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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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夏永晝……隻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這當“是夏日無疑了”（見《獻芹溪》480頁）。
周汝昌又依第六十二回寶玉“生日”中，湘雲醉卧的是“芍藥姻”，寶玉說“天熱”，芳官也“滿口嚷熱”，“隻穿‘小夾襖’‘夾褲’”一段節氣文字，認為曹雪芹的生日亦應該如寶玉的生日一樣，當“似是四月中”（見同書482頁）。
在這裡，周汝昌也不想想，這一回中的“炎夏”和“烈日炎炎”一詞能算初夏四月嗎？“炎夏”能與第六十二回寶玉生日穿“夾襖”“夾褲”對得上号嗎？還有，周汝昌疏忽了寶玉生日中寶玉一手拿“菱”，一手拿“蕙”的這一段文字。
“蕙”開于春，“菱”開于秋，周汝昌隻注意夏天“芍藥”盛開，這三季不同時節的花卉同開于寶玉生日同一天之中，不知周汝昌又作何解釋呢？ 在“自叙傳”的問題上，胡适在附會，俞平伯在附會，周汝昌在附會。
不僅如此，俞平伯的“自叙傳”曾發展到要推翻他自己承認的胡适考證的《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的這一結果上來。
俞平伯在給顧颉剛的信中寫道： 我的意思是：假使陸續發見雪芹的生活人品大不類乎寶玉，我們于其假定《紅樓夢》非作者自寓身世，不如《紅樓夢》的真作者非曹雪芹。
因為從本書看本書，作者與寶玉即是一人，實最明确的事實。
若并此點而不承認，請問《紅樓夢》如何讀法？（見同書21頁） 俞平伯的“自叙”說發展到了幾乎不願承認《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的地步，俞平伯的“自叙傳”也發展到了不願承認《紅樓夢》中的某些文字不是《紅樓夢》的原版文字。
俞平伯在看到“戚本”第六十三回寶玉生日中寶玉給芳官起名為“耶律雄奴”一段文字後認為：“這完全是些廢話，不但全失寶玉底口吻，神情，而且文字十分惡劣，令人作嘔”（見同書171頁）。
以他“揣想”，“戚本”這一段文字“是經過後人改竄的”（同上）。
然而事實卻與俞平伯所論證的正好相反，“揣想”畢竟隻是“揣想”，事實卻畢竟是事實，這一段“惡劣”“作嘔”“古怪”的文字卻出自曹雪芹之手，它在曹雪芹尚健在的“庚辰”版本上就一字不差。
說到此，我引用一下俞平伯對索隐派蔡元培的一段批評。
俞平伯寫道： 第一類“紅學家”是猜謎派。
他們大半預先存在着一個主觀上的偏見，然後把本書上底事迹牽強傅會上去，他們的結果，是出了許多索隐，鬧得烏煙瘴氣不知所雲。
…… ……把自己的意趣投到作者身上去。
如蔡孓民先生他自己抱民族主義，而強謂《紅樓夢》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等等。
（見同書179頁） 我們從俞平伯對第六十三回一段文字是不是曹雪芹原著的議論和對蔡元培的批評中可以看到，到底是“自叙傳”說偏離了《紅樓夢》研究的正常軌道，還是“索隐派”蔡元培存在着什麼“民族主義”的“偏見”。
在這裡，其答案自然隻有一個：就是蔡元培雖在《紅樓夢》研究的枝節問題上全在附會，但他卻抓住了一個本質的東西；而俞平伯的研究看起來很近情理，然而俞平伯的“自叙傳”卻發展到甯可否認作者是曹雪芹和否認原版文字不是出自作者之手的矛盾地步，這也可足見“自叙傳”的荒謬。
在這裡，我要說明，我承認俞平伯的坦誠，也承認其著述尚不失為研究和尚不失一個學者的風範。
新紅學的研究在進步；同時也在退步。
在胡适俞平伯等人新紅學的“自叙傳”派沒落的同時，新興起了一批現代紅學派。
現代紅學派的說法不一，有《紅樓夢》是“描寫四大家族由盛到衰的曆史的”；有《紅樓夢》是“描寫賈寶玉叛逆道路和性格的”；有認為《紅樓夢》是“描寫愛情悲劇的”；有《紅樓夢》是“以反封建為主題的”；還有由《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形質附會出曹雪芹有“補天思想”、“遁入空門”和“虛無主義思想”等等。
