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曹雪芹的社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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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帝及其政權的眼裡，都是地地道道的漢族人。
我們也來看看曹雪芹祖父曹寅關于自己民族的自白： 曹寅和李煦在奏請讓滿人擔任兩淮鹽運使的奏折中寫道： 查定例内運使無題授滿洲之例，臣等不敢破例冒昧陳請，惟求皇上恩允暫留滿都署理運使印一、二年，與臣等同心協力，将從前積欠設法補完。
（抄自李廣柏一文202頁） 這是曹雪芹家關于自己是何民族的自白。
在這裡可以看出曹寅并沒有敢把自己當作滿族人看待。
還有曹寅與河北豐潤縣曹鼎望的兒子曹鈖、曹鋡交往甚深，曹寅在給曹鋡的詩中有“吾宗自古占騷壇”（指曹操父子）。
在這裡也足見曹寅以漢人自居，并引以為自豪。
到了曹雪芹的曹家沒落時期，宗室在《寄懷曹雪芹》中寫道：“少陵昔贈曹将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君又無乃将軍後，于今環堵蓬蒿屯”。
這又從一個側面說明曹雪芹一家是漢族人。
從以上材料來看，我們不論從民族劃分标準，還是從滿清王朝的律令規定與滿清皇帝的上谕批示，還是曹雪芹祖上的自白以及曹雪芹的宗室朋友對曹雪芹民族問題的認可，都可以看出曹雪芹乃是一個漢族人，并非什麼滿族人。
三、曹寅的民族思想 在讨論曹雪芹社會思想的問題時，我覺得有必要把其祖父曹寅的民族思想拿出來略微研究一下，從曹寅民族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曹雪芹的反清思想在其祖父時期就已開始發生裂變。
由于對《紅樓夢》和曹雪芹的研究，一些紅學家自然将筆墨涉及到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
不過在對曹寅的研究問題上，諸紅學家卻一緻認為：曹寅在舉地方百務，官民動态，太時歲收的同時，還肩負着籠絡一批江南名流的特别使命。
其結果是：“消彌了明末士大夫‘匡複漢威儀’的民族運動；監視了江南官吏的胡作非為；密報了江南民情與生産”（抄自劉長榮《玄烨與曹寅關系的探讨》一文。
見《紅樓夢學刊》1981年第2輯第333頁）。
還有，曹寅在鎮壓“四明山”“反清複明”的農民起義問題上，為康熙皇帝刺探情報，“擔任了不光彩的職責”（同上）。
這樣，諸紅學家在研究曹寅生平和其思想上，特别是曹寅的民族意識上無疑忽視了一個不引人注意的但卻是一個極重要的一面。
在曹寅的舉地方百務，官民動态，太時歲收的問題上，我并沒有什麼異議；但在對待曹寅籠絡江南名士和作為康熙皇帝耳目刺探江南農民起義的情報問題上，我還不敢苟同諸紅學家的觀點。
曹寅是以一個“家奴”出身出任江南蘇州及江甯織造的，并最後擢為三品“通緻使司通政使”，亦曾一度充作了康熙皇帝的親信耳目；他在舉報一些江南官吏的胡作非為和江南一些民情生産上，确實也是盡心盡力的，有時可能也是就是如曹寅自己所說的“即肝腦塗地，亦不足仰報高厚于萬一”（見易管的《江甯織造曹家檔案補遺》上。
載《紅樓夢學刊》1979年第2輯329頁）的。
但我認為，我們不能用此來硬套曹寅在鎮壓漢族人民的反清起義上和收羅明末遺民、消彌他們的反滿複明運動上同樣忠心耿耿于滿清王朝和康熙皇帝。
在對待曹寅的為康熙密報江南反清複明的民族起義的問題上，劉長榮在他的《玄烨與曹寅關系的探讨》中抄錄了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江甯織造曹寅奏報自兖至甯一路聞見事宜折》。
