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曹雪芹的社會思想
關燈
小
中
大
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不要隻看到曹寅與康熙皇帝特殊關系一面；還要看到曹寅在明末名士交往過程中其民族意識“複原”的一面。
這曹寅思想的兩面性就變成了曹寅既有報效康熙皇帝的“知遇之恩”，又有不滿于滿清借明末農民起義亡明之機而強奪入主華夏的“臣漢”“之心”，它組成了曹寅獨特的民族思想。
我們通過對曹雪芹祖父曹寅思想的研究過程中的發現，曹家的民族意識在曹寅時期就開始發生裂變，他已不是一個純粹效忠滿清王朝的忠實“奴才”，而是一個頗感民族恥辱的炎黃子孫。
當然由于其地位所在，曹寅思想當然還發展不到徹底與滿清王朝決裂的程度，不過曹寅的這種民族思想已為曹雪芹的更強烈的“反滿”民族意識開了先河。
當然對曹寅民族思想的研究，它對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的研究，僅僅是一個側面，也即是曹寅的民族思想對曹雪芹思想潛在影響的一面。
至于曹雪芹是否有一個“反滿複漢”的民族思想，我們下面再接着研究其它一些問題。
四、張宜泉的社會思想 對于曹雪芹社會思想的研究，在當《紅樓夢》真面目尚未确切弄清以前，我們還是先對與曹雪芹接觸比較頻繁、交往比較密切的一些人物來進行研究，正像通過曹寅和杜蒼略的關系研究一樣，這樣可以從側面披露曹雪芹的一些思想内幕。
在我們已知的曹雪芹的交往中，關系密切的有敦氏弟兄，還有一個張宜泉。
當然還有一些其它人，包括一些市民、農夫、小商小販、優伶、店主和店員，甚至還有一些達官貴宦和一些小官員們，以及一些其它詩朋酒友。
這個問題不僅從《紅樓夢》作者筆下的紛繁的人物素描中可以看出作者交遊之廣，而且曹雪芹當時的處境要求曹雪芹必須應付如此繁多的社會場面，不得不接觸各種五花八門的社會人物，這是曹雪芹社會環境變遷的必然。
但是，這一些人際交往卻無法說明曹雪芹的思想意識。
比如說，曹雪芹與鄰居們的交往，甚至促膝而談，不論是農夫，還是市民小商小販們，盡管這些談話是誠心誠意的，但大多數是為了消遣，曹雪芹不會暴露他的靈魂深處。
比如說曹雪芹也會跟一些酒店主仆談心，但這大都是曹雪芹作為店主常客而叙故。
又比如說曹雪芹得與某些達官貴宦或小官吏們周旋，但這大都是為了應付場面而逢場作戲。
當然，我們不能說曹雪芹在與這些紛繁的人物交往中，不可能在某些人物中間一點也不暴露他的社會思想。
但是對于這些來說，顯然還有最起碼的一條：這還缺乏文字記載。
就目前看到的與曹雪芹交往的文字記載中，很直得注意的是敦誠敦敏弟兄和張宜泉三個人。
作為敦氏弟兄和曹雪芹的關系，顯然也非同一般，自然也有互吐肝膽的地方。
比如說曹雪芹一次訪敦敏，敦敏未出，正好碰見敦誠，敦誠立“解佩刀沽酒”以待雪芹，于是二人借酒長歌，出語不凡，這是一例。
還有曹雪芹死後，敦誠有“三年下第曾憐我，一病無醫竟負君”的詩句，這詩句顯然也屬肺腹之語。
這些都說明敦氏弟兄與曹雪芹的交往之深厚了。
敦氏與曹雪芹如此交往，其中顯然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敦誠的五世祖先是努爾哈赤的第十三子英親王阿濟格，阿濟格後被賜自盡，開除出宗室；曹雪芹也因抄家而淪落京師，敦氏弟兄與曹雪芹處境相同，二人有同病相憐之感。
二是敦氏弟兄和曹雪芹在詩的造詣方面，雙方都達到了互相傾慕的程度。
如敦誠在他的“寄曹雪芹〖HT6〗霑〖HT5〗”中有“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破籬樊”一語。