現代派的各說，每每見于各刊物之中，我在此處就不一一列舉了。
對于現代派的各說，我認為一個最大的進步，就是還原于《紅樓夢》是“一部小說”的本來面目。
從另一種角度來說，現代派從文學角度來研究《紅樓夢》，無疑把《紅樓夢》的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這一現代派的研究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但是，話又說回來，研究《紅樓夢》的客觀價值、社會影響和研究《紅樓夢》的寫作思想以及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畢竟還是兩回事，主觀意圖和客觀效果往往是分道揚镳的。
我請我們不要把《紅樓夢》的客觀影響和社會效果與曹雪芹的社會思想和《紅樓夢》的寫作思想等同起來，現代派顯然把這兩種不同的東西混淆了起來，這一觀點是不對的。
在對待《紅樓夢》的研究問題上，我認為還是系統一點，全面一點，深入一點，紮實一點，不要僅僅看見某一孤立的現象便大發一通議論。
評點派的大某山民曾曰，他對劉姥姥的研究“分看合看，一字一句，細細玩味，及三年乃得之”，雖然他得出的“曰：是《易》道也”并不着邊際，但我們也可從此看出他的認真态度。
在我們今天來說，有些人便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往往隻看見星星點點，便随便議論一番，可知多麼自不量力。
當然，我并不是說每個人都一頭紮進去，花上一輩子或數年功夫埋頭于《紅樓夢》的研究，但我希望還是系統一點，全面一點，紮實一點地去研究問題。
這不僅隻是一個研究《紅樓夢》的問題，而且是研究一切學術的最起碼水準。
在對待整個《紅樓夢》研究曆史的問題上，我認為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紅樓夢》的研究畢竟是在進步，還是碩果累累的。
這是指文學藝術方面的研究，當然還包括一些考證。
另一方面，我認為《紅樓夢》的研究是在退步，而且離《紅樓夢》的本來面目愈來愈遠，可以說一代不如一代。
這是指《紅樓夢》寫作思想的研究和曹雪芹社會思想的研究。
在這方面，表現得最為突出的就是将賈化（假話）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典型貪官污吏來研究，賈化被說成一個貪官污吏使《紅樓夢》喪失了其獨特的東西。
另一個問題是，現代紅學派一直反對索隐，甚至大帽子滿天飛，好像一索隐便是一種反動一樣。
豈不知《紅樓夢》即為“真事隐”，那麼，有“隐”就得“索”，這是很自然的事。
當然反對“索隐”并不是從現代派開始的，這也是胡适首倡的觀點。
《紅樓夢》的研究之所以經久不衰，固然是由于《紅樓夢》的文學藝術成就；但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人們在對評點派、索隐派的研究不滿意的同時，也并沒有因為新紅學派和現代紅學派得出的結論感到滿意，人們仍然在困惑。
《紅樓夢》的寫作思想和寫作意圖到底是什麼？其中到底“隐”了些什麼東西？這些問題必須得到解答。
統觀曆來紅學分期研究的經驗，除評點派站在文學角度評論研究外，索隐派是把握住了《紅樓夢》不僅是一部小說，而且還把握住了《紅樓夢》的“真”“假”結構；但索隐派缺乏對曹雪芹生平經曆的考證，其研究幾乎全是牽強附會。
新紅學派呢？他們是對曹雪芹生平經曆作了大量的考證，但是可以說考證得并不深入。
比如說周汝昌對曹雪芹祖父曹寅思想的研究和對曹雪芹密友張宜泉思想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都每每半途而廢，始終不願離開“自叙傳”一步，其結果是對曹雪芹的考證流途于形式。
而現代派呢？則顯然更為省力，幹脆置考證索隐于不顧，把《紅樓夢》純當成一般小說來研究。
這種研究是省力的，也是自欺欺人的。
在對待《紅樓夢》的問題上，我們需要索隐，也需要考證，我們反對的僅僅是一種附會。
