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權傾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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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23年，蜀漢昭烈帝劉備連連遭遇了一系列重大挫折，東部咽喉重鎮荊州在曹魏和東吳的夾擊下被奪取，随即情同手足的心腹大将關羽、張飛接連身亡，他親自帶軍出征卻在夷陵之戰中大敗而歸，最後終于在白帝城病故。
劉備病危之時，召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托孤，命二人輔佐其子劉禅，其間劉備與諸葛亮曾經有一段對話，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記載是這樣的：“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诏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 這段話和事情的經過，就是被後世人所津津樂道，推舉為君臣之間肝膽相照的千古佳話的白帝托孤。
此段加上後來諸葛亮為北伐而上的《出師表》，一直以來被作為推崇諸葛亮“千古第一人臣”的典範事例和佐證。
對此，我是有不同看法的。
諸葛亮，作為一個在亂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韓之術的人物，其面目絕非象一直以來文人騷客們所描繪的那樣謙恭，而是一個懂得時刻要牢牢把持權利和實力，關鍵時刻對任何人都絕不手軟的政治家，包括對其第二個主子劉禅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百姓在内，莫不如此。
我們先來看看白帝托孤。
白帝托孤，劉備對諸葛亮說的“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段話和諸葛亮後來的“鞠躬盡瘁”，既不是劉備首創，也不是僅僅隻發生在諸葛亮身上。
遠的不說，在三國早期，東吳奠基人孫策在臨終時就已經上演過這樣一出戲文。
《三國志》《吳書》《張昭傳》：“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
正複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
’（張昭）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職。
權悲感未視事，昭……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
” 此時孫權年約十九，而劉禅是十七歲登基，兩人的年紀大體相仿。
但孫策死的時候，正值各路軍閥混戰、孫策勢力東征西讨乘機擴張之時，其勢力并未得到鞏固，顯然比不得早已紮穩根基的蜀漢政權，所以張昭受孫策臨終囑托後，其“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職。
權悲感未視事，昭……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等一系列的舉動，比之劉備托孤後諸葛亮的作用，要重要的多。
而論地位，張昭之于東吳不遜于諸葛之于蜀漢，再論發生年代也是孫、張在前，後世人等獨推昭烈、孔明而漏桓王、子布，顯然并非是記性不好忘記了此事，這掠人之美的舉動，其用意隻怕就是要讓孔明專美于前。
因此認真說起來，此事并無什麼值得大肆褒揚的地方，真要說也應該先說孫策和張昭才對。
另外劉備在白帝托孤之時，并非隻找了一個諸葛亮，還有一個李嚴在側。
劉備能把遠在成都的諸葛亮召來托孤，說明他有足夠的時間來考慮和處理這個問題，因此托孤于諸葛亮、李嚴二人，并非是僅僅因為李嚴在身邊方便之故，而是應該有其很成熟的考慮的，甚至可以說是煞費苦心的。
我們知道，蜀漢政權的根基主要是由三個勢力集團組成：占主導地位的劉備嫡系荊楚集團，前益州刺史劉璋時期的東州集團，本地人為主的益州集團。
益州集團從劉璋時期開始就沒能在政治上占據大的舞台，一直處于一個陪襯的地位，所慮不大，這一點，我們從《三國志》的傳記就可以知道，蜀漢就是除去王室成員，列傳中本地人士才也十九人，大約隻占了三分之一強，而且無一是高層官吏，均為下級官吏和侍郎一類的閑官。
