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與《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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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明顯的,即賈(假)、甄(真)必要時可用來互補。

    比如曹雪芹不能在小說中明寫他祖父曹寅曾四次親自接待南巡的康熙皇帝這段榮耀的家史(又不甘心埋沒),能寫的隻是元春省親的虛構故事,于是就通過人物聊天,從省親說到皇帝南巡,帶出江南甄家“獨他家接駕四次”的話來,這就是以甄家點真事。

    故脂評于此說:“甄家正是大關鍵、大節目,勿作泛泛口頭語看。

    ”“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另一方面也許更重要。

    我們說過,小說所寫不限于曹氏一家的悲歡,經過提煉、集中和升華,它的包容性更大得多。

    我們發現,作者還常有意識地以小寓大、以家喻國,借題發揮,把發生在賈府中的故事的内涵擴大成為當時整個封建國家的縮影。

    産生這種寫法可能性的基礎是,在封建時代家與國都存在着嚴格等級區分的宗法統治,兩者十分相似,在一個權勢地位顯赫的封建官僚大家庭中尤其如此。

    大觀園在當時的任何豪門私宅中是找不到的,它被放大成圓明園那樣隻有皇家園林才有的規模,這不是偶然的。

    試想,如果隻是一般花園那樣,幾座假山、二三亭榭和一泓池水,故事又如何展開?不但寶玉每見一處風景便題對額的“乾隆遺風”式的情節無法表現,連探春治家、将園林管理采用承包制的辦法來推行興利除弊的改革也沒有必要和不可能寫了。

    “天上人間諸景備,芳園應賜大觀名。

    ”這兩句總題大觀園的詩,不是也可以解讀成小說所描寫的是從皇家到百姓、形形色色、包羅萬象、蔚為“大觀”的情景嗎?《紅樓夢》綜合體現了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

    小說的主體文字是白話,但又吸納了文言文及其它多種文體表現之所長,有時對自然景物、人物情态的描摹也從詩詞境界中泛出,給人以一種充滿詩情畫意的特殊韻味和美感。

    小說中寫入了大量的詩、詞、曲、辭賦、歌謠、聯額、燈謎、酒令……做到了真正的“文備衆體”,且又都讓它們成為小說的有機組成部份。

    其中拟寫小說人物所吟詠的詩詞作品,能“按頭制帽”(茅盾語),做到詩如其人,一一适合不同人物各自的個性、修養、特點,林黛玉的風流别緻、薛寶钗的雍容含蓄、史湘雲的清新灑脫,都各有自己的風格,互不相犯,這一點尤為難得。

    還有些就詩歌本身看寫得或平庸、或幼稚、或笨拙、或粗俗,但從模拟對象來說卻又是維妙維肖、極其傳神的作品,又可看出作者在小說創作上堅持“追蹤蹑迹”地忠實模寫生活的美學理想。

    《紅樓夢》寫到的東西太多了,諸如建築、園林、服飾、器用、飲食、醫藥、禮儀典制、歲時習俗、哲理宗教、音樂美術、戲曲遊藝……,無不頭頭是道,都有極其精彩的描述。

    這需要作者有多麼廣博的知識和高深的修養啊!在這方面,曹雪芹的多才多藝是無與倫比的,也隻有他這樣的偉大天才才能寫出《紅樓夢》這樣一部涉及領域極廣的百科全書式的奇書。

    2000年7月于北京東皇城根南街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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