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留學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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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注意上了。
有一天我下課回來，發現我的屋子完全變了徉！牆上的字畫都歪了，相框都倒挂了起來，桌燈放到了書架上，花瓶藏到了床下。
我開門出去，在過道上笑嚷：“哪一個淘氣鬼把我的房間弄得亂七八糟的，快出來承認！”這時有好幾間的屋門開了，她們都伸出頭來捂着嘴大笑：這種淘氣搗亂的玩笑，中國同學是決不會做的！ 還有，威校在每天下午放學後，院子裡就來了許多從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波士頓大學來訪女友的男同學，這時這裡就像是一座男女同學的校園，熱鬧非常。
先是這宿舍裡有個同學有個特别要好的男朋友，來訪，當這一對從樓下客室裡出來，要到湖邊散步時，面向院子的幾十個玻璃窗兒都推上了，（美國一般的玻璃窗，是兩扇上下推的，不像我們的向外或向内開的）女孩子們伸出頭來，同聲地喊：Ｎｏ（不可以）！這時這位男同學，多半是不好意思地低頭同女朋友走了，但也有膽子大、臉皮厚的男孩子，卻回頭大聲地笑喊Ｙｅｓ（可以）！于是吓得那幾十個伸出頭來的女孩子，又吐了舌頭，把窗戶關上了！能使同學們對她開這種玩笑的人，必然是一個很得人心的同學。
宿舍裡的同學對我還都不壞，卻從來沒有同我開這種玩笑，因為每次來訪問我的男同學，都不隻一個人，或不是同一個人。
到了我快畢業那一年，她們雖然知道文藻同我要好，但是文藻來訪的時候不多，我們之間也很嚴肅，在院裡同行，從來沒有挎着胳臂拉着手地。
女同學們笑說：“這玩笑太‘野’了，對中國人開不得。
” 我畢業回國後，還和幾個比較要好的女同學通信，彼此結婚時還互贈禮物，我的大女兒吳冰（1980—81年）到美國夏威爾大學，小女兒吳青（1982—83年）到美國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都是以交換學者的身份去學習的，那裡還有一兩個我的威校女同學們去看她們，或邀請她們到家裡度假。
這些我的同學們都已是八十歲上下的人，更不是我留美三年中的事了！1987年6月13日 我在寫《在美留學的三年》的時候，寫了一些和美國同學之間的故事，卻沒有寫我和中國同學之間的故事，是個缺憾！ 我在一九二三年進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的時候，那裡已經有了幾位中國學生，都是本科的，有桂質良（理工系）、王國秀（曆史系）、謝文秋（體育系）、陸慎儀（教育系），還有兩位和我同時到校的，她們是黎元洪的女兒黎女士和她的女伴周女士，因為她們來了不久就走了，因此
有一天我下課回來，發現我的屋子完全變了徉！牆上的字畫都歪了，相框都倒挂了起來，桌燈放到了書架上，花瓶藏到了床下。
我開門出去，在過道上笑嚷：“哪一個淘氣鬼把我的房間弄得亂七八糟的，快出來承認！”這時有好幾間的屋門開了，她們都伸出頭來捂着嘴大笑：這種淘氣搗亂的玩笑，中國同學是決不會做的！ 還有，威校在每天下午放學後，院子裡就來了許多從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波士頓大學來訪女友的男同學，這時這裡就像是一座男女同學的校園，熱鬧非常。
先是這宿舍裡有個同學有個特别要好的男朋友，來訪，當這一對從樓下客室裡出來，要到湖邊散步時，面向院子的幾十個玻璃窗兒都推上了，（美國一般的玻璃窗，是兩扇上下推的，不像我們的向外或向内開的）女孩子們伸出頭來，同聲地喊：Ｎｏ（不可以）！這時這位男同學，多半是不好意思地低頭同女朋友走了，但也有膽子大、臉皮厚的男孩子，卻回頭大聲地笑喊Ｙｅｓ（可以）！于是吓得那幾十個伸出頭來的女孩子，又吐了舌頭，把窗戶關上了！能使同學們對她開這種玩笑的人，必然是一個很得人心的同學。
宿舍裡的同學對我還都不壞，卻從來沒有同我開這種玩笑，因為每次來訪問我的男同學，都不隻一個人，或不是同一個人。
到了我快畢業那一年，她們雖然知道文藻同我要好，但是文藻來訪的時候不多，我們之間也很嚴肅，在院裡同行，從來沒有挎着胳臂拉着手地。
女同學們笑說：“這玩笑太‘野’了，對中國人開不得。
” 我畢業回國後，還和幾個比較要好的女同學通信，彼此結婚時還互贈禮物，我的大女兒吳冰（1980—81年）到美國夏威爾大學，小女兒吳青（1982—83年）到美國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都是以交換學者的身份去學習的，那裡還有一兩個我的威校女同學們去看她們，或邀請她們到家裡度假。
這些我的同學們都已是八十歲上下的人，更不是我留美三年中的事了！1987年6月13日 我在寫《在美留學的三年》的時候，寫了一些和美國同學之間的故事，卻沒有寫我和中國同學之間的故事，是個缺憾！ 我在一九二三年進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的時候，那裡已經有了幾位中國學生，都是本科的，有桂質良（理工系）、王國秀（曆史系）、謝文秋（體育系）、陸慎儀（教育系），還有兩位和我同時到校的，她們是黎元洪的女兒黎女士和她的女伴周女士，因為她們來了不久就走了，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