因此需要考慮的乃是荊楚、東州集團之間的問題。
此前戰略要地荊州的丢失，關、張敗亡以及夷陵之戰，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荊楚集團遭到了重大創傷。
而在這個時候劉備又一病不起，當然會想到自己身沒以後，這三者之間的矛盾和蜀漢政權的鞏固問題，同時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他對諸葛亮并不是完全信任和沒有顧慮的。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劉備既然以這樣的方式将這話明白地說了出來，那諸葛亮也隻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這樣的态度，來明确地表示他惟有盡忠而死也不會取而代之一途了。
不管怎麼樣，在那個年代裡，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應一聲“好”的。
但是如此一來，倘若日後劉禅昏庸而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那他就要先背上個輔佐不力，背主食言的罵名，在政治、輿論以及民心上都将會面對“不臣不忠不義”的罪名，并因此導緻師出無名而居于劣勢。
所以劉備這話與其說是信任與托孤，不如說是一種先發制人的威脅策略，亦或者是無奈之下欲擒故縱的一種權謀。
而另一位重要人物李嚴，在劉璋時期就是東州集團中的佼佼者。
自劉備入主成都以後，他在任上又屢次以少數兵力平定大規模的叛亂，充分表現了他的出色軍事和政治能力。
相比較而言，諸葛亮此前在政治和外交上展示了他的出衆能力，但在軍事上并沒有什麼建樹的機會，因此劉備很明智地做出了這樣的決定：“嚴與諸葛亮并受遺诏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内外軍事”（1）。
實際上，在劉備臨終的前一年章武二年，就已經把李嚴拔為尚書令，在官階上可與諸葛亮比肩了。
由諸葛亮照行丞相事，而李嚴則主掌内外軍事，這樣的分配正好能讓二人互相制衡，以免有一方坐大。
而從當時蜀漢政權的權利機構的構成和實力分配來看，也讓我們相信，劉備要防備坐大的一方，絕非是當時不處在權利中心和主導集團領袖地位上的李嚴。
在短短的一年多内，通過将李嚴從犍為太守地方長官的位置上提升到尚書令，并籍由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礎，人為地将李嚴制造成為了實際上的東州集團代表這一事實，充分說明了劉備對李嚴更多的是籠絡，而不是提防。
劉備将這樣一個快速提升起來、以前從未進入過權利中心的政治新秀李嚴，列為兩名托孤重臣之一，并且命其“統内外軍事”，再聯系“君可自取”的言語，顯然說明劉備要防備、制衡的目标是諸葛亮無疑。
但在另一方面，做為一個君主的劉備，又是肯定希望他們二人能夠全力合作來加強其政權的。
正好李嚴除了前面說的那些優勢外，另外還有一個有利條件，那就是他是南陽人，與“諸葛公僑客茲郡，有鄉黨之分”，因此劉備希望這樣二人可以多點“必能協規”的可能性（2），從而通過這兩大集團的領袖人物的通力合作來協調兩大集團，以應付他身沒以後蜀漢政權可以想見的、必定會面臨的各種危險局面，進一步地鞏固蜀漢政權。
遺憾的是，諸葛亮的性格和一貫的志向，使他并不願意看見李嚴與他分享權利，甚至連李嚴進入政治權利中心機構所在的成都他都極端地不願意。
二個托孤重臣，無論從那方面講，都應該居于首都成都，尤其李嚴還是“統内外軍事”這樣一個相當三軍司令的人物。
如果說劉備死時蜀漢與東吳處于敵對狀态，李嚴留鎮永安是必須的話，那麼在蜀漢與東吳在建興元年“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4）後，還是将李嚴這麼一個“統内外軍事”、各方面都與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繼續置于和東吳交界的永安，顯然是不合适的。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于建興四年春李嚴卻去了面對東吳的二線城市江州，依然沒能進入政治權利中心的首都成都。
作為一個混迹官場幾十年，又有很強軍政能力的人物，李嚴是不可能不明白遠離政治權利中心的負面效應，乃是遠離統治階層的各個官僚集團，其政治影響力越來越小，最後逐漸被人遺忘。