三是敦氏與曹雪芹的某些情趣相投。
如敦誠《贈曹雪芹》中有“步兵白眼向人斜”，敦敏《贈芹圃》中有“一醉（毛＋冒）（毛＋匋）白眼斜”和敦誠《寄曹雪芹〖HT6〗霑〖HT5〗》中有“接籬倒著容君傲，高談雄辯虱手扪”。
這些情趣相投顯然也是敦氏弟兄與曹雪芹交為好朋友的基礎。
如果敦氏弟兄視曹雪芹的如此放蕩不羁為不雅，那麼敦氏弟兄和曹雪芹絕不至深交如此。
對于曹雪芹與宗室的敦氏弟兄們的交往，我們不可忽視，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還有另外一位至交密友張宜泉。
張宜泉在他的《春柳堂詩稿》中就有七首詩專門寫他跟曹雪芹往來的，張宜泉在詩中有“一别”如“三秋”之感，在曹雪芹死後，張宜泉有“懷人不見淚成行”之戚。
這足見其交情深厚了。
但可以說這隻是現象的一面，還有另一個重要的一面：張宜泉在他的《春柳堂詩稿》中流露出來的“莫厭飛觞樂，于今不是唐”、“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漢家”的民族不滿情緒和“雄劍今将赴石梁”的“驅逐鞑虜”的反清思想；張宜泉在他的《詩稿》中反映出來的他與曹雪芹的“不便張皇過，輕移訪載舟”的神密交往關系；張宜泉在他《詩稿》中披露出來他的“同聲相與應，殊類故難參”的交往标準；還有《詩稿》中的某些詩句與《紅樓夢》中某些文字的重合，以及曹雪芹的遺物“書箱”最後歸屬于張宜泉等問題，這些都不能不引起我們對張宜泉思想和張宜泉與曹雪芹特殊交往的注意。
而且可以說，對于這些的研究才能為我們研究曹雪芹的社會思想提供紮實的基礎。
張宜泉家，可能是一個破落了的“旗人”。
但他是漢族，并非滿族。
這一點在《詩稿》中的強烈的民族情緒中可以得到證明，徐恭時論證他為滿族顯然是沒有道理的。
至于張宜泉是不是旗人，以及他是不是出身于上三旗的包衣旗人，沒有詳實材料，此處暫不追究。
但是不論張宜泉是不是出身于上三旗包衣奴才，它都将無礙于張宜泉社會思想的研究，他的思想表現在他的言行之中，《詩稿》中某些詩句的特殊含義将是他具有何種思想的充分證明。
在研究張宜泉的問題上，周汝昌在他的《曹雪芹小傳》的《村塾過從》一節中談到，當他看見張宜泉試貼詩《東郊春草色》中的“日彩浮難定，煙華散不窮……幾度臨青道，凝目血染空”（着重号為周所知。
下同。
）之後，感到張宜泉這詩中的“後十字是結句（這裡應該“頌聖”——周注），——真是令人不勝駭異了”（見163頁），在當他看到張宜泉《詩稿》中的“錦瑟離宮曲，膻笳出塞聲”、“同聲相與應，殊類故難參”、“莫厭飛觞樂，于今不是唐”、“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漢家”之後，周汝昌感到特别吃驚，周汝昌寫道： 〖HT5K〗這簡直奇怪到極點了！這些句子，分明是諷怨當時滿洲貴族的統治的。
在乾隆時，這樣的話，不要說屢屢出現于一本詩集子裡，隻要有一例被摘，就足以殺身滅族了！——即是使曾興文字大獄的那些例子也都隻是些隐語暗喻，還沒有見過這樣顯露激烈的！（見164頁） 周汝昌在又列舉了《讀史有感》一詩和摘錄了“驚兔”、“射鼷”、“獵虎豹”、“樵虬龍”等句之後認為： 結合上面所舉的那些令人駭異的句例而看，張宜泉的思想大有可以探讨之處。
（同上） 周汝昌的這一看法是很有見識的，在研究張宜泉的思想的問題上，周汝昌顯然有他的獨到之處，這如同周汝昌在研究曹寅的民族思想問題上的獨到之處一樣，他畢竟為彌蓋在曹雪芹社會思想問題上的迷霧撕開了一道裂口。
當然周汝昌的這種研究是無意的，甚至還有他固有的禁锢成份。
張宜泉的《春柳堂詩稿》，其詩雖在人們眼裡看來有些“俗”，但其詩中的思想内容卻頗為豐富。