其折為：“臣聞得四明山通福建，曆來盜賊之巢穴，此輩皆在别省行劫，歸藏山中，形迹幽秘，其由來已久。
以前未嘗不犯，問官隻問眼前，現在之案，不株連根抵，故四明山巢穴，人皆不知。
去年有百姓未下海（與朱三太子有關——劉注）之謠，又巡撫中軍令披甲拿人，緻令上下紛擾；故問官詳據口供。
今蒙皇上差各大臣嚴審，将來自可窮絕根窩，永無夜警。
至于纖僧一念委給劄付之事，即如響馬賊歃血結盟一類，皆由于地方官懦弱懶惰，誠如聖谕不勤不慎所緻”（見劉文331——332頁）。
劉長榮好像以此就是曹寅刺探密報江南民族起義的一個證據。
但曹寅的這一奏折顯然有一個不得已的成份：曹寅并非一個屈膝求富貴的賣國者，他是一個幾代就淪落為滿清皇室的家奴，他必須有他盡忠于滿清皇室的成份。
關于這一事，我們不妨看看幾個月前，即康熙四十六年九月廿日曹寅的一份奏折。
江甯織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謹奏：恭請聖安。
臣前具摺啟奏，伏蒙禦批：“今歲江南亢旱，朕心甚是不安。
又聞盜案甚多。
欽此。
”皇上憂民憂歲，雖在邊陲，栉風沐雨，猶時時俯念江南，有加無已。
臣寅跪誦之下，不勝感泣。
臣系包衣之奴，蒙聖恩拔于下踐，參列人群，但臣職司絲鹽，不敢越位妄奏。
今蒙谕旨，敢不竭誠剖實具以上聞。
（錄自易管《曹家檔案史料補遺》（上）） 我沒有見過曹家奏折檔案的全部材料，我手中隻有《紅樓夢學刊》1979年第2輯和1980年第1輯易管的《江甯織造曹家檔案史料補遺》（上）與（中），所以，我對曹家的奏折了解就難免以偏蓋全了。
但是，就依此曹寅奏折中談到他“越位妄奏”“盜案”一事，也可見實出于不得已成份。
還有以下曹寅對“盜案”的一些奏折： 康熙四十六年九月廿日曹寅給康熙奏折的後半部： ……再，盜原系浙江舊案，鼠竊狗偷之輩。
當時匿家光福山中，轉攀拿獲，自知不免大戮，恐該衙門動刑痛苦，遂妄為大言，使問者不敢施威，以免一時之累。
緣巡撫遠出蘇城，又無老成之官，一時城栅過于嚴防，以緻百姓驚慌。
其實不過甚常盜案，并無連海結夥不軌之事。
後恭聞皇上聖谕，責地方以不加查察盜案，凡臣民無不歡忭，以為天鑒如臨，明洞萬裡。
目下各官知戒，小民俱安堵如常。
理合一并具摺奏聞，伏乞聖鑒。
曹寅奏陳浙江審張廿一案由摺： 原附康熙四十七年閏三月十二日開案摺内。
浙江審事略： 浙江所審之案，張廿一、張廿二，即江南獲解之張君玉、張君錫。
廿一妄稱總爺，廿二自稱二爺。
又有陳天祥、王文秀、王公亮妄稱将官，施爾遠稱施先生，又稱軍師。
又有未獲之葉天祥，妄稱先鋒。
此輩無知之徒，自稱此等名色，其實每人名下率領不過五六人，六七人不等，其餘或被捉挑行李，或雇跟随服事，多系誤入。
其所稱朱三太子，不過借端煽惑，恐吓愚民。
一時受刑，輾轉胡報，究竟供稱某人與朱三太子往來，某人系朱三太子不離左右；與供其所居門面樓房如何，其人年紀面貌如何，有子若幹？及提到細問，總屬不符。
（其下還有奏報“一念”“朱三太子，一名禾老先生”等案，文字太長，不錄）。
（見同文335——336頁） 曹寅奏陳江西地方盜案摺： 原附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四日請安摺内。
再，臣探得江西彭澤縣地方有盜案一起，内有劉名揚、朱黃友二名漏網脫逃，地方官将伊家屬拘禁。
而劉名楊、朱黃友遂勾結各處流民，糾合二百餘人，欲圖劫獄。
因借此恃強搶奪客商米船，當經地方官傳集士兵等人，協力擒拿，已經安定。
又聞望江、宿松、桐城、太湖、建德等處，因舊年地方荒歉，窮民乏食，遂有地棍勾連，向殷實之家借米索食，地方官亦現查拿撫慰無事。
