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曹雪芹的社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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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詩中有雲：“曹子在金陵，遊宦同世籍；言非父母邦，眷戀朋友契；讀書二十載，與我傾蓋立”；今天，“舉目判關河，攜手百端集”了，感懷無限。
後言“宿離（讀若俪——周注）恒不貸，憂患亦難述；伊餘既締交，甯禁彈清瑟？擺脫優遊談，欲寬行者恤。
”意謂既屬深交，無事膚泛，欲吐肝隔，以慰行人。
他教導楝亭，要明哲、素位，勿貪富貴，以老子“外身”箕子“恭”“壽”（九疇中恭為“五事”之先；壽為“五福”之首——周注）、周易“柔順”之道為處世南針，可以春水野航、悠遊自泛，最好努力從事著述、賞奇文，析疑義；最後，舉吳季劄和曹子建二賢為例，要他深思遠鑒。
（見同頁） 周汝昌在談完這杜蒼略的“《思賢》名篇”後，認為“這事真透着‘玄’”；并随後介紹了在這之前，曹寅和杜蒼略的交往中，曹寅曾對杜蒼略有“願為筇竹杖”之言，從其中可見曹寅對杜蒼略“傾倒之緻”（見同頁）。
這是周文中介紹的曹寅與杜蒼略的一段關系。
在這裡，我接着談劉長榮一文中所涉及到的曹寅與杜蒼略交往的時間界線問題。
曹寅之父曹玺卒于織造署時，曹寅27歲，曹寅奉旨升為内務府郎中北上時，曹寅28歲，此時杜蒼略寫了《思賢》名篇。
既然如此，曹寅與杜蒼略深交之年也當在曹寅28歲以前，這裡也根本談不上什麼曹寅受了什麼康熙密旨在履行“統戰”任務的問題。
既然二人的深交關系不是屬康熙什麼密旨所左右，也即是曹寅此時并非以一個文化特務的身份在愚弄杜蒼略，那麼，這裡面二人深交必然有另一個原因。
除了康熙指令這一特殊原因外，人跟人的交往顯然還有其它成份，這就是慕勢，貪财，慕品德、慕才、慕氣節等。
曹寅與杜蒼略自然也不例外。
但作為曹寅這一方，是一個顯赫滿清皇家官奴；而作為另一方的杜蒼略，卻是一個民族氣節極高的擁明排滿分子，二者毫無相通之處。
這又倒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們交往并以至成為至交——曹寅北上時，杜蒼略寫三百四十言長篇《思賢》名篇相贈；而曹寅又對杜蒼略“願為筇竹杖”的如此傾服。
這裡面兩人默契的成份到底是什麼呢？難道真的除了人們認為的曹寅負有“統戰”的特殊使命之外，莫非杜蒼略還有慕勢利逐富貴的成份？這些對于一個氣節極高的杜蒼略來說，顯然絕對不可能。
除此之外，難道杜蒼略對曹寅的交往還真有慕曹寅之才之德的成份？不過，在這裡請不要忘記，明朝初亡，漢人淪為亡國奴，在這種時候，這一些以反清複明為己任的氣節極高之士真會在此之時去有心慕一個滿清家奴的才華？這自然也不可能。
那麼，我們就得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問題了。
即曹寅能夠受到氣節極高的明末名士杜蒼略的青睐，如果單憑曹寅之才或禮賢下士之德顯然是不夠的，這裡面二人必須有一個共同的語言基礎。
常言道：“話不投機半句多”，何況二者還是屬于兩個不同的敵對陣營。
我們在這裡能不能考慮到這一個問題：曹寅的祖先，我們不論他們是怎樣淪為滿清王朝的家奴，但曹寅之父畢竟是為滿清王朝賣命并屢進前程的；但到了曹寅時代，雖由于其父其母的特殊原因并成為康熙皇帝的親信，但曹寅在其年輕時期，在與明末氣節極高的一些名流的交往過程中，是否有一個民族意識的“複原”這一問題。