其詩中不僅述及自己的生平、經曆、親朋往來、妻兒老小，還展現了自己對當時社會階級狀況的看法，對滿族政權統治的不滿；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被人們忽視的一面，即張宜泉有驅逐滿洲政權，問鼎逐鹿天下之意，以及他進步的曆史政權更替觀念。
張宜泉在“遊舉業”“破産”之後，謀得了一個“墾硯田”的課童職業。
從此之後，“一館由來絆此身”（見《在館遙阻葉肯堂到家枉訪》）“悶攤經史課兒郎”（見《撥悶》）便成了他的謀生生涯。
當然，“課童”僅是張宜泉的謀生手段，并非他理想的職業，于是他的一些非凡的政治抱負和反清排滿情緒便時時在他的《詩稿》中洩露出來。
張宜泉在《題家大兄内室壁四首》的第四首中有“振羽欣鵬鳥，托身笑蠹魚”；在《閑興四首》第二首中有“大器成方晚，予非亦覺遲”，在第三首中有“早知投筆好，今或得封侯”；在《送同學張次石歸東安》第四首中有“願君書箧東遷後，奮翮淩雲上碧霄”；在《遣懷》中有“漢壇早遂封侯志，渭水終興隐釣才”，這些都是張宜泉雖居“館中”，而仍雄心勃勃立身政治的寫照。
抱負畢竟隻是抱負，雄心畢竟隻是雄心，張宜泉必須面對現實，現實對張宜泉來說是“半床風共冷，一枕月同孤”（見《秋夜》）、“王侯容易福，乞丐自然貧”（見《與劉二弟閑話》）、“拾薪子盡蓬頭慣，荷篑人多赤足流”（見《西宮即事》）和“柴米隻争終日貴，人家益較去年窮。
妓樓鮮潤榴裙雨，僧寺清涼蒲笠風”（見《四時閑興》）。
這些社會現實不能不給張宜泉的非凡抱負增添一點異樣的東西，這一種異樣的添加劑将會在張宜泉的思想中發生質變。
還有另一個問題，張宜泉處在一個異民族的統治之下，這在張宜泉的思想上不能不産生反響；特别是對于一個過問政治的人來說，更是如是。
張宜泉在《與劉二弟閑話》中有“休喜城烏産，當愁塞馬訓”，在《閑興四首》中有“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漢家”，在《四時閑興》的第五首中有“莫言棗剝林園下，不是庸夫得意時”，以及更甚者是在《閑興四首》第四首中的“一水撐傾廈，雄支未足誇”兩句更是對滿清王朝統治者的挑釁。
此兩句中的“一水”與“雄支”皆指滿洲政權，它并不是取源于那一古典，而是一種現實的自造詞彙。
随着張宜泉的階級不滿情緒和民族不滿意識的滋長，張宜泉逐步形成了他的反清排滿思想。
這一點在他的《送同學張次石歸東安》中表現得特别強烈。
其詩的第二首中有“鳴琴未肯留金水，雄劍今将赴石梁”便是這方面的寫照。
在這裡，張宜泉不願效仿子産之賢，而願效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劉锜大敗金兀術于石梁河的事例來作一個民族英雄。
在這一方面還表現在《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夜宿魔王寺》第三首中的“虎豹何堪獵，虬龍未易樵”和第四首“硯山碑遺淚，燕然石勒勳。
他年同樹德，當似此超群”方面。
在這裡已明擺着這麼一個事實：張宜泉在深感明天下已亡——“往事既成秦鹿失”的同時，每每已存問鼎天下之心了。
在這裡，我們不能依以上的事實來說張宜泉也有一個明末逸民的簡單的反清複明思想，張宜泉在“拍手高歌歎古今，閑披青史最驚心”（見《讀史有感》）之後，深感“百代興亡成戲劇，一家哀樂盡荒唐”（見《四時閑興》之三）之弊端，實際上也即明白明天下已亡，不可救藥，它已成“秦鹿失”的“往事”。
今後嗎，不論誰揭起起義大旗，隻要能推翻滿清王朝，誰“捷足先登”都可以。
這一種進步的政權更替曆史觀念表現在張宜泉的“浮名應付楚弓遺”（見《四時閑興》之五）一語裡。
其意思是說，過去明亡于清，這“秦鹿失”已成事實；今後的帝王“浮名”，應當像“楚弓楚得”，隻要不為外族所取，誰得到都一樣。
