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冤家

等于拿她抵債。

    當初，雖有人勸阻這門親事，但“大老爺執意不聽”，誰也沒有辦法，因為兒女的婚事決定于父母。

    後來，迎春回家哭訴她在孫家所受到的虐待，盡管大家十分傷感，也無可奈何，因為嫁出去的女兒就是屬于夫家的人了，所以隻好忍心把她再送回狼窩裡去了。

     在大觀園女兒國中，迎春是成為封建包辦婚姻的犧牲品的一個典型代表。

    作者通過她的不幸結局，揭露和控訴了這種婚姻制度的罪惡，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客觀事實。

    可是，有些人偏偏要把這個反對封建婚姻制度的功勞記在程偉元、高鹗續書的帳上，認為續書也有比曹雪芹原著價值更高的地方，即所謂“有更深一層的反封建意義——暴露封建社會婚姻不自由”，因而“在讀者中發生更巨大的反封建的作用”，甚至還認為“婚姻不自由，在《紅樓夢》中，它是牽動全書的線索。

    ”（見《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二輯，人民文學出版社，第29、31頁。

    ）這無非是說，續書把寶、黛悲劇寫成因婚姻不自由而産生的悲劇是提高了原著的思想性。

    我們的看法恰恰相反。

    所謂“更深一層的反封建意義”，如上所述，原著本來就有的。

    《紅樓夢》雖暴露封建婚姻罪惡，但決不是一部反對婚姻不自由為主題或主線的書，把這一點作為“牽動全書的線索”，自然就改變了這部政治性很強的小說的廣泛揭露封建社會種種黑暗的主題，改變了小說表現四大家族在封建統治階級内部鬥争中趨向沒落的主線，把基本矛盾局限在一個家庭的小範圍之内（曹雪芹是通過特殊的典型化手法，有意識地把賈府這個封建宗法制貴族大家庭作為當時整個封建宗法社會的縮影來描寫的。

    人物主要活動場所名曰“大觀園”，說它是“天上人間諸景備”，正暗示了這部小說的作意），把讀者的視線引到男女戀愛婚姻問題上去，甚至使人誤以為作者在小說開頭聲稱此書“大旨談情”的“情”，真的就是兒女之情了。

    這實在是續作者對原著精神的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