評點派在附會，在附會《大學》《中庸》；索隐派在附會，在書中尋求某人是當時社會的某個人物；新紅學派也在附會，硬在《紅樓夢》中尋求曹雪芹家中某些人物塑影；而現代紅學派呢？實際上也沒有逃出這一範疇，硬将賈寶玉的形質和思想說成是曹雪芹形質和思想的反映。
這也是一種附會。
所謂“附會”，就是把一些互不相幹的事情硬扯到一起，把一些意義不同的東西硬說成意義相同的東西。
在這個問題上，人物比附屬此，作者與作品中的主人翁的思想比附同樣如此。
對于《紅樓夢》的研究來說，我們首先需要的是考證。
這裡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曹雪芹生平、經曆、家世進行考證；另一方面是對曹雪芹的親朋交往進行考證。
這裡需要紮實的事實。
據目前發掘的材料來看，必須着重于對曹雪芹密友張宜泉其人及其思想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同時也必須對曹雪芹的遺物書箱上的文字進行深入的分析，由此揭示曹雪芹的社會思想。
這是考證的一面。
對于《紅樓夢》這部作品來說，我們必須進行索隐。
對于《紅樓夢》的索隐，我們必須對《紅樓夢》全書進行全面詳細的分析，揭示其中的獨特矛盾成份和文章結構框架，從中尋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來。
在這裡，需要的是嚴格的邏輯推理，而不是比附。
通過這些研究揭示《紅樓夢》的寫作思想到底是什麼，這是索隐的一面。
隻有通過考證和索隐，才能揭示《紅樓夢》的真面目。
當然，這裡我所說的是指《紅樓夢》的寫作思想和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的研究，并不是指《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影響方面的研究。
在對待《紅樓夢》的問題上，永遠把它當作一個“謎”來猜，顯然是無聊的，必須把它當作一部傑出的文學作品來研究才是正途。
但是，把它當作一部文學作品來研究，必須在弄清它的本來面目之後，最起碼來說，在沒有弄清《紅樓夢》的本來面目之前，用《紅樓夢》中一些既真實（指社會和人物的寫實）又虛構的人物情節的假象來掩蓋《紅樓夢》的寫作思想和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的研究是萬萬不可取的。
周汝昌又依第六十二回寶玉“生日”中，湘雲醉卧的是“芍藥姻”，寶玉說“天熱”，芳官也“滿口嚷熱”，“隻穿‘小夾襖’‘夾褲’”一段節氣文字，認為曹雪芹的生日亦應該如寶玉的生日一樣，當“似是四月中”（見同書482頁）。
在這裡，周汝昌也不想想，這一回中的“炎夏”和“烈日炎炎”一詞能算初夏四月嗎？“炎夏”能與第六十二回寶玉生日穿“夾襖”“夾褲”對得上号嗎？還有，周汝昌疏忽了寶玉生日中寶玉一手拿“菱”，一手拿“蕙”的這一段文字。
“蕙”開于春，“菱”開于秋，周汝昌隻注意夏天“芍藥”盛開，這三季不同時節的花卉同開于寶玉生日同一天之中，不知周汝昌又作何解釋呢？ 在“自叙傳”的問題上，胡适在附會，俞平伯在附會，周汝昌在附會。
不僅如此，俞平伯的“自叙傳”曾發展到要推翻他自己承認的胡适考證的《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的這一結果上來。
俞平伯在給顧颉剛的信中寫道： 我的意思是：假使陸續發見雪芹的生活人品大不類乎寶玉，我們于其假定《紅樓夢》非作者自寓身世，不如《紅樓夢》的真作者非曹雪芹。
因為從本書看本書，作者與寶玉即是一人，實最明确的事實。
若并此點而不承認，請問《紅樓夢》如何讀法？（見同書21頁） 俞平伯的“自叙”說發展到了幾乎不願承認《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的地步，俞平伯的“自叙傳”也發展到了不願承認《紅樓夢》中的某些文字不是《紅樓夢》的原版文字。
俞平伯在看到“戚本”第六十三回寶玉生日中寶玉給芳官起名為“耶律雄奴”一段文字後認為：“這完全是些廢話，不但全失寶玉底口吻，神情，而且文字十分惡劣，令人作嘔”（見同書171頁）。
以他“揣想”，“戚本”這一段文字“是經過後人改竄的”（同上）。