張宜泉的這一反清排滿問鼎天下的抱負不僅在他的抒情言志裡得到表述，在張宜泉回答一個朋友的詩句裡也得到證明。
這詩句就是《答葉肯堂見訪兼謝未遇》中的“不可稱龍高譽望，隻堪題鳳任嘲诙”。
我們從張宜泉的詩句中看到的絕不是以上的僅僅語言方面的東西，還有一些詩句披露出張宜泉付諸實施方面的東西。
張宜泉在《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夜宿魔王寺》中的“來逢白鹿無”一語，可能就是這一方面的暗示。
還有《四時閑興》第六首中的“幾度埋頭燈焰裡，破帷不怯五更寒”更是這方面的說明：它意味着張宜泉不僅與他的同志們在一塊暢談反清排滿之志，共聊問鼎天下之心，而且還參與并主謀了一個秘密的反清組織。
“破帷”隻能用于“軍機”大事，“幾度埋頭燈焰裡，破帷不怯五更寒”除解釋為張宜泉曾參與秘密反清組織之舉外，沒有第二種含義。
當然張宜泉的這種思想和舉動是徒勞的，在滿清政權的極盛時期，它無異于杯水車薪。
盡管如此，張宜泉到晚年，這種問鼎滿清政權的抱負仍然未曾泯滅，他在他死的前一年的《斃犬》中還留有“難期舐鼎還”一語。
在談到此，我想插這麼一句，就是在研究張宜泉思想時，一些人上了張宜泉自注的雙行夾注的當了。
在這一方面，不要說别人，就是對張宜泉思想頗有見識的周汝昌也沒有例外。
比如說周汝昌在他的《村塾過從》一節裡，曾将張宜泉在《閑興四首》的“傳家笏未遺”下注的“謂餘先世曾屢受國恩”一語，解釋為：“這是旗人回顧身世的套語，是當時的一種特殊措詞；揆其家世，可能也是内務府包衣旗籍”（見周文161頁）。
周汝昌的這種看法就錯了。
我們先不談張宜泉所說的“笏”本為明以前朝臣的用物，在清時已廢止；就此詩的第四首中的“一水撐傾廈，雄支未足誇……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漢家……”等句已足見張宜泉對滿清王朝的态度了；既然如此，滿清王朝對張宜泉來說，還有什麼“國恩”可言？我們不覺得張宜泉的注釋奇怪
這曹寅思想的兩面性就變成了曹寅既有報效康熙皇帝的“知遇之恩”，又有不滿于滿清借明末農民起義亡明之機而強奪入主華夏的“臣漢”“之心”，它組成了曹寅獨特的民族思想。
我們通過對曹雪芹祖父曹寅思想的研究過程中的發現，曹家的民族意識在曹寅時期就開始發生裂變，他已不是一個純粹效忠滿清王朝的忠實“奴才”，而是一個頗感民族恥辱的炎黃子孫。
當然由于其地位所在，曹寅思想當然還發展不到徹底與滿清王朝決裂的程度，不過曹寅的這種民族思想已為曹雪芹的更強烈的“反滿”民族意識開了先河。
當然對曹寅民族思想的研究，它對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的研究，僅僅是一個側面，也即是曹寅的民族思想對曹雪芹思想潛在影響的一面。
至于曹雪芹是否有一個“反滿複漢”的民族思想，我們下面再接着研究其它一些問題。
四、張宜泉的社會思想 對于曹雪芹社會思想的研究，在當《紅樓夢》真面目尚未确切弄清以前，我們還是先對與曹雪芹接觸比較頻繁、交往比較密切的一些人物來進行研究，正像通過曹寅和杜蒼略的關系研究一樣，這樣可以從側面披露曹雪芹的一些思想内幕。
在我們已知的曹雪芹的交往中，關系密切的有敦氏弟兄，還有一個張宜泉。
當然還有一些其它人，包括一些市民、農夫、小商小販、優伶、店主和店員，甚至還有一些達官貴宦和一些小官員們，以及一些其它詩朋酒友。
這個問題不僅從《紅樓夢》作者筆下的紛繁的人物素描中可以看出作者交遊之廣，而且曹雪芹當時的處境要求曹雪芹必須應付如此繁多的社會場面，不得不接觸各種五花八門的社會人物，這是曹雪芹社會環境變遷的必然。
但是，這一些人際交往卻無法說明曹雪芹的思想意識。
