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男人(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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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似一個地聰明伶俐。

    (涵弟是長子,所以從我們都離家後,他就一直和我父親住在一起。

    )至今我還藏着她們五姐妹環繞着父親的一張相片。

    她們的名字都取的是花名,因為在華妹懷着第一個孩子時,我父親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老人遞給他一張條子,上面寫着“文郎俯看菊陶仙”,因此我的大侄女就叫宗菊。

    “宗”字本來是我們大家庭裡男孩子的排行,但我父親說男女應該一樣。

    後來我的一個堂弟得了一個兒子,就把“陶”字要走了,我的第二個侄女,隻好叫宗仙。

    以後接着又來了宗蓮和宗菱,也都是父親給起的名字。

    當華妹又懷了第五胎的時候,她們四個姐妹聚在一起禱告,希望媽媽不要生個男兒,怕有了弟弟,就不疼她們了。

    宗梅生後,華妹倒是有點失望,父親卻特為宗梅辦了一桌滿月酒席,這是她姐姐們所沒有的,表示他特别高興。

    因此她們總是高興地說:“爺爺特别喜歡女孩子,我們也要特别争氣才行!” 一九三七年,我和文藻剛從歐洲回來,“七七”事變就發生了。

    我們在燕京大學又呆了一年,就到後方雲南去了。

    我們走的那一天,父親在母親遺像前燒了一炷香,保佑我們一路平安。

    那時傑弟在南京,楫弟在香港,隻有涵弟一人到車站送我們,他仍舊是淚汪汪地,一語不發,和當年我赴美留學時一樣,他沒有和傑、楫一道到車站送我,隻在家裡窗内淚汪汪地看着我走。

    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對傷離惜别的悲痛的眼睛! 我們離開北京時,倒是把文藻的母親帶到上海,讓她和文藻的妹妹一家住在一起。

    那時我們對雲南生活知道的不多;更不敢也不能拖着父親和涵弟一家人去到後方,當時也沒想到抗戰會抗得那麼長,誰知道匆匆一别遂成永訣呢?! 一九四○年,我在雲南的呈貢山上,得到涵弟報告父親逝世的一封信,我打開信還沒有看完,一口血就湧上來了! 不敢說的……誰也想不到他走的那樣快……大人說:“伊哥住址是呈貢三台山,你能記得嗎?”我含淚點首……晨十時德國醫陳義大夫又來打針,大人喘仍不止,稍止後即告我:“将我的病況,用快函寄上海再轉香港和呈貢,他們三人都不知道我病重了……”這時大人面色蒼白,汗流如雨,又說:“我要找你媽去!”……大人表示要上床睡,我知道是那兩針嗎啡之力,一時房中安靜,窗外一滴一滴的雨聲,似乎在催着正在與生命掙紮的老父,不料到了早晨八時四十五分,就停了氣息……我的血也冷了,不知是夢境?是幻境?最後責任心壓倒了一切,死的死了,活的人還得活着幹…… 他的第二封信,就附來一張父親靈堂的相片,以及他請人代拟的文藻吊我父親的挽聯: 本是生離,竟成死别,深閨何以慰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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