吏之署……小宛入宮，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隻十三餘，恰得小宛之半。
老少相形，抑亦谑矣”等等（以上均摘自王夢阮《紅樓夢索隐》“提要”）。
關于《紅樓夢》一書是否是王夢阮索隐出來的清世祖與董小宛的傳記，孟森在他的《董小宛考》裡已作了深刻的論述。
他用詳實的材料證明了清世祖出生時，董小宛已十五；清世祖七歲登基時，董小宛已二十一歲；等到清世祖八年十四五歲時，董小宛卻死于此年，其時二十八歲。
由此足以說明王夢阮的《紅樓夢》為清世祖和董小宛之作純屬無稽之談。
對于王夢阮的索隐，除了孟森的駁斥外，胡适還從四個方面指出了王夢阮的索隐弊端，胡适認為：（一）第十六回明說二十三年前“太祖皇帝”南巡時的幾次接駕，趙嬷嬷年長，故“親眼看見”。
我們如何能指定前者為康熙時的南巡而後者為乾隆時的南巡呢？（二）康熙二次南巡在二十八年（西曆1689），到四十三年曹寅才做了兩淮巡鹽禦史。
《索隐》說康熙帝二次南巡駐跸曹寅鹽院署，是錯誤的。
（三）《索隐》說康熙帝二次南巡時，“曹雪芹以童年召對”；又說曹雪芹成書在嘉慶時。
嘉慶元年（西曆一七九六），上距康熙二十八年，已隔百零七年了。
曹雪芹成書時，他可不是一百二三十歲嗎？（四）《索隐》說《紅樓夢》成書在乾嘉時代，又說是在嘉慶時所作：這一說最謬。
《紅樓夢》在乾隆時已風行，有當時版本為證（詳考見後文）。
況且袁枚在《随園詩話》裡曾提起曹雪芹的《紅樓夢》；袁枚死于嘉慶二年，詩話之作更早得多，如何提到嘉慶時所作的《紅樓夢》呢？（見《石頭記索隐·紅樓夢考證》第75頁） 在徹底駁倒王夢阮的《紅樓夢》為清世祖和董小宛傳記之作的孟森一文後，胡适提出的四個問題也确實言中了王夢阮文章的弊端，胡适的文章不是沒有道理的。
但在此問題上，我認為王夢阮除了在文字上的粗心外，王夢阮的失誤還有一個客觀的原因——就是王夢阮無力搜集到曹雪芹生平的資料，所以在曹雪芹與《紅樓夢》的某些問題上難免陷于被動。
王夢阮在《紅樓夢》的研究上也确如胡适指出的是一種附會，王夢阮也并沒有先着重版本、作者、時間等問題的研究，而僅僅搜集收羅了一些零碎史料附會了《紅樓夢》的一些情節。
但我還有一些與胡适相反的一些看法，索隐派王夢阮的觀點也不是一無是處的，而且還有一些後人不及的獨到之處。
一、王夢阮在《紅樓夢》“索隐”這一問題上走對了。
王夢阮并不是在強“索”，而是《紅樓夢》确實有“隐”。
既有“隐”就得“索”，這是研究《紅樓夢》之必然。
《紅樓夢》一日真象不明，索隐派便永遠不會絕迹。
二、王夢阮在《紅樓夢》的“索隐”問題上，可以說是徹底失敗了，失敗就失敗在《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和林黛玉是影射清世祖和董小琬這一附會上。
但王夢阮在《索隐》所說的《紅樓夢》“非言情之作”，“托言兒女，借言情以書其事”“以情為賓”，“兒女風流，閨帷纖瑣，大皆假話之類”，“作者雖意在書事，而筆下則重在言情，若不從‘情’字上看去，便無趣味”，“處處在為寫真事，卻處處專說假話”，“謂寶黛實有其人，榮甯實有其地，刻舟求劍，便不足與言《紅樓夢》”，“若一味談玄，謂百二十回一切皆子虛烏有，亦甚非《紅樓夢》之真知己也”，“其稱‘石頭、’者，大抵為紀石頭城之事”，“書中以葫蘆廟開始，……但打破葫蘆無人耳”，“書中又言賈雨村入迷津，始終不能渡過，作者預知後世閱者，必為其假語所惑，終身不悟”，“偌大一部文章，處處傳事傳神，皆如親見親聞，無絲毫乖舛疏漏處，是妙在善用一‘實’字”（以上均見《紅樓夢索隐》“提要”）。
還有王夢阮的“寶玉與北靜王，若即若離，是一是二……寶玉獨見重于北”等等這些觀點不無道理。
王夢阮的“為紀事之作”是荒謬的，但《紅樓夢》“非言情之作”“處處在說假話”确實談出《紅樓夢》寫作之真谛。