比如說，曹雪芹與鄰居們的交往，甚至促膝而談，不論是農夫，還是市民小商小販們，盡管這些談話是誠心誠意的，但大多數是為了消遣，曹雪芹不會暴露他的靈魂深處。
比如說曹雪芹也會跟一些酒店主仆談心，但這大都是曹雪芹作為店主常客而叙故。
又比如說曹雪芹得與某些達官貴宦或小官吏們周旋，但這大都是為了應付場面而逢場作戲。
當然，我們不能說曹雪芹在與這些紛繁的人物交往中，不可能在某些人物中間一點也不暴露他的社會思想。
但是對于這些來說，顯然還有最起碼的一條：這還缺乏文字記載。
就目前看到的與曹雪芹交往的文字記載中，很直得注意的是敦誠敦敏弟兄和張宜泉三個人。
作為敦氏弟兄和曹雪芹的關系，顯然也非同一般，自然也有互吐肝膽的地方。
比如說曹雪芹一次訪敦敏，敦敏未出，正好碰見敦誠，敦誠立“解佩刀沽酒”以待雪芹，于是二人借酒長歌，出語不凡，這是一例。
還有曹雪芹死後，敦誠有“三年下第曾憐我，一病無醫竟負君”的詩句，這詩句顯然也屬肺腹之語。
這些都說明敦氏弟兄與曹雪芹的交往之深厚了。
敦氏與曹雪芹如此交往，其中顯然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敦誠的五世祖先是努爾哈赤的第十三子英親王阿濟格，阿濟格後被賜自盡，開除出宗室；曹雪芹也因抄家而淪落京師，敦氏弟兄與曹雪芹處境相同，二人有同病相憐之感。
二是敦氏弟兄和曹雪芹在詩的造詣方面，雙方都達到了互相傾慕的程度。
如敦誠在他的“寄曹雪芹〖HT6〗霑〖HT5〗”中有“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破籬樊”一語。
三是敦氏與曹雪芹的某些情趣相投。
如敦誠《贈曹雪芹》中有“步兵白眼向人斜”，敦敏《贈芹圃》中有“一醉（毛＋冒）（毛＋匋）白眼斜”和敦誠《寄曹雪芹〖HT6〗霑〖HT5〗》中有“接籬倒著容君傲，高談雄辯虱手扪”。
這些情趣相投顯然也是敦氏弟兄與曹雪芹交為好朋友的基礎。
如果敦氏弟兄視曹雪芹的如此放蕩不羁為不雅，那麼敦氏弟兄和曹雪芹絕不至深交如此。
對于曹雪芹與宗室的敦氏弟兄們的交往，我們不可忽視，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還有另外一位至交密友張宜泉。
張宜泉在他的《春柳堂詩稿》中就有七首詩專門寫他跟曹雪芹往來的，張宜泉在詩中有“一别”如“三秋”之感，在曹雪芹死後，張宜泉有“懷人不見淚成行”之戚。
這足見其交情深厚了。
但可以說這隻是現象的一面，還有另一個重要的一面：張宜泉在他的《春柳堂詩稿》中流露出來的“莫厭飛觞樂，于今不是唐”、“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漢家”的民族不滿情緒和“雄劍今将赴石梁”的“驅逐鞑虜”的反清思想；張宜泉在他的《詩稿》中反映出來的他與曹雪芹的“不便張皇過，輕移訪載舟”的神密交往關系；張宜泉在他《詩稿》中披露出來他的“同聲相與應，殊類故難參”的交往标準；還有《詩稿》中的某些詩句與《紅樓夢》中某些文字的重合，以及曹雪芹的遺物“書箱”最後歸屬于張宜泉等問題，這些都不能不引起我們對張宜泉思想和張宜泉與曹雪芹特殊交往的注意。
而且可以說，對于這些的研究才能為我們研究曹雪芹的社會思想提供紮實的基礎。
張宜泉家，可能是一個破落了的“旗人”。
但他是漢族，并非滿族。
這一點在《詩稿》中的強烈的民族情緒中可以得到證明，徐恭時論證他為滿族顯然是沒有道理的。
至于張宜泉是不是旗人，以及他是不是出身于上三旗的包衣旗人，沒有詳實材料，此處暫不追究。
但是不論張宜泉是不是出身于上三旗包衣奴才，它都将無礙于張宜泉社會思想的研究，他的思想表現在他的言行之中，《詩稿》中某些詩句的特殊含義将是他具有何種思想的充分證明。