也即是在曹寅在與杜蒼略等人的交往過程中，不是杜蒼略等人被曹寅收買籠絡了；而是曹寅被一些明末反清複明的志士的意識異化了。
這看來是不可能的問題，但它卻是我們研究曹寅民族思想裂變的一個不可逾越的問題。
對于此一事，曾引起了周汝昌的疑問，周汝昌按照他的不明白曹寅與杜蒼略的特殊交往的思路查到了曹寅“寄詩集于蒼略求序”一事。
周汝昌寫道： 楝亭既與蒼略分襟，想念特甚，至屢行夢寐；蒼略得知之下，感懷賦詩，寫出：“異姓交情笃，唯君知我心；情疏千裡外，夢寄一燈深……”（着重号為周所加）的句子，太息“茅屋”“華筵”，等倫非匹，人生夢夢，覺路難尋。
分别四年之後，楝亭寄詩集于蒼略求序；次年七十三歲的老人，特濡大筆，又寫下一篇驚心動魄的文字。
（見周文69頁） 對于周汝昌的這一段話，我不太明白。
周汝昌筆下的“分别四年之後，楝亭寄詩集于蒼略求序”是指曹寅28歲二人離别之後，還是其它時間。
若按蒼略73歲寫序，當在曹寅39歲之時（因為蒼略比曹寅大44歲），亦當曹寅已在江南任職之時。
對于杜蒼略寫的“驚心動魄”的序文，我沒有見過，周汝昌筆下介紹是這樣的： 那序上來就單刀直入：“與荔軒（曹寅——周注）别五年，同學者以南北為修塗、以出戶為戶限，每搔首曰：‘荔軒何為哉？’”這先是老實表明曹寅于“同學者”乃是“異類”。
接雲：“既而讀陳思（曹植——周注），《仙人篇》，詠阊阖、羨‘潛光’，乃知陳思之心，即荔軒之心，未嘗不爽然自失焉！”這說明這位“異類”的思想實與“異類”不同。
然後說荔軒以詩為性命，輾轉反側，無時不有詩魁壘郁勃于胸中，“精微爛金石”，與曹植何異？然而曹植當日，有劉桢、王粲、丁廠異為唱酬，有白馬王彪為弟兄，求知甚易，今荔軒兩千裡外，獨求于我，“如魚山天樂，寫為梵音；此予所以欲箋釋要眇，為之旁皇撫卷而不能已也！”最後說，讀荔軒之詩，當知人論世，蓋其詩中有物，有“奇懷道韻”，有“君子之心”，有“要眇”之音，最為要緊；“使徒賞其詩、淵淵爾、锵锵爾，非曹子所以命予者已！”（見周文69頁。
着重号均為周所加。
） 周汝昌在寫完這些之後，認為：“這簡直‘玄’透了”（同上）。
我們從周文如此簡短的介紹中，不難看出，杜蒼略認為曹寅的詩，特别是在杜蒼略看了曹寅的詩之後又看了曹植的《仙人篇》之後，得出：“陳思之心，即荔軒之心”也。
杜蒼略此句評釋，實亦不過是他序中說的曹寅的詩乃“如魚山天樂，寫為梵音”；杜的序文乃“箋釋要眇”而已。
對于曹寅與曹植的對比一說，朱淡文在他的《曹寅小考》（見《學刊》1982年第3輯）一文中，曾認為杜芥在康熙二十四年五月送曹寅北上寫的《思賢篇》中的曹植與吳季劄一事，乃是指曹寅還有一個同胞弟弟曹宣（見《學刊》276頁），并論證了曹寅與曹宣的兄弟不合。
當然朱淡文在他的文章中僅涉及到杜蒼略寫的《思賢篇》，并未談及杜蒼略為曹寅詩集寫的序文中的“陳思之心，即荔軒之心”一事。
不過，雖然我對朱淡文一文暫且尚看不出什麼毛病來，但我也不敢将杜蒼略筆下曹寅與曹植的對比一事簡單地認為是指曹寅曹宣兄弟不睦。
因為在杜蒼略筆下的對曹寅這個“以南北為修塗，以出處為戶限”的“異類”的“釋要眇”一詞就簡單到如此地步。
在這個問題上，幸喜的是周汝昌又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他後來讀到的“楝亭過東阿絕句”一首，其詩為： 不遇王喬死即休，吾山（即魚山——周注）何必樹松楸。
黃初實下千秋淚，卻望臨淄作首丘。
周汝昌又談到曹寅又在他自己寫的詩下注了“子建聞曹丕受禅，大哭。
見魏志。