誠恐流言訛傳不一，有廑聖懷，故敢奏聞伏乞睿鑒。
（見同文343頁） 我們從以上抄錄的曹寅這些有關“民變”“盜案”以及一些“反清複明”的起義奏折中看到，曹寅是向康熙皇帝密報了事情；但是，我們也從這一些奏折中也看到曹寅在奏折中有意偏袒江南一帶人民，曹寅絲毫沒有誇大事件，而且每每有縮小事件的成份。
比如說奏折中的“其實不過甚常盜案、并無連海結夥不軌之事”和關于張廿一、張廿二案件奏折中的“此輩無知之徒，自稱此等名色，其實每人名下率領不過五六、六七人不等，其餘或被捉挑行李，或雇跟随服事，多系誤入”，以及另一個奏折的“又聞望江、宿松、桐城、太湖、建德等處，因舊年地方荒歉，窮民乏食，遂有地棍勾連”等語，這些奏折用語實有縮小事件的成份，它跟一些繳功行賞過分誇大其詞的奏折相比，我認為還是有根本的區别的。
最起碼來說，這種奏折避免了滿清王朝對江南一帶人民的大屠殺。
至于奏折中一些對反清頭領的一些誣蔑之詞，此官樣文字總要得寫的。
有些人也可能會說，不論怎麼說，曹寅畢竟向康熙皇帝奏了些一些密折，為康熙平息江南一些反清複明起義起了作用。
但我們話又說回來，康熙帝每每向曹寅李煦等下旨“爾密密訪問明白奏來”“再查再奏”（抄自劉長榮一文，見333頁），曹寅能不上奏一些有關事件嗎？而且康熙皇帝在曹寅上奏的“曹寅奏陳浙江審張廿一案由摺”上已批有“山東地方将姓朱的父子三人都已拿住了，口哄（供）亦甚明白，但一念拿住方好”和在“曹寅奏僧一念輯獲日期摺”上已批的“早已知道了”以及在“曹寅奏報朱三太子在魯獲解摺”上批的“已有旨了”（見《學刊》1979年第二輯易管編的《曹家檔案史料補遺》336頁、340頁、338頁），這都說明曹寅奏報這些不奏報這些都無所謂，在曹寅奏報這些之前，康熙皇帝已知道了全部，而且已行文下旨了。
那麼說來，曹寅就不奏報這些，又對于當時一些反清複明勢力又有何用呢？ 不論怎麼說，在曹寅密奏江南一些反清勢力的問題上，我認為：其一是曹寅作為康熙皇帝耳目，在此問題上，他還有一個不得已的成份。
其二是曹寅在密奏此事上，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它避免了一些血腥屠殺，這還是偏袒于江南的漢族人民和一些抗清志士們的。
當然這種奏折也無形中起到了緩和滿清王朝和江南人民的矛盾，起到了維護滿清王朝的作用。
在人們認為曹寅在密奏有關江南抗清民衆起義的同時，人們還幾乎一緻認為曹寅在收買籠絡軟化江南的一些“匡複漢威儀”的明末逸民，在有意的消滅明末士大夫的反清複明的民族運動。
在這個問題上劉長榮在他的《玄烨和曹寅關系的探讨》一文中似乎特别突出。
劉長榮認為康熙曾“密诏曹寅作好江南統戰工作……玄烨密令曹寅擔負了統戰重任。
但恐露馬腳，玄烨再三囑咐‘千萬不可露出形迹方好’、‘以後有聞地方細小之事，必具密折來奏’、‘有什麼閑話，寫折來奏’、‘凡奏折不可令人寫，但有風聲，關系匪淺’”（見《學刊》劉文326頁）。
對于劉文這一段康熙密令曹寅作江南“統戰”任務的文字，由于劉文未引明出處，也未說明此幾處的引文是專指康熙指示曹寅籠絡江南逸民一事，還是兼指曹寅密報江南的地方百務，官民動态各個方面的，這個我不明白。
不過劉文在下一頁有這麼一句話，就是“曹寅交契，似乎有意偏重于明末士大夫，若非玄烨指示，難道不怕玄烨懷疑”（見《學刊》劉文327頁），若按照劉文這句話的意思，“難道不怕玄烨懷疑”将成為曹寅結識江南名士乃是受了康熙秘密指使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過在這裡，我希望劉長榮弄清楚一個時間界線問題，也即就是劉長榮自己指出的“杜（氵+睿）大曹寅55歲，杜芥大曹寅52歲”（見劉文326頁）。
實際上劉文這種說法不确。