然而事實卻與俞平伯所論證的正好相反，“揣想”畢竟隻是“揣想”，事實卻畢竟是事實，這一段“惡劣”“作嘔”“古怪”的文字卻出自曹雪芹之手，它在曹雪芹尚健在的“庚辰”版本上就一字不差。
說到此，我引用一下俞平伯對索隐派蔡元培的一段批評。
俞平伯寫道： 第一類“紅學家”是猜謎派。
他們大半預先存在着一個主觀上的偏見，然後把本書上底事迹牽強傅會上去，他們的結果，是出了許多索隐，鬧得烏煙瘴氣不知所雲。
…… ……把自己的意趣投到作者身上去。
如蔡孓民先生他自己抱民族主義，而強謂《紅樓夢》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等等。
（見同書179頁） 我們從俞平伯對第六十三回一段文字是不是曹雪芹原著的議論和對蔡元培的批評中可以看到，到底是“自叙傳”說偏離了《紅樓夢》研究的正常軌道，還是“索隐派”蔡元培存在着什麼“民族主義”的“偏見”。
在這裡，其答案自然隻有一個：就是蔡元培雖在《紅樓夢》研究的枝節問題上全在附會，但他卻抓住了一個本質的東西；而俞平伯的研究看起來很近情理，然而俞平伯的“自叙傳”卻發展到甯可否認作者是曹雪芹和否認原版文字不是出自作者之手的矛盾地步，這也可足見“自叙傳”的荒謬。
在這裡，我要說明，我承認俞平伯的坦誠，也承認其著述尚不失為研究和尚不失一個學者的風範。
新紅學的研究在進步；同時也在退步。
在胡适俞平伯等人新紅學的“自叙傳”派沒落的同時，新興起了一批現代紅學派。
現代紅學派的說法不一，有《紅樓夢》是“描寫四大家族由盛到衰的曆史的”；有《紅樓夢》是“描寫賈寶玉叛逆道路和性格的”；有認為《紅樓夢》是“描寫愛情悲劇的”；有《紅樓夢》是“以反封建為主題的”；還有由《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形質附會出曹雪芹有“補天思想”、“遁入空門”和“虛無主義思想”等等。
現代派的各說，每每見于各刊物之中，我在此處就不一一列舉了。
對于現代派的各說，我認為一個最大的進步，就是還原于《紅樓夢》是“一部小說”的本來面目。
從另一種角度來說，現代派從文學角度來研究《紅樓夢》，無疑把《紅樓夢》的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這一現代派的研究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但是，話又說回來，研究《紅樓夢》的客觀價值、社會影響和研究《紅樓夢》的寫作思想以及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畢竟還是兩回事，主觀意圖和客觀效果往往是分道揚镳的。
我請我們不要把《紅樓夢》的客觀影響和社會效果與曹雪芹的社會思想和《紅樓夢》的寫作思想等同起來，現代派顯然把這兩種不同的東西混淆了起來，這一觀點是不對的。
在對待《紅樓夢》的研究問題上，我認為還是系統一點，全面一點，深入一點，紮實一點，不要僅僅看見某一孤立的現象便大發一通議論。
評點派的大某山民曾曰，他對劉姥姥的研究“分看合看，一字一句，細細玩味，及三年乃得之”，雖然他得出的“曰：是《易》道也”并不着邊際，但我們也可從此看出他的認真态度。
在我們今天來說，有些人便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往往隻看見星星點點，便随便議論一番，可知多麼自不量力。
當然，我并不是說每個人都一頭紮進去，花上一輩子或數年功夫埋頭于《紅樓夢》的研究，但我希望還是系統一點，全面一點，紮實一點地去研究問題。
這不僅隻是一個研究《紅樓夢》的問題，而且是研究一切學術的最起碼水準。
在對待整個《紅樓夢》研究曆史的問題上，我認為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紅樓夢》的研究畢竟是在進步，還是碩果累累的。
這是指文學藝術方面的研究，當然還包括一些考證。
另一方面，我認為《紅樓夢》的研究是在退步，而且離《紅樓夢》的本來面目愈來愈遠，可以說一代不如一代。
這是指《紅樓夢》寫作思想的研究和曹雪芹社會思想的研究。
在這方面，表現得最為突出的就是将賈化（假話）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典型貪官污吏來研究，賈化被說成一個貪官污吏使《紅樓夢》喪失了其獨特的東西。