”（見周文69——70頁） 在曹寅的民族思想問題上，杜蒼略的“驚心動魄”的序言已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駭人的事實，即曹寅的心理實乃是曹植的心理；而周汝昌列舉的曹寅的“過東阿”絕句更直接的說明了這一問題：曹寅詩集中的《仙人篇》的思想并不是什麼仙境仙人；而他的“天樂”“梵音”實乃是不忘、亦不滿于曹丕篡漢一事，實即指不滿于滿清王朝借明末農民起義之機滅掉了幾千年的華夏古國。
在這個意義上，特别是“卻望臨淄作首丘”這最後一句，乃是借《後漢書》《班超傳》“上疏”中的“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
夫周齊仍在千裡之間，況于遠處絕域，小臣豈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以及其它有關“首丘”的古典在發洩他思想深處的民族亡國恥辱。
曹寅好像還怕别人不明白，又專筆注了曹丕纂漢這一古典。
當然，曹寅這一民族思想乃是一種漢族與邊遠少數民族政權的“正統”觀念，不是曹植思想中的朝代更替的君臣正統觀念。
周汝昌對杜蒼略的序言中的“陳思之心即荔軒之心”一事，在他讀了曹寅自己寫的并自注的“過東阿”絕句之後，“又讀了複社張溥之論子建”。
周汝昌說張溥之論道：“論者又雲：禅事代起，子建發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終身臣漢。
當然，則王者之心，其周文王乎！餘将登箕山而問許由焉”（見周文70頁。
着重号為周所加）。
在周汝昌讀了張溥之此段話之後，“于是恍然，杜老（蒼略）微詞閃爍地所謂‘陳思’的‘君子’的那‘之心’，就是這個‘臣漢’‘之心’了”（見同頁）。
周汝昌算是明白了一個問題。
周汝昌由發現曹寅與一批江南逸民的交往的不尋常，最後逐步查對到曹寅的“臣漢”之心，這無疑是一個新的突破。
本來當周汝昌在曹寅思想研究上大有進展的時候，周汝昌卻怕涉“索隐派”之嫌，而忙忙退卻了。
周汝昌在他得出的曹寅有“臣漢”“之心”之後寫道： 這也許是“求之過深”罷。
說曹楝亭必有此心，則鑿；然而，說杜蒼略必無此意，則固。
……但要看看楝亭的……“鹦鹉巢中感‘寄生’”，“羞入金瓶伴牡丹”，……“服官愁過日，識字悔終天”……“回翔幾觸抨弓怒”……——我們就可知道：要真正深刻地了解他，并不容易。
說曹楝亭如“索隐派”所解于雪芹的是有“反滿複明”的思想，那也許是個笑話；而把他隻看作滿洲豪華公子、八旗達官貴人，則誠恐又失之太簡單。
這是個複雜的題目，這裡“話”不清。
（見周文70頁） 這裡根本不存在什麼“‘話’不清”的問題，實際上是周汝昌有不願深究、到此為止的問題。
作為曹寅思想的研究，本來已明顯地存在這麼一個問題：曹寅這個滿清的皇室家奴為什麼受江南一批明末名士的青睐；而且曹寅又為什麼對民族氣節極高的杜蒼略傾服之至，以至“願為筇竹杖”；還有曹寅為什麼與明末江南一批名士的交往中有“羞入金瓶伴牡丹”（見周文70頁，此詩出處不詳），“臨風漸影形”（見周文65頁、出處也不詳），也即周汝昌說的曹寅“自漸形穢”（見周文65頁。
着重号為周所加），其根本原因就是：曹寅乃是漢族，其父雖在忙于建功立業，效忠于滿清王朝，但到曹寅時，在曹寅與明末江南一批名士的交往中，曹寅逐步在被這一批名士的民族意識複原，最後發展到有如不滿曹丕篡漢一樣的不滿滿族吞并入主華夏，常以曹植“終身臣漢”以自喻。
當然在曹寅的思想問題上，我也不贊成曹寅有“反滿複明”思想；但是我也不同意周汝昌認為這“是個笑話”。
在這裡，我請周汝昌弄清楚一個界線問題。
即“索隐派”是在研究《紅樓夢》而不是在研究曹寅。
還有“索隐派”的“反滿複明”論的蔡元培在他的“索隐”裡提出的“《石頭記》自明亡始。