杜（氵+睿）生于1611年，死于1687年，死時76歲。
曹寅生于1658年，死于1712年。
杜（氵+睿）應比曹寅大47歲，而不是55歲；杜芥比曹寅大44歲，而不是52歲。
我們按杜（氵+睿）死時76歲，曹寅又比杜（氵+睿）小47歲，按此計，杜（氵+睿）死時，曹寅才29歲。
在這個時間，曹寅尚未曾出任江南。
曹寅出任蘇州織造時為33，出任江甯織造的時為36歲。
這是劉長榮一文中提供的材料。
既然如此，劉文指出的曹寅在29歲前結交江南名士杜（氵+睿）等人是受了康熙皇帝密诏指使，這豈不成了一句空話了嗎？反過來也就是說，既就是康熙指使曹寅秘密做一個文化特務，結交江南名士，那亦當在曹寅上任就職江南之後，絕不會在曹寅與杜（氵+睿）杜芥交往這個時期。
在曹寅與明末士大夫的交往問題上，周汝昌在他的《獻芹集》一書中的《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一文裡，倒提供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周汝昌在其文中談到曹寅與明末逸民的交往問題上，他感到“新奇的，是一大串的‘草衣卉服’的‘岩穴幽栖’者，竟和滿洲内務府郎中、蘇甯織造曹寅交往過從，而且還不是一般的交往過從”（見周文65頁）。
周汝昌在談到這些交往過從中特别強調了一個身價氣節極高的杜蒼略。
據周文介紹，僑居南京最避遠的地方的杜蒼略，氣節極高，也極難接近，但他和“曹楝亭從很早就成了知交”（見67——68頁）。
周汝昌又寫道：“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曹玺既卒于官，有诏晉曹寅為内務府郎中，即須進京當差；這時曹寅在南京已經安居二十三年之久，至此遂賦北征。
登舟之日，杜蒼略特意江幹送别，并珍重以詩為贈。
這首詩——五古為體，《思賢》名篇，長達三百四十言”（見68頁）。
周汝昌認為這首“《思賢》名篇”“情詞切至，真是非同小可”（同頁）。
對于此“長達三百四十言”的《思賢》名篇，我未見全部，周汝昌在其文中這樣介紹道：
我們也來看看曹雪芹祖父曹寅關于自己民族的自白： 曹寅和李煦在奏請讓滿人擔任兩淮鹽運使的奏折中寫道： 查定例内運使無題授滿洲之例，臣等不敢破例冒昧陳請，惟求皇上恩允暫留滿都署理運使印一、二年，與臣等同心協力，将從前積欠設法補完。
（抄自李廣柏一文202頁） 這是曹雪芹家關于自己是何民族的自白。
在這裡可以看出曹寅并沒有敢把自己當作滿族人看待。
還有曹寅與河北豐潤縣曹鼎望的兒子曹鈖、曹鋡交往甚深，曹寅在給曹鋡的詩中有“吾宗自古占騷壇”（指曹操父子）。
在這裡也足見曹寅以漢人自居，并引以為自豪。
到了曹雪芹的曹家沒落時期，宗室在《寄懷曹雪芹》中寫道：“少陵昔贈曹将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君又無乃将軍後，于今環堵蓬蒿屯”。
這又從一個側面說明曹雪芹一家是漢族人。
從以上材料來看，我們不論從民族劃分标準，還是從滿清王朝的律令規定與滿清皇帝的上谕批示，還是曹雪芹祖上的自白以及曹雪芹的宗室朋友對曹雪芹民族問題的認可，都可以看出曹雪芹乃是一個漢族人，并非什麼滿族人。
三、曹寅的民族思想 在讨論曹雪芹社會思想的問題時，我覺得有必要把其祖父曹寅的民族思想拿出來略微研究一下，從曹寅民族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曹雪芹的反清思想在其祖父時期就已開始發生裂變。
由于對《紅樓夢》和曹雪芹的研究，一些紅學家自然将筆墨涉及到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