而他還不至于也不會敢想去自立為王，因此不太可能自願求居江州。
從他後來曾“更成大城，周回六十裡，……求以王郡之巴州，丞相諸葛亮不許”（3）的舉動來看，他是非常想進入權利中心的。
隻是既然不能進成都，那隻好退而求其次“以王郡之巴州”，當然相信他也明白這樣的可能性更
劉備病危之時，召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托孤，命二人輔佐其子劉禅，其間劉備與諸葛亮曾經有一段對話，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記載是這樣的：“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诏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 這段話和事情的經過，就是被後世人所津津樂道，推舉為君臣之間肝膽相照的千古佳話的白帝托孤。
此段加上後來諸葛亮為北伐而上的《出師表》，一直以來被作為推崇諸葛亮“千古第一人臣”的典範事例和佐證。
對此，我是有不同看法的。
諸葛亮，作為一個在亂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韓之術的人物，其面目絕非象一直以來文人騷客們所描繪的那樣謙恭，而是一個懂得時刻要牢牢把持權利和實力，關鍵時刻對任何人都絕不手軟的政治家，包括對其第二個主子劉禅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百姓在内，莫不如此。
我們先來看看白帝托孤。
白帝托孤，劉備對諸葛亮說的“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段話和諸葛亮後來的“鞠躬盡瘁”，既不是劉備首創，也不是僅僅隻發生在諸葛亮身上。
遠的不說，在三國早期，東吳奠基人孫策在臨終時就已經上演過這樣一出戲文。
《三國志》《吳書》《張昭傳》：“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
正複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
’（張昭）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職。
權悲感未視事，昭……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
” 此時孫權年約十九，而劉禅是十七歲登基，兩人的年紀大體相仿。
但孫策死的時候，正值各路軍閥混戰、孫策勢力東征西讨乘機擴張之時，其勢力并未得到鞏固，顯然比不得早已紮穩根基的蜀漢政權，所以張昭受孫策臨終囑托後，其“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職。
權悲感未視事，昭……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等一系列的舉動，比之劉備托孤後諸葛亮的作用，要重要的多。
而論地位，張昭之于東吳不遜于諸葛之于蜀漢，再論發生年代也是孫、張在前，後世人等獨推昭烈、孔明而漏桓王、子布，顯然并非是記性不好忘記了此事，這掠人之美的舉動，其用意隻怕就是要讓孔明專美于前。
因此認真說起來，此事并無什麼值得大肆褒揚的地方，真要說也應該先說孫策和張昭才對。
另外劉備在白帝托孤之時，并非隻找了一個諸葛亮，還有一個李嚴在側。
劉備能把遠在成都的諸葛亮召來托孤，說明他有足夠的時間來考慮和處理這個問題，因此托孤于諸葛亮、李嚴二人，并非是僅僅因為李嚴在身邊方便之故，而是應該有其很成熟的考慮的，甚至可以說是煞費苦心的。
我們知道，蜀漢政權的根基主要是由三個勢力集團組成：占主導地位的劉備嫡系荊楚集團，前益州刺史劉璋時期的東州集團，本地人為主的益州集團。
益州集團從劉璋時期開始就沒能在政治上占據大的舞台，一直處于一個陪襯的地位，所慮不大，這一點，我們從《三國志》的傳記就可以知道，蜀漢就是除去王室成員，列傳中本地人士才也十九人，大約隻占了三分之一強，而且無一是高層官吏，均為下級官吏和侍郎一類的閑官。
因此需要考慮的乃是荊楚、東州集團之間的問題。
此前戰略要地荊州的丢失，關、張敗亡以及夷陵之戰，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荊楚集團遭到了重大創傷。
