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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愍帝殉國，北京失守之事也……甄士本影政事，甄士隐随跛足道人而去，言明之政事随愍帝之死而消亡也。
”“甄士隐即真事隐，賈雨村即假語存，盡人皆知。
然作者深信正統之說，而斥清室為僞統，所謂假府即僞朝也。
其人名如賈代化，賈代善，謂僞朝之所謂化，僞朝之所謂善也。
賈政者僞朝之吏部也，賈敷、賈敬僞朝之教育也（《書》曰“敬敷五教”）。
賈赦僞朝之刑部也……賈琏為戶部……李纨為禮部（李禮同音）”。
“作者于漢人之服從清室而安富尊榮者，如洪承疇、範文程之類，以嬌杏代表之。
僥幸嬌杏即書中叙新太爺到任，即影滿洲定鼎……姽婳将軍林四娘，似以代表起義師而死者。
叙尤三姐，似以代表不屈于清而死者。
叙柳湘蓮，似以代表遺老之隐于二者也……以民族對待言之，征服者為主，被征服者為奴。
本書以男女影滿漢，以此”（以上錄自《石頭記索隐·紅樓夢考證》第6——9頁）。
蔡元培依據他以上的主張，又按照他的三法推求，即一、品性相類者；二、轶事有徵者；三、姓名相關者（見同書第一頁蔡元培《第六版自序》）得出： 一、“賈寶玉言僞朝之帝系也。
寶玉者，傳國玺之意也，即指‘胤礽’”（見9頁）。
二、“《石頭記》叙巧姐事，似亦指胤礽。
‘巧’與‘礽’字形相似也”（12頁）。
三、“林黛玉影朱竹坨也。
绛珠影其氏也，居蕭湘館影其竹坨之号也。
竹坨生于秀水，故绛珠草長于靈河岸上……”（見13頁）。
四、“薛寶钗高江村也（徐柳泉已言之）。
薛者，雪也。
林和靖《詠梅》有曰‘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
’用‘薛’字以影江村之姓名也（高士奇）”（見14頁）。
五、“探春影徐健庵也……”（見18頁）。
六、“王熙鳳影餘國柱也……”（見26頁）。
七、“史湘雲影陳其年也……”（見24頁）。
八、“妙玉影姜西溟也……”（見28頁）。
九、“惜春影嚴荪友也……”（見33頁）。
十、“寶琴，冒辟疆也……”（見34頁）。
十一、“劉姥姥，湯潛庵也……”（見35頁）。
蔡元培在他的《石頭記索隐》裡雖也反對牽強附會，如說太平閑人“遂有種種可笑之傅會”，但蔡元培在花費很大的時間也在進行着附會，也就是胡适所說的那樣“不去搜求那些可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幹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他們并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隻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
胡适的這種結論，特别是指對蔡元培的研究，是很有道理的。
胡适在談到蔡元培的《索隐》時，有兩方面看法。
一是不去做著者、版本、時代的考證，隻搜尋一些不相幹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其二是胡适認為《紅樓夢》裡沒有“影射法”，認為“假使一部《紅樓夢》真是一連串這麼樣的笨謎，那就真不值得猜了”（見同書78頁）。
胡适在此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第六回鳳姐給劉姥姥二十兩銀子，蔡先生說這是影射湯斌死後徐乾學赙送的二十金；又第四十二回鳳姐又送劉姥姥八兩銀子，蔡先生說這是影湯斌死後惟遺俸銀八兩。
這八兩有了下落了，那二十兩也有下落了；但第四十二回王夫人還送了劉姥姥兩包銀子，每包五十兩，共一百兩；這一百兩可就沒下落了！因為湯斌一生的事實沒有一件可恰合這一百兩銀子的，所以這一百兩雖然比那二十八兩更重要，到底沒有‘索隐’的價值！這種完全任意的去取，實在沒有道理，故我說蔡先生的《石頭記索隐》也還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見78——79頁）。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的立論确實不堪一擊。