不過在對曹寅的研究問題上，諸紅學家卻一緻認為：曹寅在舉地方百務，官民動态，太時歲收的同時，還肩負着籠絡一批江南名流的特别使命。
其結果是：“消彌了明末士大夫‘匡複漢威儀’的民族運動；監視了江南官吏的胡作非為；密報了江南民情與生産”（抄自劉長榮《玄烨與曹寅關系的探讨》一文。
見《紅樓夢學刊》1981年第2輯第333頁）。
還有，曹寅在鎮壓“四明山”“反清複明”的農民起義問題上，為康熙皇帝刺探情報，“擔任了不光彩的職責”（同上）。
這樣，諸紅學家在研究曹寅生平和其思想上，特别是曹寅的民族意識上無疑忽視了一個不引人注意的但卻是一個極重要的一面。
在曹寅的舉地方百務，官民動态，太時歲收的問題上，我并沒有什麼異議；但在對待曹寅籠絡江南名士和作為康熙皇帝耳目刺探江南農民起義的情報問題上，我還不敢苟同諸紅學家的觀點。
曹寅是以一個“家奴”出身出任江南蘇州及江甯織造的，并最後擢為三品“通緻使司通政使”，亦曾一度充作了康熙皇帝的親信耳目；他在舉報一些江南官吏的胡作非為和江南一些民情生産上，确實也是盡心盡力的，有時可能也是就是如曹寅自己所說的“即肝腦塗地，亦不足仰報高厚于萬一”（見易管的《江甯織造曹家檔案補遺》上。
載《紅樓夢學刊》1979年第2輯329頁）的。
但我認為，我們不能用此來硬套曹寅在鎮壓漢族人民的反清起義上和收羅明末遺民、消彌他們的反滿複明運動上同樣忠心耿耿于滿清王朝和康熙皇帝。
在對待曹寅的為康熙密報江南反清複明的民族起義的問題上，劉長榮在他的《玄烨與曹寅關系的探讨》中抄錄了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江甯織造曹寅奏報自兖至甯一路聞見事宜折》。
其折為：“臣聞得四明山通福建，曆來盜賊之巢穴，此輩皆在别省行劫，歸藏山中，形迹幽秘，其由來已久。
以前未嘗不犯，問官隻問眼前，現在之案，不株連根抵，故四明山巢穴，人皆不知。
去年有百姓未下海（與朱三太子有關——劉注）之謠，又巡撫中軍令披甲拿人，緻令上下紛擾；故問官詳據口供。
今蒙皇上差各大臣嚴審，将來自可窮絕根窩，永無夜警。
至于纖僧一念委給劄付之事，即如響馬賊歃血結盟一類，皆由于地方官懦弱懶惰，誠如聖谕不勤不慎所緻”（見劉文331——332頁）。
劉長榮好像以此就是曹寅刺探密報江南民族起義的一個證據。
但曹寅的這一奏折顯然有一個不得已的成份：曹寅并非一個屈膝求富貴的賣國者，他是一個幾代就淪落為滿清皇室的家奴，他必須有他盡忠于滿清皇室的成份。
關于這一事，我們不妨看看幾個月前，即康熙四十六年九月廿日曹寅的一份奏折。
江甯織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謹奏：恭請聖安。
臣前具摺啟奏，伏蒙禦批：“今歲江南亢旱，朕心甚是不安。
又聞盜案甚多。
欽此。
”皇上憂民憂歲，雖在邊陲，栉風沐雨，猶時時俯念江南，有加無已。
臣寅跪誦之下，不勝感泣。
臣系包衣之奴，蒙聖恩拔于下踐，參列人群，但臣職司絲鹽，不敢越位妄奏。
今蒙谕旨，敢不竭誠剖實具以上聞。
（錄自易管《曹家檔案史料補遺》（上）） 我沒有見過曹家奏折檔案的全部材料，我手中隻有《紅樓夢學刊》1979年第2輯和1980年第1輯易管的《江甯織造曹家檔案史料補遺》（上）與（中），所以，我對曹家的奏折了解就難免以偏蓋全了。
但是，就依此曹寅奏折中談到他“越位妄奏”“盜案”一事，也可見實出于不得已成份。
還有以下曹寅對“盜案”的一些奏折： 康熙四十六年九月廿日曹寅給康熙奏折的後半部： ……再，盜原系浙江舊案，鼠竊狗偷之輩。
當時匿家光福山中，轉攀拿獲，自知不免大戮，恐該衙門動刑痛苦，遂妄為大言，使問者不敢施威，以免一時之累。
緣巡撫遠出蘇城，又無老成之官，一時城栅過于嚴防，以緻百姓驚慌。
其實不過甚常盜案，并無連海結夥不軌之事。
