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與荒唐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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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人生的荒唐感。

    我說人生感,沒說人生觀。

    因為很難說《紅樓夢》裡頭宣傳了人生的一種觀點,一種理論,一種信仰。

    但是他有很多的感慨,而且把這個人生感慨寫到了極限,寫到了極緻。

    這裡有人生本身的荒唐,這裡我暫時不談。

    更重要的是由于小說,他選擇了小說這樣一個形式,而小說本身就有幾分荒唐。

     我們不妨讨論一下中國和西洋對“小說”的解釋。

    《辭源》上講,“小說”最早見于《莊子》。

    莊子說:飾小說以幹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

    就是說,小說是些淺薄瑣屑的言論。

    所以莊子說,你用這個小說來說些比較大的事情,那距離太遠了。

    還有一個材料也很好玩,《漢書·藝文志》将小說列為九流十家之末。

    我們講三教九流嘛,起碼是維持生存的一種手段。

    那時候也稱小說家。

    小說家是九流之末,不但是臭老九,而且是臭老九裡頭最低的一種。

    《漢書·藝文志》說:“小說家之流,蓋出于稗官。

    ”稗官就是小官兒,像稗子一樣的,不是稻子,不是谷子,是稗子,稗子苗,它不成材的。

    街談巷議,道聽途說,所謂稗官野史,到後來把它發展成引車賣漿之流。

    從中國古人的眼光來說,這個小說家是最低的。

    官兒大了是不能寫小說的,寫了小說也是不能作大官兒的。

    它更多的是一種民間性,而且是一種城市性,“街談巷議”,它不是田頭,不是村頭,也不是河邊。

     但到了漢朝呢,那個桓譚又說:“小說,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

    ”就是說小說雖然是一些稗官野史,道聽途說、街談巷議的不經之言,但是裡邊也能牽扯到一個人的修身和齊家,家庭關系呀,孝悌忠信呀,也有“可觀之辭”,也有兩下子。

    小說在末流之中,靠自己的貢獻吧,引起了社會的一點點重視。

    清朝羅浮居士寫過一本書,叫作《蜃樓志序》,所謂海市蜃樓,他說:“小說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就是說,它不是“大言”,“一言乎小”。

    第一是小,“則凡天經地義,治國化民與夫漢儒之羽翼經傳,宋儒之正心誠意,概勿講焉”,這裡不講經傳,不講正心誠意,不講治國化民,所以它是小。

    第二、“一言乎說”,它不是文,它是說,更加口語化的,“則凡遷、固之瑰玮博麗,子雲、相如之異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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