在研究張宜泉的問題上，周汝昌在他的《曹雪芹小傳》的《村塾過從》一節中談到，當他看見張宜泉試貼詩《東郊春草色》中的“日彩浮難定，煙華散不窮……幾度臨青道，凝目血染空”（着重号為周所知。
下同。
）之後，感到張宜泉這詩中的“後十字是結句（這裡應該“頌聖”——周注），——真是令人不勝駭異了”（見163頁），在當他看到張宜泉《詩稿》中的“錦瑟離宮曲，膻笳出塞聲”、“同聲相與應，殊類故難參”、“莫厭飛觞樂，于今不是唐”、“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漢家”之後，周汝昌感到特别吃驚，周汝昌寫道： 〖HT5K〗這簡直奇怪到極點了！這些句子，分明是諷怨當時滿洲貴族的統治的。
在乾隆時，這樣的話，不要說屢屢出現于一本詩集子裡，隻要有一例被摘，就足以殺身滅族了！——即是使曾興文字大獄的那些例子也都隻是些隐語暗喻，還沒有見過這樣顯露激烈的！（見164頁） 周汝昌在又列舉了《讀史有感》一詩和摘錄了“驚兔”、“射鼷”、“獵虎豹”、“樵虬龍”等句之後認為： 結合上面所舉的那些令人駭異的句例而看，張宜泉的思想大有可以探讨之處。
（同上） 周汝昌的這一看法是很有見識的，在研究張宜泉的思想的問題上，周汝昌顯然有他的獨到之處，這如同周汝昌在研究曹寅的民族思想問題上的獨到之處一樣，他畢竟為彌蓋在曹雪芹社會思想問題上的迷霧撕開了一道裂口。
當然周汝昌的這種研究是無意的，甚至還有他固有的禁锢成份。
張宜泉的《春柳堂詩稿》，其詩雖在人們眼裡看來有些“俗”，但其詩中的思想内容卻頗為豐富。
其詩中不僅述及自己的生平、經曆、親朋往來、妻兒老小，還展現了自己對當時社會階級狀況的看法，對滿族政權統治的不滿；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被人們忽視的一面，即張宜泉有驅逐滿洲政權，問鼎逐鹿天下之意，以及他進步的曆史政權更替觀念。
張宜泉在“遊舉業”“破産”之後，謀得了一個“墾硯田”的課童職業。
從此之後，“一館由來絆此身”（見《在館遙阻葉肯堂到家枉訪》）“悶攤經史課兒郎”（見《撥悶》）便成了他的謀生生涯。
當然，“課童”僅是張宜泉的謀生手段，并非他理想的職業，于是他的一些非凡的政治抱負和反清排滿情緒便時時在他的《詩稿》中洩露出來。
張宜泉在《題家大兄内室壁四首》的第四首中有“振羽欣鵬鳥，托身笑蠹魚”；在《閑興四首》第二首中有“大器成方晚，予非亦覺遲”，在第三首中有“早知投筆好，今或得封侯”；在《送同學張次石歸東安》第四首中有“願君書箧東遷後，奮翮淩雲上碧霄”；在《遣懷》中有“漢壇早遂封侯志，渭水終興隐釣才”，這些都是張宜泉雖居“館中”，而仍雄心勃勃立身政治的寫照。
抱負畢竟隻是抱負，雄心畢竟隻是雄心，張宜泉必須面對現實，現實對張宜泉來說是“半床風共冷，一枕月同孤”（見《秋夜》）、“王侯容易福，乞丐自然貧”（見《與劉二弟閑話》）、“拾薪子盡蓬頭慣，荷篑人多赤足流”（見《西宮即事》）和“柴米隻争終日貴，人家益較去年窮。
妓樓鮮潤榴裙雨，僧寺清涼蒲笠風”（見《四時閑興》）。
這些社會現實不能不給張宜泉的非凡抱負增添一點異樣的東西，這一種異樣的添加劑将會在張宜泉的思想中發生質變。
還有另一個問題，張宜泉處在一個異民族的統治之下，這在張宜泉的思想上不能不産生反響；特别是對于一個過問政治的人來說，更是如是。
張宜泉在《與劉二弟閑話》中有“休喜城烏産，當愁塞馬訓”，在《閑興四首》中有“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漢家”，在《四時閑興》的第五首中有“莫言棗剝林園下，不是庸夫得意時”，以及更甚者是在《閑興四首》第四首中的“一水撐傾廈，雄支未足誇”兩句更是對滿清王朝統治者的挑釁。
