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為什麼會有人呢？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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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類比。
從統計上來說，晚霞預示着次日是個晴天，但是我們不會為此下太大的賭注。
我們很清楚地知道天氣變化多端，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
任何一次天氣預報都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
那僅僅是一個統計學預報而已。
我們并不會認為晚霞就一定确定了第二天天氣晴朗，那麼我們同樣也不應該認為基因就真能确定些什麼。
沒有任何理由能讓我們認為基因的效果不能被其他因素影響而逆轉。
對于遺傳決定論的詳細讨論，以及為什麼會有這些誤解，請閱讀《延伸的表現型》（TheEitalicendedPhenotype）第二章，以及我的《社會學：茶杯裡的新風暴》（Sociobiology:TheNewStorminaTeacup）的論文。
我還曾因為聲稱人類從本質上來說都是芝加哥匪徒而被譴責！但是芝加哥匪徒這個比喻的關鍵點在于： 了解一個人成功的環境能夠告訴你一些關于這個人的事情。
這和芝加哥匪徒的哪個具體的品質沒有任何關系。
我同樣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類比，例如一個已在英國國家教會取得高位的人，或者一個被選入雅典娜神廟的人。
在任何一個例子中，我比喻的主體都是基因而不是人。
我在《捍衛自私的基因》（Indefenseofselfishgenes）的文章裡讨論了這一點以及一些其他字面上的誤解。
上面那段話就是從其中摘錄的。
我必須補充一句的是，那些本章偶爾出現的政治性對白讓我在1989年重新閱讀的時候很不舒服。
“最近幾年裡，還需要把這（需要克制自私的貪婪以防止整個組織的滅亡）給不列颠的工人們說多少次呢？”這句話讓我聽起來就像一名托利黨黨員。
1975年，在我寫這句話時，我投票支持的社會主義黨政府正盡全力與23%的通脹做鬥争，很顯然他們會很關注有關高工資的要求。
像我這樣的評論可以在當時任何一位工黨大臣的演講中找到。
現在的英國擁有了一個新右派政府，它将吝啬與自私擡高到了意識形态的高度。
我的話因此被聯想到帶有一些龌龊的意味，對此我表示歉意。
但這并不意味着我會收回我所說過的話。
自私的短見仍然會帶來我所提及的那些不想要的後果。
但是在現在，如果有人想要在英國找尋關于自私的短見的例子時，他不應該将目光瞄準工人階級。
實際上，我也許根本不應該把政治評論這個擔子壓在科學作品上，因為它們過時得是如此之快。
20世紀30年代那些關注政治的科學家的作品在今天都因為他們那些過時的譏諷而被徹底毀掉了，例如那些來自約翰·伯頓·桑德森·霍爾丹（J.B.S.Haldane）及蘭斯洛特·霍格本（LancelotHogben）的作品。
上述有關教育的議論，必然表明下面的觀點是錯誤的：認為從遺傳學的角度看來，繼承下來的特性是明确固定，不容改變的。
這是一種極為常見的謬見。
我們的基因可以驅使我們的行為自私，但我們也不必終生屈從。
如果我們在遺傳上生來就是利他性的，再去學利他主義也許不那麼困難。
在動物中，隻有人類受文化也受後天獲得的以及繼承下來的影響的支配。
有人可
從統計上來說，晚霞預示着次日是個晴天，但是我們不會為此下太大的賭注。
我們很清楚地知道天氣變化多端，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
任何一次天氣預報都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
那僅僅是一個統計學預報而已。
我們并不會認為晚霞就一定确定了第二天天氣晴朗，那麼我們同樣也不應該認為基因就真能确定些什麼。
沒有任何理由能讓我們認為基因的效果不能被其他因素影響而逆轉。
對于遺傳決定論的詳細讨論，以及為什麼會有這些誤解，請閱讀《延伸的表現型》（TheEitalicendedPhenotype）第二章，以及我的《社會學：茶杯裡的新風暴》（Sociobiology:TheNewStorminaTeacup）的論文。
我還曾因為聲稱人類從本質上來說都是芝加哥匪徒而被譴責！但是芝加哥匪徒這個比喻的關鍵點在于： 了解一個人成功的環境能夠告訴你一些關于這個人的事情。
這和芝加哥匪徒的哪個具體的品質沒有任何關系。
我同樣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類比，例如一個已在英國國家教會取得高位的人，或者一個被選入雅典娜神廟的人。
在任何一個例子中，我比喻的主體都是基因而不是人。
我在《捍衛自私的基因》（Indefenseofselfishgenes）的文章裡讨論了這一點以及一些其他字面上的誤解。
上面那段話就是從其中摘錄的。
我必須補充一句的是，那些本章偶爾出現的政治性對白讓我在1989年重新閱讀的時候很不舒服。
“最近幾年裡，還需要把這（需要克制自私的貪婪以防止整個組織的滅亡）給不列颠的工人們說多少次呢？”這句話讓我聽起來就像一名托利黨黨員。
1975年，在我寫這句話時，我投票支持的社會主義黨政府正盡全力與23%的通脹做鬥争，很顯然他們會很關注有關高工資的要求。
像我這樣的評論可以在當時任何一位工黨大臣的演講中找到。
現在的英國擁有了一個新右派政府，它将吝啬與自私擡高到了意識形态的高度。
我的話因此被聯想到帶有一些龌龊的意味，對此我表示歉意。
但這并不意味着我會收回我所說過的話。
自私的短見仍然會帶來我所提及的那些不想要的後果。
但是在現在，如果有人想要在英國找尋關于自私的短見的例子時，他不應該将目光瞄準工人階級。
實際上，我也許根本不應該把政治評論這個擔子壓在科學作品上，因為它們過時得是如此之快。
20世紀30年代那些關注政治的科學家的作品在今天都因為他們那些過時的譏諷而被徹底毀掉了，例如那些來自約翰·伯頓·桑德森·霍爾丹（J.B.S.Haldane）及蘭斯洛特·霍格本（LancelotHogben）的作品。
上述有關教育的議論，必然表明下面的觀點是錯誤的：認為從遺傳學的角度看來，繼承下來的特性是明确固定，不容改變的。
這是一種極為常見的謬見。
我們的基因可以驅使我們的行為自私，但我們也不必終生屈從。
如果我們在遺傳上生來就是利他性的，再去學利他主義也許不那麼困難。
在動物中，隻有人類受文化也受後天獲得的以及繼承下來的影響的支配。
有人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