另一個問題是，現代紅學派一直反對索隐，甚至大帽子滿天飛，好像一索隐便是一種反動一樣。
豈不知《紅樓夢》即為“真事隐”，那麼，有“隐”就得“索”，這是很自然的事。
當然反對“索隐”并不是從現代派開始的，這也是胡适首倡的觀點。
《紅樓夢》的研究之所以經久不衰，固然是由于《紅樓夢》的文學藝術成就；但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人們在對評點派、索隐派的研究不滿意的同時，也并沒有因為新紅學派和現代紅學派得出的結論感到滿意，人們仍然在困惑。
《紅樓夢》的寫作思想和寫作意圖到底是什麼？其中到底“隐”了些什麼東西？這些問題必須得到解答。
統觀曆來紅學分期研究的經驗，除評點派站在文學角度評論研究外，索隐派是把握住了《紅樓夢》不僅是一部小說，而且還把握住了《紅樓夢》的“真”“假”結構；但索隐派缺乏對曹雪芹生平經曆的考證，其研究幾乎全是牽強附會。
新紅學派呢？他們是對曹雪芹生平經曆作了大量的考證，但是可以說考證得并不深入。
比如說周汝昌對曹雪芹祖父曹寅思想的研究和對曹雪芹密友張宜泉思想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都每每半途而廢，始終不願離開“自叙傳”一步，其結果是對曹雪芹的考證流途于形式。
而現代派呢？則顯然更為省力，幹脆置考證索隐于不顧，把《紅樓夢》純當成一般小說來研究。
這種研究是省力的，也是自欺欺人的。
在對待《紅樓夢》的問題上，我們需要索隐，也需要考證，我們反對的僅僅是一種附會。
評點派在附會，在附會《大學》《中庸》；索隐派在附會，在書中尋求某人是當時社會的某個人物；新紅學派也在附會，硬在《紅樓夢》中尋求曹雪芹家中某些人物塑影；而現代紅學派呢？實際上也沒有逃出這一範疇，硬将賈寶玉的形質和思想說成是曹雪芹形質和思想的反映。
這也是一種附會。
所謂“附會”，就是把一些互不相幹的事情硬扯到一起，把一些意義不同的東西硬說成意義相同的東西。
在這個問題上，人物比附屬此，作者與作品中的主人翁的思想比附同樣如此。
對于《紅樓夢》的研究來說，我們首先需要的是考證。
這裡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曹雪芹生平、經曆、家世進行考證；另一方面是對曹雪芹的親朋交往進行考證。
這裡需要紮實的事實。
據目前發掘的材料來看，必須着重于對曹雪芹密友張宜泉其人及其思想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同時也必須對曹雪芹的遺物書箱上的文字進行深入的分析，由此揭示曹雪芹的社會思想。
這是考證的一面。
對于《紅樓夢》這部作品來說，我們必須進行索隐。
對于《紅樓夢》的索隐，我們必須對《紅樓夢》全書進行全面詳細的分析，揭示其中的獨特矛盾成份和文章結構框架，從中尋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來。
在這裡，需要的是嚴格的邏輯推理，而不是比附。
通過這些研究揭示《紅樓夢》的寫作思想到底是什麼，這是索隐的一面。
隻有通過考證和索隐，才能揭示《紅樓夢》的真面目。
當然，這裡我所說的是指《紅樓夢》的寫作思想和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的研究，并不是指《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影響方面的研究。
在對待《紅樓夢》的問題上，永遠把它當作一個“謎”來猜，顯然是無聊的，必須把它當作一部傑出的文學作品來研究才是正途。
但是，把它當作一部文學作品來研究，必須在弄清它的本來面目之後，最起碼來說，在沒有弄清《紅樓夢》的本來面目之前，用《紅樓夢》中一些既真實（指社會和人物的寫實）又虛構的人物情節的假象來掩蓋《紅樓夢》的寫作思想和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的研究是萬萬不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