此兩句中的“一水”與“雄支”皆指滿洲政權，它并不是取源于那一古典，而是一種現實的自造詞彙。
随着張宜泉的階級不滿情緒和民族不滿意識的滋長，張宜泉逐步形成了他的反清排滿思想。
這一點在他的《送同學張次石歸東安》中表現得特别強烈。
其詩的第二首中有“鳴琴未肯留金水，雄劍今将赴石梁”便是這方面的寫照。
在這裡，張宜泉不願效仿子産之賢，而願效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劉锜大敗金兀術于石梁河的事例來作一個民族英雄。
在這一方面還表現在《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夜宿魔王寺》第三首中的“虎豹何堪獵，虬龍未易樵”和第四首“硯山碑遺淚，燕然石勒勳。
他年同樹德，當似此超群”方面。
在這裡已明擺着這麼一個事實：張宜泉在深感明天下已亡——“往事既成秦鹿失”的同時，每每已存問鼎天下之心了。
在這裡，我們不能依以上的事實來說張宜泉也有一個明末逸民的簡單的反清複明思想，張宜泉在“拍手高歌歎古今，閑披青史最驚心”（見《讀史有感》）之後，深感“百代興亡成戲劇，一家哀樂盡荒唐”（見《四時閑興》之三）之弊端，實際上也即明白明天下已亡，不可救藥，它已成“秦鹿失”的“往事”。
今後嗎，不論誰揭起起義大旗，隻要能推翻滿清王朝，誰“捷足先登”都可以。
這一種進步的政權更替曆史觀念表現在張宜泉的“浮名應付楚弓遺”（見《四時閑興》之五）一語裡。
其意思是說，過去明亡于清，這“秦鹿失”已成事實；今後的帝王“浮名”，應當像“楚弓楚得”，隻要不為外族所取，誰得到都一樣。
張宜泉的這一反清排滿問鼎天下的抱負不僅在他的抒情言志裡得到表述，在張宜泉回答一個朋友的詩句裡也得到證明。
這詩句就是《答葉肯堂見訪兼謝未遇》中的“不可稱龍高譽望，隻堪題鳳任嘲诙”。
我們從張宜泉的詩句中看到的絕不是以上的僅僅語言方面的東西，還有一些詩句披露出張宜泉付諸實施方面的東西。
張宜泉在《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夜宿魔王寺》中的“來逢白鹿無”一語，可能就是這一方面的暗示。
還有《四時閑興》第六首中的“幾度埋頭燈焰裡，破帷不怯五更寒”更是這方面的說明：它意味着張宜泉不僅與他的同志們在一塊暢談反清排滿之志，共聊問鼎天下之心，而且還參與并主謀了一個秘密的反清組織。
“破帷”隻能用于“軍機”大事，“幾度埋頭燈焰裡，破帷不怯五更寒”除解釋為張宜泉曾參與秘密反清組織之舉外，沒有第二種含義。
當然張宜泉的這種思想和舉動是徒勞的，在滿清政權的極盛時期，它無異于杯水車薪。
盡管如此，張宜泉到晚年，這種問鼎滿清政權的抱負仍然未曾泯滅，他在他死的前一年的《斃犬》中還留有“難期舐鼎還”一語。
在談到此，我想插這麼一句，就是在研究張宜泉思想時，一些人上了張宜泉自注的雙行夾注的當了。
在這一方面，不要說别人，就是對張宜泉思想頗有見識的周汝昌也沒有例外。
比如說周汝昌在他的《村塾過從》一節裡，曾将張宜泉在《閑興四首》的“傳家笏未遺”下注的“謂餘先世曾屢受國恩”一語，解釋為：“這是旗人回顧身世的套語，是當時的一種特殊措詞；揆其家世，可能也是内務府包衣旗籍”（見周文161頁）。
周汝昌的這種看法就錯了。
我們先不談張宜泉所說的“笏”本為明以前朝臣的用物，在清時已廢止；就此詩的第四首中的“一水撐傾廈，雄支未足誇……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漢家……”等句已足見張宜泉對滿清王朝的态度了；既然如此，滿清王朝對張宜泉來說，還有什麼“國恩”可言？我們不覺得張宜泉的注釋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