不僅如此，在當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被胡适的論證推翻之後，蔡元培在他的《石頭記索隐》第六版自序裡還這樣認為：“今胡先生對于前八十回著作曹雪芹之家世及生平，與後四十回著作者高蘭墅之略曆，業于短時期間搜集許多材料。
誠有工于《石頭記》，而可以稍釋王靜庵先生之遺憾矣。
惟吾人與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乎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見同書第二頁）》。
從這一點來看，蔡元培就不對了，“不在乎作者生平”的研究顯然是不對的。
當然也要立足于其書内在結構的研究。
“索隐”本身并沒有什麼錯誤，按理說“索隐”本身也是一種考證。
“索”就是探索、探讨的意思。
它必須尋找可靠的事實材料來進行研究，而不是簡單的比附，然後進行歸納研究，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然而這一點，蔡元培沒有做到。
蔡元培的“惟吾人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乎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的文學與作者思想分離研究的觀點，就這一點來看，蔡元培的“索隐”就走錯了路了。
當無法研究作者生平時，那是沒有辦法，隻好單方着重于著作的研究；但當可以考證作者生平、經曆、和他的社會思想時，首先應着重于作者生平經曆和其社會思想的研究。
因為從一個作品本身可以研究作者的社會思想和寫作思想，但當從作者的生平經曆能研究出作者的社會思想時，它也有助于作品本身，也即就是著作的寫作思想和内容及其結構的研究。
蔡元培棄作者生平之考定而單方注重于作品本身的研究，甚至隻搜尋一些不相幹的零碎材料來附會《紅樓夢》的一些情節，就難免要失敗了。
在這裡，至于胡适考證之後對《紅樓夢》下的“自叙傳”的結論是否正确，那是另一回事了。
單就承認應該不應該進行作者生平、經曆、版本考證這一方面來說，蔡元培遠遠不如胡适，盡管胡适考證後的“自叙傳”這一結論遠遠不如蔡元培的“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這一結論。
胡适對蔡元培“索隐”批判的第二個方面，是認為對《紅樓夢》的研究不該用“猜謎”的方式。
胡适的這一觀點顯然錯了。
《紅樓夢》雖然是一部文學藝術傑作，但《紅樓夢》本身就是一個謎，它不同于其它任何小說，它是一部“璇玑圖”。
如果胡适認為單考定出曹雪芹的生平就足以證明《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叙傳”，那就大錯特錯了，何況胡适僅考證出作者之生平，但他并沒有考證出作者的社會思想。
在曹雪芹的社會思想和民族思想的問題上，胡适還是一個門外漢。
蔡元培不在作者生平、經曆、版本的研究上下功夫是不對的，僅僅用一些不相幹的零碎史料來附會書中的某些人物情節也是錯誤的；但蔡元培似乎領略到了曹雪芹“持民族主義甚摯”的這一觀點還是正确的。
由于這一問題相當隐晦抽象，所以，當蔡元培未找到确切證據時，難免就單方陷入了一種零碎材料的附會上。
在蔡元培“索隐”的問題上，我們應該擯棄其附會的糟粕成份，但也不能一概抹殺其萌芽狀态的可貴見解。
蔡元培認為作者有甚摯的民族思想和《紅樓夢》中帶有相當的民族思想傾向的這一見解還是高人一着的。
索隐派的第三派認為《紅樓夢》是記納蘭成德的事。
其派各家雖看法有異，但大緻相同，并沒有逃出納蘭成德這一範疇。
納蘭成德，字容若，是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兒子。
陳康祺的《郎潛記聞二筆》（即《燕下鄉坐（目+坐）錄》）卷五說： 先師徐柳泉先生雲：“小說《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納蘭侍禦（成德宮侍禦）所奉為上客者也。
寶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姜宸英）。
……”徐先生言之甚詳，惜餘不盡記憶。
俞樾的《小浮梅閑話》（《曲園雜纂》38頁）說： 《紅樓夢》一書，世傳為明珠之子而作。
……明珠子成德，字容若。
