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用人不如曹孟德--評魏延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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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軍遠懸,未給增添一兵一卒,也未令近在上庸的劉封、孟達之軍向關羽靠攏,更沒有令其阆中(嘉陵江中遊)的張飛、江州(重慶、涪陵一帶)的趙雲兩支戰鬥力較強的精兵去增援關羽,應當說是最重要的失誤。

    難怪陳壽在評諸葛亮時說:“應變将略,非其所長欤!” 公元223年,劉備病危,白帝托孤,諸葛亮受命于危難之中,以他的卓越才能穩定了局勢,并在“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獎勵農桑,與民生息”等正确政策下逐漸恢複了元氣。

    其後兩年“六月渡泸”、“七擒孟獲”,安定了後方漸漸又開創了一個“田疇辟,倉廪實,器械利,積蓄饒”、“吏不容奸,人懷自勵”的有所作為的局面。

     公元227年春,諸葛亮率十萬大軍拉開了“六出祁山”北伐戰争的序幕。

    這場戰争前後經曆了六、七年,最後以失敗而告終。

    諸葛亮一開始就失人失策。

    當時蜀軍雖銳,但在兵力數量上處于劣勢,在戰略地位上為險峻的秦嶺山脈所阻,利守而不利攻。

    在這種情況下就要出奇兵制勝,速戰速決。

    在這一點上似乎料事如神的諸葛亮謹慎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

    那麼,當時是不是沒有人提出過卓越而可行的戰略方案呢?不是。

    在初出祁山之前,“起于卒伍”的名将魏延就曾對北伐的路線提出過異議。

    他根據敵我地形、戰術原則等因素提出:“聞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無謀。

    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

    懋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

    長安中惟有禦吏、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

    如此,則一舉而鹹陽以西可定矣。

    ”這應該說是個比較周全的戰略方案。

    如果采納這個方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精兵奇襲,直搗長安,再在斜谷大軍配合下,勝利是很有希望的。

    就是諸葛亮的主要對手司馬懿在事後也說:“諸葛亮平生謹慎仔細,不肯造次行事。

    他卻不知吾境内地理若是吾用兵,先借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多時矣!”可見魏延的主張是可取的。

    可惜孔明把這斥責為“輕躁冒進”,既不用魏延其人,也不用其策,結果大好時機被喪失了。

     諸葛亮對魏延似乎有點偏見,偏反其道而行之,要用他的那個“萬全之計”,竟将“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的馬谡任為先鋒主将,硬是強調什麼“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無虞”,兜大圈子自漢中向西繞道陽平關,再武都、天水、祁山,使十萬大軍在崇山峻嶺中緩慢笨拙地前進,使廣大将士的體力和糧秣無益地消耗在長途跋涉之中。

    這樣的進軍使魏方得以喘息,從容地作好迎戰準備,深溝高壘,以逸待勞,緻使蜀軍失去時機。

    馬谡終為張所敗,街亭失守,孔明唱了“空城計”之後隻好南歸了。

    其實,街亭之失亦不能全怪馬谡,諸葛亮要負主要責任。

    從地理位置看,街亭既是當時的戰略重地,街亭之戰也是關鍵性戰役。

    街亭失,“進無所據”,退無所守,隻得被迫放棄已取得的隴西三郡,退守漢中,導緻整個北伐的失敗。

    照理說諸葛亮應親臨前線督戰,但他并沒有“親屆街亭”他的指揮部應設在街亭附近,但卻設在大老遠的祁山,在當時通訊落後的情況下,指揮不靈是必然的。

    《尉缭子》說:“立坐之陣,相參進止,将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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