第一回所雲，這一日三月十五日葫蘆廟起火，燒了一夜，甄氏燒成瓦礫場。
即指甲申三月間明愍帝殉國，北京失守之事也”（見《石頭記索隐·紅樓夢考證》第7頁），這種見解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如果《紅樓夢》不存在“真事隐”與“假語村言”的問題，那麼一個偶然的憑空偏造的“三月十五日”自然與李自成三月十五日兵臨城下，三日後攻破北京城池，明愍帝三月十九日上吊煤山這一曆史事件無關；要說有關，自然是一種附會的偶合。
但《紅樓夢》是一種以“真事隐”與“假語村言”為基調的“遊戲筆墨”；而且還有幾處的《紅樓夢》日期與明末清初事件有關，比如說，一個令人不解的薛蟠“生日”的五月初三和林黛玉的“泣殘紅”的四月二十六日，被曹雪芹寫成同一天又不同一天，這本身就是多爾衮于五月初二占領北京、五月初三發号滿洲命令和“揚州十日”于四月二十六日開始大屠殺日期的變相重合。
《紅樓夢》的“索隐派”認為曹雪芹有“反滿複明”（實際上曹雪芹是一種“反滿複漢”思想，張宜泉的“浮名應付楚弓遺”和《紅樓夢》中的有關内容便是一個明證），但這并不意味着曹寅有“反滿複明”思想，因為曹雪芹與曹寅畢竟所處的時代與地位不同。
曹寅僅有不滿于滿洲入主華夏有背于他的民族“正統”觀念而已，其“臣漢”思想才是曹寅民族思想的精髓。
對曹寅思想的研究，周汝昌除了以上研究外，在其文中還列舉了曹寅在他的《續琵琶·制柏》一折中借蔡文姬之口寫出的一隻《風雲會四朝元》的曲子。
其曲中有“胡羌獵過，圍城所破多，斬截無遺，屍骨撐卧。
婦女悉被擄。
又長驅西去，詈罵難堪，捶杖頻加、号泣晨行，悲吟夜坐。
——欲坐無一可！（口茶）！彼蒼者何辜，生長中華，遭此奇（阝厄）禍？……”（見周文36——37頁）。
這是曹寅筆下的詞語。
這詞語實不過是當時滿洲殺掠遼東一帶的寫照，這個問題周汝昌已作了舉例說明，此處沒有必要再重複了。
不過隻要我們細心一看，從曹寅“胡羌”一詞的運用和曹寅的沉痛用筆就足見曹寅的民族意識如何了。
曹寅的民族思想就研究到這裡。
後言“宿離（讀若俪——周注）恒不貸，憂患亦難述；伊餘既締交，甯禁彈清瑟？擺脫優遊談，欲寬行者恤。
”意謂既屬深交，無事膚泛，欲吐肝隔，以慰行人。
他教導楝亭，要明哲、素位，勿貪富貴，以老子“外身”箕子“恭”“壽”（九疇中恭為“五事”之先；壽為“五福”之首——周注）、周易“柔順”之道為處世南針，可以春水野航、悠遊自泛，最好努力從事著述、賞奇文，析疑義；最後，舉吳季劄和曹子建二賢為例，要他深思遠鑒。
（見同頁） 周汝昌在談完這杜蒼略的“《思賢》名篇”後，認為“這事真透着‘玄’”；并随後介紹了在這之前，曹寅和杜蒼略的交往中，曹寅曾對杜蒼略有“願為筇竹杖”之言，從其中可見曹寅對杜蒼略“傾倒之緻”（見同頁）。
這是周文中介紹的曹寅與杜蒼略的一段關系。
在這裡，我接着談劉長榮一文中所涉及到的曹寅與杜蒼略交往的時間界線問題。
曹寅之父曹玺卒于織造署時，曹寅27歲，曹寅奉旨升為内務府郎中北上時，曹寅28歲，此時杜蒼略寫了《思賢》名篇。
既然如此，曹寅與杜蒼略深交之年也當在曹寅28歲以前，這裡也根本談不上什麼曹寅受了什麼康熙密旨在履行“統戰”任務的問題。
既然二人的深交關系不是屬康熙什麼密旨所左右，也即是曹寅此時并非以一個文化特務的身份在愚弄杜蒼略，那麼，這裡面二人深交必然有另一個原因。
除了康熙指令這一特殊原因外，人跟人的交往顯然還有其它成份，這就是慕勢，貪财，慕品德、慕才、慕氣節等。
曹寅與杜蒼略自然也不例外。
但作為曹寅這一方，是一個顯赫滿清皇家官奴；而作為另一方的杜蒼略，卻是一個民族氣節極高的擁明排滿分子，二者毫無相通之處。