後恭聞皇上聖谕，責地方以不加查察盜案，凡臣民無不歡忭，以為天鑒如臨，明洞萬裡。
目下各官知戒，小民俱安堵如常。
理合一并具摺奏聞，伏乞聖鑒。
曹寅奏陳浙江審張廿一案由摺： 原附康熙四十七年閏三月十二日開案摺内。
浙江審事略： 浙江所審之案，張廿一、張廿二，即江南獲解之張君玉、張君錫。
廿一妄稱總爺，廿二自稱二爺。
又有陳天祥、王文秀、王公亮妄稱将官，施爾遠稱施先生，又稱軍師。
又有未獲之葉天祥，妄稱先鋒。
此輩無知之徒，自稱此等名色，其實每人名下率領不過五六人，六七人不等，其餘或被捉挑行李，或雇跟随服事，多系誤入。
其所稱朱三太子，不過借端煽惑，恐吓愚民。
一時受刑，輾轉胡報，究竟供稱某人與朱三太子往來，某人系朱三太子不離左右；與供其所居門面樓房如何，其人年紀面貌如何，有子若幹？及提到細問，總屬不符。
（其下還有奏報“一念”“朱三太子，一名禾老先生”等案，文字太長，不錄）。
（見同文335——336頁） 曹寅奏陳江西地方盜案摺： 原附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四日請安摺内。
再，臣探得江西彭澤縣地方有盜案一起，内有劉名揚、朱黃友二名漏網脫逃，地方官将伊家屬拘禁。
而劉名楊、朱黃友遂勾結各處流民，糾合二百餘人，欲圖劫獄。
因借此恃強搶奪客商米船，當經地方官傳集士兵等人，協力擒拿，已經安定。
又聞望江、宿松、桐城、太湖、建德等處，因舊年地方荒歉，窮民乏食，遂有地棍勾連，向殷實之家借米索食，地方官亦現查拿撫慰無事。
誠恐流言訛傳不一，有廑聖懷，故敢奏聞伏乞睿鑒。
（見同文343頁） 我們從以上抄錄的曹寅這些有關“民變”“盜案”以及一些“反清複明”的起義奏折中看到，曹寅是向康熙皇帝密報了事情；但是，我們也從這一些奏折中也看到曹寅在奏折中有意偏袒江南一帶人民，曹寅絲毫沒有誇大事件，而且每每有縮小事件的成份。
比如說奏折中的“其實不過甚常盜案、并無連海結夥不軌之事”和關于張廿一、張廿二案件奏折中的“此輩無知之徒，自稱此等名色，其實每人名下率領不過五六、六七人不等，其餘或被捉挑行李，或雇跟随服事，多系誤入”，以及另一個奏折的“又聞望江、宿松、桐城、太湖、建德等處，因舊年地方荒歉，窮民乏食，遂有地棍勾連”等語，這些奏折用語實有縮小事件的成份，它跟一些繳功行賞過分誇大其詞的奏折相比，我認為還是有根本的區别的。
最起碼來說，這種奏折避免了滿清王朝對江南一帶人民的大屠殺。
至于奏折中一些對反清頭領的一些誣蔑之詞，此官樣文字總要得寫的。
有些人也可能會說，不論怎麼說，曹寅畢竟向康熙皇帝奏了些一些密折，為康熙平息江南一些反清複明起義起了作用。
但我們話又說回來，康熙帝每每向曹寅李煦等下旨“爾密密訪問明白奏來”“再查再奏”（抄自劉長榮一文，見333頁），曹寅能不上奏一些有關事件嗎？而且康熙皇帝在曹寅上奏的“曹寅奏陳浙江審張廿一案由摺”上已批有“山東地方将姓朱的父子三人都已拿住了，口哄（供）亦甚明白，但一念拿住方好”和在“曹寅奏僧一念輯獲日期摺”上已批的“早已知道了”以及在“曹寅奏報朱三太子在魯獲解摺”上批的“已有旨了”（見《學刊》1979年第二輯易管編的《曹家檔案史料補遺》336頁、340頁、338頁），這都說明曹寅奏報這些不奏報這些都無所謂，在曹寅奏報這些之前，康熙皇帝已知道了全部，而且已行文下旨了。
那麼說來，曹寅就不奏報這些，又對于當時一些反清複明勢力又有何用呢？ 不論怎麼說，在曹寅密奏江南一些反清勢力的問題上，我認為：其一是曹寅作為康熙皇帝耳目，在此問題上，他還有一個不得已的成份。
其二是曹寅在密奏此事上，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它避免了一些血腥屠殺，這還是偏袒于江南的漢族人民和一些抗清志士們的。