不僅如此，王夢阮的“謂寶黛實有其人，榮甯實有其地，刻舟求劍，便不足與言《紅樓夢》”，這不僅為當時之卓見，實際上也不正言中了新紅學的“自叙傳”嗎？王夢阮“書中以葫蘆廟開始……但打破葫蘆無人耳！”“書中又言賈雨村入迷津，始終不能渡過，作者預知後世閱者，必為其假語所惑，”不正又言中現代紅學家的賈雨村乃一“貪官污吏論”和《紅樓夢》僅乃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嗎？王夢阮的“偌大一部文章，處處傳事傳神，皆如親見親聞，無絲毫乖舛疏漏處，是妙在用一‘實’字”的這一《紅樓夢》是一種創作的觀點不是比胡适的曹雪芹“他不怕瑣碎，再三再四的描寫他家由富貴變成貧窮的情形”的“自叙傳”更有見地一些。
還有王夢阮的“寶玉與北靜王……寶玉獨見重于北”的方位觀點，我認為還是高于一般新老紅學家一着。
《紅樓夢》裡有東南西北，并因此設了平安甯靜四王，北靜王本身就有“北靜”的方位特殊含義。
這一方位問題一直被紅學家們忽視或認為不值一談。
還有“作《紅樓》人必善制燈謎，全書是一總謎，每段中又含無數小謎，智者射而出之”，王夢阮雖然并沒有弄清謎語的要害是“十首懷古詩”，但王夢阮并不否認《紅樓夢》含有隐謎還是明智的，這要比胡适的“假使一部《紅樓夢》真是一串這麼樣的笨謎，那就真不值得猜了”的這一觀點還要明智許多。
索隐派王夢阮的“索隐”是因附會而失敗告終，但王夢阮的某些觀點我認為卻是應該贊許和發揚的。
可以說他的某些觀點要比新紅學家和現代派的紅學家們的觀點有分寸有見識得多，雖然新紅學家們和現代紅學家們在紅學上的研究成果要超出王夢阮許多，但這些研究成果都無法代替王夢阮關于《紅樓夢》“真”與“假”這一文章結構的根本看法。
索隐派第二派認為《紅樓夢》是康熙朝的政治小說。
這一派的代表作是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
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隐》一文中一開始便說：“《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
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别開生面，特于本事之上加以數層障幂，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
”蔡元培在談到前期評論家太平閑人時說道：“太平閑人評本之缺點，在課以前人讀《西遊記》之眼光讀此書。
乃以《大學》《中庸》‘明明德’等為作者本意所在，遂有種種可笑之傅會，如以吃飯為誠意之類。
”蔡元培認為：“闡正本事，以《郎潛記聞》所述徐柳泉之說為最合，所謂‘寶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
近人《乘光舍筆記》謂‘書中女人皆指漢人，男人皆指滿人，以寶玉曾雲：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
’尤與鄙見相合”。
然後他“左之紮記，專以闡證本事于所不知則阙之”。
蔡元培又雲：“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
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愛漢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漢人唾餘也……寶玉在大觀園中所居曰怡紅院，即愛紅之義。
所謂曹雪芹于悼紅軒中增删本書，則吊明之義也。
本書有《紅樓夢曲》，以此。
書中序事托為石頭所記，故名《石頭記》。
其實因金陵亦曰石頭城而名之。
……又曰《情僧錄》及《風月寶鑒》者，或就表面命名，或以‘情’字影‘清’字；又以古人有‘清風明月’語，以‘風月’影‘明清’亦未可知也。
”“《石頭記》叙事自明亡始。
第一回所雲，這一日三月十五日葫蘆廟起火，燒了一夜，甄氏燒成瓦礫場。
即指甲申三月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