這又倒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們交往并以至成為至交——曹寅北上時，杜蒼略寫三百四十言長篇《思賢》名篇相贈；而曹寅又對杜蒼略“願為筇竹杖”的如此傾服。
這裡面兩人默契的成份到底是什麼呢？難道真的除了人們認為的曹寅負有“統戰”的特殊使命之外，莫非杜蒼略還有慕勢利逐富貴的成份？這些對于一個氣節極高的杜蒼略來說，顯然絕對不可能。
除此之外，難道杜蒼略對曹寅的交往還真有慕曹寅之才之德的成份？不過，在這裡請不要忘記，明朝初亡，漢人淪為亡國奴，在這種時候，這一些以反清複明為己任的氣節極高之士真會在此之時去有心慕一個滿清家奴的才華？這自然也不可能。
那麼，我們就得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問題了。
即曹寅能夠受到氣節極高的明末名士杜蒼略的青睐，如果單憑曹寅之才或禮賢下士之德顯然是不夠的，這裡面二人必須有一個共同的語言基礎。
常言道：“話不投機半句多”，何況二者還是屬于兩個不同的敵對陣營。
我們在這裡能不能考慮到這一個問題：曹寅的祖先，我們不論他們是怎樣淪為滿清王朝的家奴，但曹寅之父畢竟是為滿清王朝賣命并屢進前程的；但到了曹寅時代，雖由于其父其母的特殊原因并成為康熙皇帝的親信，但曹寅在其年輕時期，在與明末氣節極高的一些名流的交往過程中，是否有一個民族意識的“複原”這一問題。
也即是在曹寅在與杜蒼略等人的交往過程中，不是杜蒼略等人被曹寅收買籠絡了；而是曹寅被一些明末反清複明的志士的意識異化了。
這看來是不可能的問題，但它卻是我們研究曹寅民族思想裂變的一個不可逾越的問題。
對于此一事，曾引起了周汝昌的疑問，周汝昌按照他的不明白曹寅與杜蒼略的特殊交往的思路查到了曹寅“寄詩集于蒼略求序”一事。
周汝昌寫道： 楝亭既與蒼略分襟，想念特甚，至屢行夢寐；蒼略得知之下，感懷賦詩，寫出：“異姓交情笃，唯君知我心；情疏千裡外，夢寄一燈深……”（着重号為周所加）的句子，太息“茅屋”“華筵”，等倫非匹，人生夢夢，覺路難尋。
分别四年之後，楝亭寄詩集于蒼略求序；次年七十三歲的老人，特濡大筆，又寫下一篇驚心動魄的文字。
（見周文69頁） 對于周汝昌的這一段話，我不太明白。
周汝昌筆下的“分别四年之後，楝亭寄詩集于蒼略求序”是指曹寅28歲二人離别之後，還是其它時間。
若按蒼略73歲寫序，當在曹寅39歲之時（因為蒼略比曹寅大44歲），亦當曹寅已在江南任職之時。
對于杜蒼略寫的“驚心動魄”的序文，我沒有見過，周汝昌筆下介紹是這樣的： 那序上來就單刀直入：“與荔軒（曹寅——周注）别五年，同學者以南北為修塗、以出戶為戶限，每搔首曰：‘荔軒何為哉？’”這先是老實表明曹寅于“同學者”乃是“異類”。
接雲：“既而讀陳思（曹植——周注），《仙人篇》，詠阊阖、羨‘潛光’，乃知陳思之心，即荔軒之心，未嘗不爽然自失焉！”這說明這位“異類”的思想實與“異類”不同。
然後說荔軒以詩為性命，輾轉反側，無時不有詩魁壘郁勃于胸中，“精微爛金石”，與曹植何異？然而曹植當日，有劉桢、王粲、丁廠異為唱酬，有白馬王彪為弟兄，求知甚易，今荔軒兩千裡外，獨求于我，“如魚山天樂，寫為梵音；此予所以欲箋釋要眇，為之旁皇撫卷而不能已也！”最後說，讀荔軒之詩，當知人論世，蓋其詩中有物，有“奇懷道韻”，有“君子之心”，有“要眇”之音，最為要緊；“使徒賞其詩、淵淵爾、锵锵爾，非曹子所以命予者已！”（見周文69頁。
着重号均為周所加。
） 周汝昌在寫完這些之後，認為：“這簡直‘玄’透了”（同上）。