而在這個時候劉備又一病不起，當然會想到自己身沒以後，這三者之間的矛盾和蜀漢政權的鞏固問題，同時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他對諸葛亮并不是完全信任和沒有顧慮的。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劉備既然以這樣的方式将這話明白地說了出來，那諸葛亮也隻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這樣的态度，來明确地表示他惟有盡忠而死也不會取而代之一途了。
不管怎麼樣，在那個年代裡，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應一聲“好”的。
但是如此一來，倘若日後劉禅昏庸而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那他就要先背上個輔佐不力，背主食言的罵名，在政治、輿論以及民心上都将會面對“不臣不忠不義”的罪名，并因此導緻師出無名而居于劣勢。
所以劉備這話與其說是信任與托孤，不如說是一種先發制人的威脅策略，亦或者是無奈之下欲擒故縱的一種權謀。
而另一位重要人物李嚴，在劉璋時期就是東州集團中的佼佼者。
自劉備入主成都以後，他在任上又屢次以少數兵力平定大規模的叛亂，充分表現了他的出色軍事和政治能力。
相比較而言，諸葛亮此前在政治和外交上展示了他的出衆能力，但在軍事上并沒有什麼建樹的機會，因此劉備很明智地做出了這樣的決定：“嚴與諸葛亮并受遺诏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内外軍事”（1）。
實際上，在劉備臨終的前一年章武二年，就已經把李嚴拔為尚書令，在官階上可與諸葛亮比肩了。
由諸葛亮照行丞相事，而李嚴則主掌内外軍事，這樣的分配正好能讓二人互相制衡，以免有一方坐大。
而從當時蜀漢政權的權利機構的構成和實力分配來看，也讓我們相信，劉備要防備坐大的一方，絕非是當時不處在權利中心和主導集團領袖地位上的李嚴。
在短短的一年多内，通過将李嚴從犍為太守地方長官的位置上提升到尚書令，并籍由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礎，人為地将李嚴制造成為了實際上的東州集團代表這一事實，充分說明了劉備對李嚴更多的是籠絡，而不是提防。
劉備将這樣一個快速提升起來、以前從未進入過權利中心的政治新秀李嚴，列為兩名托孤重臣之一，并且命其“統内外軍事”，再聯系“君可自取”的言語，顯然說明劉備要防備、制衡的目标是諸葛亮無疑。
但在另一方面，做為一個君主的劉備，又是肯定希望他們二人能夠全力合作來加強其政權的。
正好李嚴除了前面說的那些優勢外，另外還有一個有利條件，那就是他是南陽人，與“諸葛公僑客茲郡，有鄉黨之分”，因此劉備希望這樣二人可以多點“必能協規”的可能性（2），從而通過這兩大集團的領袖人物的通力合作來協調兩大集團，以應付他身沒以後蜀漢政權可以想見的、必定會面臨的各種危險局面，進一步地鞏固蜀漢政權。
遺憾的是，諸葛亮的性格和一貫的志向，使他并不願意看見李嚴與他分享權利，甚至連李嚴進入政治權利中心機構所在的成都他都極端地不願意。
二個托孤重臣，無論從那方面講，都應該居于首都成都，尤其李嚴還是“統内外軍事”這樣一個相當三軍司令的人物。
如果說劉備死時蜀漢與東吳處于敵對狀态，李嚴留鎮永安是必須的話，那麼在蜀漢與東吳在建興元年“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4）後，還是将李嚴這麼一個“統内外軍事”、各方面都與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繼續置于和東吳交界的永安，顯然是不合适的。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于建興四年春李嚴卻去了面對東吳的二線城市江州，依然沒能進入政治權利中心的首都成都。
作為一個混迹官場幾十年，又有很強軍政能力的人物，李嚴是不可能不明白遠離政治權利中心的負面效應，乃是遠離統治階層的各個官僚集團，其政治影響力越來越小，最後逐漸被人遺忘。
而他還不至于也不會敢想去自立為王，因此不太可能自願求居江州。
從他後來曾“更成大城，周回六十裡，……求以王郡之巴州，丞相諸葛亮不許”（3）的舉動來看，他是非常想進入權利中心的。
隻是既然不能進成都，那隻好退而求其次“以王郡之巴州”，當然相信他也明白這樣的可能性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