《通志堂經解》每一種有納蘭成德容若序，即其人也……然則其中舉止十五歲，于書中所述頗合也。
” 錢靜方也頗贊成這種主張，錢靜方說： 是書力寫寶黛癡情。
黛不知所指何人。
寶玉固全書之主人翁，即納蘭侍禦也。
使侍禦而非深于情者，則焉得有此倩影？餘讀《飲水詞鈔》，不獨于賓從間得訴合之歡，而尤于閨房内緻纏綿之意。
即黛玉葬花一段，亦從其詞中脫卸而出。
是黛玉雖影他人，亦實影侍禦之德配也。
（摘自《石頭記索隐·紅樓夢考證》79——80頁）。
我們說王夢阮與蔡元培的“索隐”雖然在附會，但他們尚不失在“索隐”；但“納蘭成德說”的各家雖然好像也在“索隐”，然而卻純粹是一種附會。
此一說僅憑傳說和主觀臆測而亂語一通，可以說此說不值一談。
索隐派的情況大緻如此。
在《紅樓夢》的研究過程中，評點派的觀點不能使人滿意，但索隐派的附會看來更為荒誕，人們在不滿意評點派觀點的同時，顯然也不滿意索隐派的結論。
随着一些有關《紅樓夢》版本和曹雪芹生平資料的出現，胡适開始了對曹雪芹生平和對《紅樓夢》情節的考證。
胡适在研究《紅樓夢》的過程中，已開始看到了索隐派研究的弊端，胡适在他的《紅樓夢考證》一書中一開始便這樣寫道： 《紅樓夢》的考證是不容易做的，一來因為材料太少，二來因為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
他們怎麼走錯了道路呢？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幹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
他們并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隻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見《石頭記索隐·紅樓夢考證》73頁）。
胡适的這些評語确實說對了。
胡适于是開始了搜集材料，開始根據搜集的材料對《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進行了研究。
胡适在查閱材料考定之後得出： （1）《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的孫子，曹頫的兒子，生
”“甄士隐即真事隐，賈雨村即假語存，盡人皆知。
然作者深信正統之說，而斥清室為僞統，所謂假府即僞朝也。
其人名如賈代化，賈代善，謂僞朝之所謂化，僞朝之所謂善也。
賈政者僞朝之吏部也，賈敷、賈敬僞朝之教育也（《書》曰“敬敷五教”）。
賈赦僞朝之刑部也……賈琏為戶部……李纨為禮部（李禮同音）”。
“作者于漢人之服從清室而安富尊榮者，如洪承疇、範文程之類，以嬌杏代表之。
僥幸嬌杏即書中叙新太爺到任，即影滿洲定鼎……姽婳将軍林四娘，似以代表起義師而死者。
叙尤三姐，似以代表不屈于清而死者。
叙柳湘蓮，似以代表遺老之隐于二者也……以民族對待言之，征服者為主，被征服者為奴。
本書以男女影滿漢，以此”（以上錄自《石頭記索隐·紅樓夢考證》第6——9頁）。
蔡元培依據他以上的主張，又按照他的三法推求，即一、品性相類者；二、轶事有徵者；三、姓名相關者（見同書第一頁蔡元培《第六版自序》）得出： 一、“賈寶玉言僞朝之帝系也。
寶玉者，傳國玺之意也，即指‘胤礽’”（見9頁）。
二、“《石頭記》叙巧姐事，似亦指胤礽。
‘巧’與‘礽’字形相似也”（12頁）。
三、“林黛玉影朱竹坨也。
绛珠影其氏也，居蕭湘館影其竹坨之号也。
竹坨生于秀水，故绛珠草長于靈河岸上……”（見13頁）。
四、“薛寶钗高江村也（徐柳泉已言之）。
薛者，雪也。
林和靖《詠梅》有曰‘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
’用‘薛’字以影江村之姓名也（高士奇）”（見14頁）。
五、“探春影徐健庵也……”（見18頁）。
六、“王熙鳳影餘國柱也……”（見26頁）。
七、“史湘雲影陳其年也……”（見24頁）。
八、“妙玉影姜西溟也……”（見28頁）。
九、“惜春影嚴荪友也……”（見33頁）。
十、“寶琴，冒辟疆也……”（見34頁）。
十一、“劉姥姥，湯潛庵也……”（見35頁）。