我們從周文如此簡短的介紹中，不難看出，杜蒼略認為曹寅的詩，特别是在杜蒼略看了曹寅的詩之後又看了曹植的《仙人篇》之後，得出：“陳思之心，即荔軒之心”也。
杜蒼略此句評釋，實亦不過是他序中說的曹寅的詩乃“如魚山天樂，寫為梵音”；杜的序文乃“箋釋要眇”而已。
對于曹寅與曹植的對比一說，朱淡文在他的《曹寅小考》（見《學刊》1982年第3輯）一文中，曾認為杜芥在康熙二十四年五月送曹寅北上寫的《思賢篇》中的曹植與吳季劄一事，乃是指曹寅還有一個同胞弟弟曹宣（見《學刊》276頁），并論證了曹寅與曹宣的兄弟不合。
當然朱淡文在他的文章中僅涉及到杜蒼略寫的《思賢篇》，并未談及杜蒼略為曹寅詩集寫的序文中的“陳思之心，即荔軒之心”一事。
不過，雖然我對朱淡文一文暫且尚看不出什麼毛病來，但我也不敢将杜蒼略筆下曹寅與曹植的對比一事簡單地認為是指曹寅曹宣兄弟不睦。
因為在杜蒼略筆下的對曹寅這個“以南北為修塗，以出處為戶限”的“異類”的“釋要眇”一詞就簡單到如此地步。
在這個問題上，幸喜的是周汝昌又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他後來讀到的“楝亭過東阿絕句”一首，其詩為： 不遇王喬死即休，吾山（即魚山——周注）何必樹松楸。
黃初實下千秋淚，卻望臨淄作首丘。
周汝昌又談到曹寅又在他自己寫的詩下注了“子建聞曹丕受禅，大哭。
見魏志。
”（見周文69——70頁） 在曹寅的民族思想問題上，杜蒼略的“驚心動魄”的序言已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駭人的事實，即曹寅的心理實乃是曹植的心理；而周汝昌列舉的曹寅的“過東阿”絕句更直接的說明了這一問題：曹寅詩集中的《仙人篇》的思想并不是什麼仙境仙人；而他的“天樂”“梵音”實乃是不忘、亦不滿于曹丕篡漢一事，實即指不滿于滿清王朝借明末農民起義之機滅掉了幾千年的華夏古國。
在這個意義上，特别是“卻望臨淄作首丘”這最後一句，乃是借《後漢書》《班超傳》“上疏”中的“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
夫周齊仍在千裡之間，況于遠處絕域，小臣豈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以及其它有關“首丘”的古典在發洩他思想深處的民族亡國恥辱。
曹寅好像還怕别人不明白，又專筆注了曹丕纂漢這一古典。
當然，曹寅這一民族思想乃是一種漢族與邊遠少數民族政權的“正統”觀念，不是曹植思想中的朝代更替的君臣正統觀念。
周汝昌對杜蒼略的序言中的“陳思之心即荔軒之心”一事，在他讀了曹寅自己寫的并自注的“過東阿”絕句之後，“又讀了複社張溥之論子建”。
周汝昌說張溥之論道：“論者又雲：禅事代起，子建發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終身臣漢。
當然，則王者之心，其周文王乎！餘将登箕山而問許由焉”（見周文70頁。
着重号為周所加）。
在周汝昌讀了張溥之此段話之後，“于是恍然，杜老（蒼略）微詞閃爍地所謂‘陳思’的‘君子’的那‘之心’，就是這個‘臣漢’‘之心’了”（見同頁）。
周汝昌算是明白了一個問題。
周汝昌由發現曹寅與一批江南逸民的交往的不尋常，最後逐步查對到曹寅的“臣漢”之心，這無疑是一個新的突破。
本來當周汝昌在曹寅思想研究上大有進展的時候，周汝昌卻怕涉“索隐派”之嫌，而忙忙退卻了。
周汝昌在他得出的曹寅有“臣漢”“之心”之後寫道： 這也許是“求之過深”罷。
說曹楝亭必有此心，則鑿；然而，說杜蒼略必無此意，則固。
