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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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深深地紮在福建橫嶺鄉的田地裡的。
我并不是“烏衣門第”出身，而是一個不識字、受欺淩的農民裁縫的後代。
曾祖父的四個女兒，我的祖姑母們，僅僅因為她們是女孩子，就被剝奪了讀書識字的權利！當我把這段意外的故事，告訴我的一個堂哥哥的時候，他卻很不高興地問我是聽誰說的？當我告訴他這是祖父親口對我講的時候，他半天不言語，過了一會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這段故事再講給别人聽。
當下，我對他的“忘本”和“輕農”就感到極大的不滿！從那時起，我就不再遵守我們謝家寫籍貫的習慣。
我寫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貫，不再是祖父“進學”地點的“福建閩侯”，而是“福建長樂”，以此來表示我的不同意見！ 我這一輩子，到今日為止，在福州不過前後呆了兩年多，更不用說長樂縣的橫嶺鄉了。
但是我記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間我們在福州的時候，橫嶺鄉有幾位父老，來邀我的父親回去一趟。
他們說橫嶺鄉小，總是受人欺侮，如今族裡出了一個軍官，應該帶幾個兵勇回去誇耀誇耀。
父親恭敬地說：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沒有兵，也不可能帶兵去。
我還記得父老們送給父親一個紅紙包的見面禮，那是一百個銀角子，合起值十個銀元。
父親把這一個紅紙包退回了，隻跟父老們到橫嶺鄉去祭了祖。
一九二○年前後，我在北京《晨報》寫過一篇叫做《還鄉》的短篇小說，就講的是這個故事。
現在這張剪報也找不到了。
從祖父和父親的談話裡，我得知橫嶺鄉是極其窮苦的。
農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勞動，過着蒙昧貧困的生活，隻有被賣去當“戲子”，才能逃出本土。
當我看到那包由一百個銀角子湊成的“見面禮”時，我聯想到我所熟悉的山東煙台東山金鈎寨的窮苦農民來，我心裡湧上了一股說不出來難過的滋味！ 我很愛我的祖父，他也特别的愛我，一來因為我不常在家，二來因為我雖然常去看書，卻從來沒有翻亂他的書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處。
一九一一年我回到福州的時候，我是時刻圍繞在他的身邊轉的。
那時我們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内南後街楊橋巷口萬興桶石店後”。
這個住址，現在我寫起來還非常地熟悉、親切，因為自從我會寫字起，我的父母親就時常督促我給祖父寫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寫。
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們大家庭的四房人。
祖父和我們這一房，就住在大廳堂的兩邊，我們這邊的前後房，住着我們一家
我并不是“烏衣門第”出身，而是一個不識字、受欺淩的農民裁縫的後代。
曾祖父的四個女兒，我的祖姑母們，僅僅因為她們是女孩子，就被剝奪了讀書識字的權利！當我把這段意外的故事，告訴我的一個堂哥哥的時候，他卻很不高興地問我是聽誰說的？當我告訴他這是祖父親口對我講的時候，他半天不言語，過了一會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這段故事再講給别人聽。
當下，我對他的“忘本”和“輕農”就感到極大的不滿！從那時起，我就不再遵守我們謝家寫籍貫的習慣。
我寫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貫，不再是祖父“進學”地點的“福建閩侯”，而是“福建長樂”，以此來表示我的不同意見！ 我這一輩子，到今日為止，在福州不過前後呆了兩年多，更不用說長樂縣的橫嶺鄉了。
但是我記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間我們在福州的時候，橫嶺鄉有幾位父老，來邀我的父親回去一趟。
他們說橫嶺鄉小，總是受人欺侮，如今族裡出了一個軍官，應該帶幾個兵勇回去誇耀誇耀。
父親恭敬地說：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沒有兵，也不可能帶兵去。
我還記得父老們送給父親一個紅紙包的見面禮，那是一百個銀角子，合起值十個銀元。
父親把這一個紅紙包退回了，隻跟父老們到橫嶺鄉去祭了祖。
一九二○年前後，我在北京《晨報》寫過一篇叫做《還鄉》的短篇小說，就講的是這個故事。
現在這張剪報也找不到了。
從祖父和父親的談話裡，我得知橫嶺鄉是極其窮苦的。
農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勞動，過着蒙昧貧困的生活，隻有被賣去當“戲子”，才能逃出本土。
當我看到那包由一百個銀角子湊成的“見面禮”時，我聯想到我所熟悉的山東煙台東山金鈎寨的窮苦農民來，我心裡湧上了一股說不出來難過的滋味！ 我很愛我的祖父，他也特别的愛我，一來因為我不常在家，二來因為我雖然常去看書，卻從來沒有翻亂他的書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處。
一九一一年我回到福州的時候，我是時刻圍繞在他的身邊轉的。
那時我們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内南後街楊橋巷口萬興桶石店後”。
這個住址，現在我寫起來還非常地熟悉、親切，因為自從我會寫字起，我的父母親就時常督促我給祖父寫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寫。
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們大家庭的四房人。
祖父和我們這一房，就住在大廳堂的兩邊，我們這邊的前後房，住着我們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