蔡元培在他的《石頭記索隐》裡雖也反對牽強附會，如說太平閑人“遂有種種可笑之傅會”，但蔡元培在花費很大的時間也在進行着附會，也就是胡适所說的那樣“不去搜求那些可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幹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他們并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隻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
胡适的這種結論，特别是指對蔡元培的研究，是很有道理的。
胡适在談到蔡元培的《索隐》時，有兩方面看法。
一是不去做著者、版本、時代的考證，隻搜尋一些不相幹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其二是胡适認為《紅樓夢》裡沒有“影射法”，認為“假使一部《紅樓夢》真是一連串這麼樣的笨謎，那就真不值得猜了”（見同書78頁）。
胡适在此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第六回鳳姐給劉姥姥二十兩銀子，蔡先生說這是影射湯斌死後徐乾學赙送的二十金；又第四十二回鳳姐又送劉姥姥八兩銀子，蔡先生說這是影湯斌死後惟遺俸銀八兩。
這八兩有了下落了，那二十兩也有下落了；但第四十二回王夫人還送了劉姥姥兩包銀子，每包五十兩，共一百兩；這一百兩可就沒下落了！因為湯斌一生的事實沒有一件可恰合這一百兩銀子的，所以這一百兩雖然比那二十八兩更重要，到底沒有‘索隐’的價值！這種完全任意的去取，實在沒有道理，故我說蔡先生的《石頭記索隐》也還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見78——79頁）。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的立論确實不堪一擊。
不僅如此，在當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被胡适的論證推翻之後，蔡元培在他的《石頭記索隐》第六版自序裡還這樣認為：“今胡先生對于前八十回著作曹雪芹之家世及生平，與後四十回著作者高蘭墅之略曆，業于短時期間搜集許多材料。
誠有工于《石頭記》，而可以稍釋王靜庵先生之遺憾矣。
惟吾人與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乎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見同書第二頁）》。
從這一點來看，蔡元培就不對了，“不在乎作者生平”的研究顯然是不對的。
當然也要立足于其書内在結構的研究。
“索隐”本身并沒有什麼錯誤，按理說“索隐”本身也是一種考證。
“索”就是探索、探讨的意思。
它必須尋找可靠的事實材料來進行研究，而不是簡單的比附，然後進行歸納研究，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然而這一點，蔡元培沒有做到。
蔡元培的“惟吾人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乎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的文學與作者思想分離研究的觀點，就這一點來看，蔡元培的“索隐”就走錯了路了。
當無法研究作者生平時，那是沒有辦法，隻好單方着重于著作的研究；但當可以考證作者生平、經曆、和他的社會思想時，首先應着重于作者生平經曆和其社會思想的研究。
因為從一個作品本身可以研究作者的社會思想和寫作思想，但當從作者的生平經曆能研究出作者的社會思想時，它也有助于作品本身，也即就是著作的寫作思想和内容及其結構的研究。
蔡元培棄作者生平之考定而單方注重于作品本身的研究，甚至隻搜尋一些不相幹的零碎材料來附會《紅樓夢》的一些情節，就難免要失敗了。
在這裡，至于胡适考證之後對《紅樓夢》下的“自叙傳”的結論是否正确，那是另一回事了。
單就承認應該不應該進行作者生平、經曆、版本考證這一方面來說，蔡元培遠遠不如胡适，盡管胡适考證後的“自叙傳”這一結論遠遠不如蔡元培的“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這一結論。
胡适對蔡元培“索隐”批判的第二個方面，是認為對《紅樓夢》的研究不該用“猜謎”的方式。