……但要看看楝亭的……“鹦鹉巢中感‘寄生’”，“羞入金瓶伴牡丹”，……“服官愁過日，識字悔終天”……“回翔幾觸抨弓怒”……——我們就可知道：要真正深刻地了解他，并不容易。
說曹楝亭如“索隐派”所解于雪芹的是有“反滿複明”的思想，那也許是個笑話；而把他隻看作滿洲豪華公子、八旗達官貴人，則誠恐又失之太簡單。
這是個複雜的題目，這裡“話”不清。
（見周文70頁） 這裡根本不存在什麼“‘話’不清”的問題，實際上是周汝昌有不願深究、到此為止的問題。
作為曹寅思想的研究，本來已明顯地存在這麼一個問題：曹寅這個滿清的皇室家奴為什麼受江南一批明末名士的青睐；而且曹寅又為什麼對民族氣節極高的杜蒼略傾服之至，以至“願為筇竹杖”；還有曹寅為什麼與明末江南一批名士的交往中有“羞入金瓶伴牡丹”（見周文70頁，此詩出處不詳），“臨風漸影形”（見周文65頁、出處也不詳），也即周汝昌說的曹寅“自漸形穢”（見周文65頁。
着重号為周所加），其根本原因就是：曹寅乃是漢族，其父雖在忙于建功立業，效忠于滿清王朝，但到曹寅時，在曹寅與明末江南一批名士的交往中，曹寅逐步在被這一批名士的民族意識複原，最後發展到有如不滿曹丕篡漢一樣的不滿滿族吞并入主華夏，常以曹植“終身臣漢”以自喻。
當然在曹寅的思想問題上，我也不贊成曹寅有“反滿複明”思想；但是我也不同意周汝昌認為這“是個笑話”。
在這裡，我請周汝昌弄清楚一個界線問題。
即“索隐派”是在研究《紅樓夢》而不是在研究曹寅。
還有“索隐派”的“反滿複明”論的蔡元培在他的“索隐”裡提出的“《石頭記》自明亡始。
第一回所雲，這一日三月十五日葫蘆廟起火，燒了一夜，甄氏燒成瓦礫場。
即指甲申三月間明愍帝殉國，北京失守之事也”（見《石頭記索隐·紅樓夢考證》第7頁），這種見解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如果《紅樓夢》不存在“真事隐”與“假語村言”的問題，那麼一個偶然的憑空偏造的“三月十五日”自然與李自成三月十五日兵臨城下，三日後攻破北京城池，明愍帝三月十九日上吊煤山這一曆史事件無關；要說有關，自然是一種附會的偶合。
但《紅樓夢》是一種以“真事隐”與“假語村言”為基調的“遊戲筆墨”；而且還有幾處的《紅樓夢》日期與明末清初事件有關，比如說，一個令人不解的薛蟠“生日”的五月初三和林黛玉的“泣殘紅”的四月二十六日，被曹雪芹寫成同一天又不同一天，這本身就是多爾衮于五月初二占領北京、五月初三發号滿洲命令和“揚州十日”于四月二十六日開始大屠殺日期的變相重合。
《紅樓夢》的“索隐派”認為曹雪芹有“反滿複明”（實際上曹雪芹是一種“反滿複漢”思想，張宜泉的“浮名應付楚弓遺”和《紅樓夢》中的有關内容便是一個明證），但這并不意味着曹寅有“反滿複明”思想，因為曹雪芹與曹寅畢竟所處的時代與地位不同。
曹寅僅有不滿于滿洲入主華夏有背于他的民族“正統”觀念而已，其“臣漢”思想才是曹寅民族思想的精髓。
對曹寅思想的研究，周汝昌除了以上研究外，在其文中還列舉了曹寅在他的《續琵琶·制柏》一折中借蔡文姬之口寫出的一隻《風雲會四朝元》的曲子。
其曲中有“胡羌獵過，圍城所破多，斬截無遺，屍骨撐卧。
婦女悉被擄。
又長驅西去，詈罵難堪，捶杖頻加、号泣晨行，悲吟夜坐。
——欲坐無一可！（口茶）！彼蒼者何辜，生長中華，遭此奇（阝厄）禍？……”（見周文36——37頁）。
這是曹寅筆下的詞語。
這詞語實不過是當時滿洲殺掠遼東一帶的寫照，這個問題周汝昌已作了舉例說明，此處沒有必要再重複了。
不過隻要我們細心一看，從曹寅“胡羌”一詞的運用和曹寅的沉痛用筆就足見曹寅的民族意識如何了。
曹寅的民族思想就研究到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