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忠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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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與“義”在先秦之前是兩個獨立的概念。
在儒家祖師的語錄裡，“忠”指的是盡心為人辦事，不分對上與對下。
如“為人謀而不忠乎”（《論語·學而》）,“教人以善謂之忠”（《孟子·滕文公》）；“義”指的是辦事準确，幾乎包括處理一切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問題，如“不義而富貴，與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義”（《孟子·梁惠王》）。
先秦以後，“忠”的概念逐步轉化為下對上特别是臣對君的道德觀念，“義”的概念則逐步轉化為同類人（家庭成員、親朋戚友、官場同僚）之間互相對待的道德觀念。
一般說來，“忠”與“義”這兩個概念已經演化為一個對立的統一體。
漢代以後，“忠義”連綴的現象開始出現，人們用“忠義”來稱贊一個人的道德品質，說明他既能對上講忠，又能對同類人講義。
如《資治通鑒》在提到唐代“安史之亂”，張巡困守孤城，抵禦叛軍時，就有以下叙述： 令狐潮複引兵攻雍丘。
潮與巡有舊，于城上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
（《資治通鑒》卷二一八） 文中張巡對令狐潮的責備，是說他不忠義。
不忠，指令狐潮投降了安祿山，背叛了唐王朝；不義，是說他勸朋友投降，對不起朋友。
此處正是涉及“忠”、“義”這兩方面的概念。
在“忠”與“義”這兩個概念的發展中，“忠”的含義越來越固定，直至被完全局限于君臣之間個人的單向度關系中，且是天定的具有形上必然性的關系，從而使“忠”具有了官方意識形态的内涵。
而“義”的含義卻在表同類人的關系這個大範圍内越來越變化多端，直至成為地方武裝聯合、民間組織的一種号召和紐帶。
這種“義”的觀念的發展當然對統治階級是很不利的，因為以“義”為号召的聯合，既可以表現為互相扶持的小集團的“結義”，也可以表現為反抗官府和朝廷的人民的“聚義”。
明張溥的《五人墓碑記》裡記載蘇州市民反抗魏忠賢的鬥争，就有“激昂大義，蹈死不顧”和“大閹亦逡巡畏義”的話。
為了防止這種“義”逸出封建統治階級修築的軌道之外，朝廷的策士們就在“忠義”二字上下工夫，這種“忠義”不同于上文所說的“忠”與“義”的自然連綴，而是含有政治目的的捏合。
首先承認某部分人或某集團在下層的活動是“義”，然後在“義”的前面冠以“忠”來誘導這些人不造反，甚至是效力朝廷。
“義”在這一政治倫理“忠”的統轄下，遂演變為一種官方意識形态能夠容忍與
在儒家祖師的語錄裡，“忠”指的是盡心為人辦事，不分對上與對下。
如“為人謀而不忠乎”（《論語·學而》）,“教人以善謂之忠”（《孟子·滕文公》）；“義”指的是辦事準确，幾乎包括處理一切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問題，如“不義而富貴，與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義”（《孟子·梁惠王》）。
先秦以後，“忠”的概念逐步轉化為下對上特别是臣對君的道德觀念，“義”的概念則逐步轉化為同類人（家庭成員、親朋戚友、官場同僚）之間互相對待的道德觀念。
一般說來，“忠”與“義”這兩個概念已經演化為一個對立的統一體。
漢代以後，“忠義”連綴的現象開始出現，人們用“忠義”來稱贊一個人的道德品質，說明他既能對上講忠，又能對同類人講義。
如《資治通鑒》在提到唐代“安史之亂”，張巡困守孤城，抵禦叛軍時，就有以下叙述： 令狐潮複引兵攻雍丘。
潮與巡有舊，于城上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
（《資治通鑒》卷二一八） 文中張巡對令狐潮的責備，是說他不忠義。
不忠，指令狐潮投降了安祿山，背叛了唐王朝；不義，是說他勸朋友投降，對不起朋友。
此處正是涉及“忠”、“義”這兩方面的概念。
在“忠”與“義”這兩個概念的發展中，“忠”的含義越來越固定，直至被完全局限于君臣之間個人的單向度關系中，且是天定的具有形上必然性的關系，從而使“忠”具有了官方意識形态的内涵。
而“義”的含義卻在表同類人的關系這個大範圍内越來越變化多端，直至成為地方武裝聯合、民間組織的一種号召和紐帶。
這種“義”的觀念的發展當然對統治階級是很不利的，因為以“義”為号召的聯合，既可以表現為互相扶持的小集團的“結義”，也可以表現為反抗官府和朝廷的人民的“聚義”。
明張溥的《五人墓碑記》裡記載蘇州市民反抗魏忠賢的鬥争，就有“激昂大義，蹈死不顧”和“大閹亦逡巡畏義”的話。
為了防止這種“義”逸出封建統治階級修築的軌道之外，朝廷的策士們就在“忠義”二字上下工夫，這種“忠義”不同于上文所說的“忠”與“義”的自然連綴，而是含有政治目的的捏合。
首先承認某部分人或某集團在下層的活動是“義”，然後在“義”的前面冠以“忠”來誘導這些人不造反，甚至是效力朝廷。
“義”在這一政治倫理“忠”的統轄下，遂演變為一種官方意識形态能夠容忍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