胡适的這一觀點顯然錯了。
《紅樓夢》雖然是一部文學藝術傑作，但《紅樓夢》本身就是一個謎，它不同于其它任何小說，它是一部“璇玑圖”。
如果胡适認為單考定出曹雪芹的生平就足以證明《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叙傳”，那就大錯特錯了，何況胡适僅考證出作者之生平，但他并沒有考證出作者的社會思想。
在曹雪芹的社會思想和民族思想的問題上，胡适還是一個門外漢。
蔡元培不在作者生平、經曆、版本的研究上下功夫是不對的，僅僅用一些不相幹的零碎史料來附會書中的某些人物情節也是錯誤的；但蔡元培似乎領略到了曹雪芹“持民族主義甚摯”的這一觀點還是正确的。
由于這一問題相當隐晦抽象，所以，當蔡元培未找到确切證據時，難免就單方陷入了一種零碎材料的附會上。
在蔡元培“索隐”的問題上，我們應該擯棄其附會的糟粕成份，但也不能一概抹殺其萌芽狀态的可貴見解。
蔡元培認為作者有甚摯的民族思想和《紅樓夢》中帶有相當的民族思想傾向的這一見解還是高人一着的。
索隐派的第三派認為《紅樓夢》是記納蘭成德的事。
其派各家雖看法有異，但大緻相同，并沒有逃出納蘭成德這一範疇。
納蘭成德，字容若，是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兒子。
陳康祺的《郎潛記聞二筆》（即《燕下鄉坐（目+坐）錄》）卷五說： 先師徐柳泉先生雲：“小說《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納蘭侍禦（成德宮侍禦）所奉為上客者也。
寶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姜宸英）。
……”徐先生言之甚詳，惜餘不盡記憶。
俞樾的《小浮梅閑話》（《曲園雜纂》38頁）說： 《紅樓夢》一書，世傳為明珠之子而作。
……明珠子成德，字容若。
《通志堂經解》每一種有納蘭成德容若序，即其人也……然則其中舉止十五歲，于書中所述頗合也。
” 錢靜方也頗贊成這種主張，錢靜方說： 是書力寫寶黛癡情。
黛不知所指何人。
寶玉固全書之主人翁，即納蘭侍禦也。
使侍禦而非深于情者，則焉得有此倩影？餘讀《飲水詞鈔》，不獨于賓從間得訴合之歡，而尤于閨房内緻纏綿之意。
即黛玉葬花一段，亦從其詞中脫卸而出。
是黛玉雖影他人，亦實影侍禦之德配也。
（摘自《石頭記索隐·紅樓夢考證》79——80頁）。
我們說王夢阮與蔡元培的“索隐”雖然在附會，但他們尚不失在“索隐”；但“納蘭成德說”的各家雖然好像也在“索隐”，然而卻純粹是一種附會。
此一說僅憑傳說和主觀臆測而亂語一通，可以說此說不值一談。
索隐派的情況大緻如此。
在《紅樓夢》的研究過程中，評點派的觀點不能使人滿意，但索隐派的附會看來更為荒誕，人們在不滿意評點派觀點的同時，顯然也不滿意索隐派的結論。
随着一些有關《紅樓夢》版本和曹雪芹生平資料的出現，胡适開始了對曹雪芹生平和對《紅樓夢》情節的考證。
胡适在研究《紅樓夢》的過程中，已開始看到了索隐派研究的弊端，胡适在他的《紅樓夢考證》一書中一開始便這樣寫道： 《紅樓夢》的考證是不容易做的，一來因為材料太少，二來因為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
他們怎麼走錯了道路呢？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幹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
他們并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隻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見《石頭記索隐·紅樓夢考證》73頁）。
胡适的這些評語确實說對了。
胡适于是開始了搜集材料，開始根據搜集的材料對《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進行了研究。
胡适在查閱材料考定之後得出： （1）《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的孫子，曹頫的兒子，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