當然這種奏折也無形中起到了緩和滿清王朝和江南人民的矛盾，起到了維護滿清王朝的作用。
在人們認為曹寅在密奏有關江南抗清民衆起義的同時，人們還幾乎一緻認為曹寅在收買籠絡軟化江南的一些“匡複漢威儀”的明末逸民，在有意的消滅明末士大夫的反清複明的民族運動。
在這個問題上劉長榮在他的《玄烨和曹寅關系的探讨》一文中似乎特别突出。
劉長榮認為康熙曾“密诏曹寅作好江南統戰工作……玄烨密令曹寅擔負了統戰重任。
但恐露馬腳，玄烨再三囑咐‘千萬不可露出形迹方好’、‘以後有聞地方細小之事，必具密折來奏’、‘有什麼閑話，寫折來奏’、‘凡奏折不可令人寫，但有風聲，關系匪淺’”（見《學刊》劉文326頁）。
對于劉文這一段康熙密令曹寅作江南“統戰”任務的文字，由于劉文未引明出處，也未說明此幾處的引文是專指康熙指示曹寅籠絡江南逸民一事，還是兼指曹寅密報江南的地方百務，官民動态各個方面的，這個我不明白。
不過劉文在下一頁有這麼一句話，就是“曹寅交契，似乎有意偏重于明末士大夫，若非玄烨指示，難道不怕玄烨懷疑”（見《學刊》劉文327頁），若按照劉文這句話的意思，“難道不怕玄烨懷疑”将成為曹寅結識江南名士乃是受了康熙秘密指使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過在這裡，我希望劉長榮弄清楚一個時間界線問題，也即就是劉長榮自己指出的“杜（氵+睿）大曹寅55歲，杜芥大曹寅52歲”（見劉文326頁）。
實際上劉文這種說法不确。
杜（氵+睿）生于1611年，死于1687年，死時76歲。
曹寅生于1658年，死于1712年。
杜（氵+睿）應比曹寅大47歲，而不是55歲；杜芥比曹寅大44歲，而不是52歲。
我們按杜（氵+睿）死時76歲，曹寅又比杜（氵+睿）小47歲，按此計，杜（氵+睿）死時，曹寅才29歲。
在這個時間，曹寅尚未曾出任江南。
曹寅出任蘇州織造時為33，出任江甯織造的時為36歲。
這是劉長榮一文中提供的材料。
既然如此，劉文指出的曹寅在29歲前結交江南名士杜（氵+睿）等人是受了康熙皇帝密诏指使，這豈不成了一句空話了嗎？反過來也就是說，既就是康熙指使曹寅秘密做一個文化特務，結交江南名士，那亦當在曹寅上任就職江南之後，絕不會在曹寅與杜（氵+睿）杜芥交往這個時期。
在曹寅與明末士大夫的交往問題上，周汝昌在他的《獻芹集》一書中的《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一文裡，倒提供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周汝昌在其文中談到曹寅與明末逸民的交往問題上，他感到“新奇的，是一大串的‘草衣卉服’的‘岩穴幽栖’者，竟和滿洲内務府郎中、蘇甯織造曹寅交往過從，而且還不是一般的交往過從”（見周文65頁）。
周汝昌在談到這些交往過從中特别強調了一個身價氣節極高的杜蒼略。
據周文介紹，僑居南京最避遠的地方的杜蒼略，氣節極高，也極難接近，但他和“曹楝亭從很早就成了知交”（見67——68頁）。
周汝昌又寫道：“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曹玺既卒于官，有诏晉曹寅為内務府郎中，即須進京當差；這時曹寅在南京已經安居二十三年之久，至此遂賦北征。
登舟之日，杜蒼略特意江幹送别，并珍重以詩為贈。
這首詩——五古為體，《思賢》名篇，長達三百四十言”（見68頁）。
周汝昌認為這首“《思賢》名篇”“情詞切至，真是非同小可”（同頁）。
對于此“長達三百四十言”的《思賢》名篇，我未見全部，周汝昌在其文中這樣介紹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