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我所敬仰的偉大的共産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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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的副組長，也是一個地下共産黨員。
通過他，我們研讀了許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國内有了聯系。
文藻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每當買來一本新書，就寫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
代表團裡本來有許多台灣特務系統，如軍統、中統等。
他們聽說政治組同人每晚以在吳家打橋牌為名，共同研讨毛澤東著作，便遣人趁文藻上班時，溜到我們住處，從文藻的書架上取走一本《論持久戰》。
等到我知道了從卧室出來時，他已走遠了。
我們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橫濱領事，對共産主義同情的，被召回台灣即被槍斃了。
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團繼續留任。
1950年他向團長提出辭職，但離職後仍不能回國，因為我們持有的是台灣政府的護照。
這時華人能在日本居留的，隻有記者和商人。
我們沒有經商的資本，就通過朱世明将軍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關系，取得了《星槟日報》記者的身份，在東京停留了一年，這時美國的耶魯大學聘請文藻到該校任教，我們把赴美的申請書寄到台灣，不到一星期便被批準了！我們即刻離開了日本，不是向東，而是向西到了香港，在周恩來、羅青長的幫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國！ 這裡應該補充一點，當年我送回北平學習的兒女，因為我們在日本的時期延長了，便也先後到了日本。
兒子吳平進了東京的美國學校，高中畢業後，我們的美國朋友都勸我們把他送到美國去進大學，他自己和我們都不贊成到美國去。
便以到香港大學進修為名，買了一張到香港而經塘沽的船票。
他把我們給國内的一封信縫在褲腰裡，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到北京。
由聯系方面把他送進了北大。
因為他選的是建築系，以後又轉入清華大學——文藻的母校。
他回到北京和我們通信時，仍由香港方面轉。
因此我們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來接，我們從海道先到了廣州。
回國後的興奮自不必說！1951年至1953年之間，文藻都在學習，為接受新工作做準備。
中間周總理曾召見我們一次，是在我們從日本回來後的1952年的一個初夏夜晚。
這一天午後，聽說總理要在今晚接見我們，我們是怎樣地驚喜興奮呵！ 這一下午，隻覺得夏天的太陽就是這樣遲遲地不肯落了下去！ 好容易時間到了，一輛汽車把我們帶進了夜景如畫的中南海，直到總理辦公室門口停住。
總理從門内迎了出來，緊緊地握住我們的手，笑容滿面地說，“你們回來了！你們好呵？”這時，我們就像海上沉舟，遇救歸來的孩子，聽到親人
通過他，我們研讀了許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國内有了聯系。
文藻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每當買來一本新書，就寫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
代表團裡本來有許多台灣特務系統，如軍統、中統等。
他們聽說政治組同人每晚以在吳家打橋牌為名，共同研讨毛澤東著作，便遣人趁文藻上班時，溜到我們住處，從文藻的書架上取走一本《論持久戰》。
等到我知道了從卧室出來時，他已走遠了。
我們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橫濱領事，對共産主義同情的，被召回台灣即被槍斃了。
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團繼續留任。
1950年他向團長提出辭職，但離職後仍不能回國，因為我們持有的是台灣政府的護照。
這時華人能在日本居留的，隻有記者和商人。
我們沒有經商的資本，就通過朱世明将軍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關系，取得了《星槟日報》記者的身份，在東京停留了一年，這時美國的耶魯大學聘請文藻到該校任教，我們把赴美的申請書寄到台灣，不到一星期便被批準了！我們即刻離開了日本，不是向東，而是向西到了香港，在周恩來、羅青長的幫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國！ 這裡應該補充一點，當年我送回北平學習的兒女，因為我們在日本的時期延長了，便也先後到了日本。
兒子吳平進了東京的美國學校，高中畢業後，我們的美國朋友都勸我們把他送到美國去進大學，他自己和我們都不贊成到美國去。
便以到香港大學進修為名，買了一張到香港而經塘沽的船票。
他把我們給國内的一封信縫在褲腰裡，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到北京。
由聯系方面把他送進了北大。
因為他選的是建築系，以後又轉入清華大學——文藻的母校。
他回到北京和我們通信時，仍由香港方面轉。
因此我們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來接，我們從海道先到了廣州。
回國後的興奮自不必說！1951年至1953年之間，文藻都在學習，為接受新工作做準備。
中間周總理曾召見我們一次，是在我們從日本回來後的1952年的一個初夏夜晚。
這一天午後，聽說總理要在今晚接見我們，我們是怎樣地驚喜興奮呵！ 這一下午，隻覺得夏天的太陽就是這樣遲遲地不肯落了下去！ 好容易時間到了，一輛汽車把我們帶進了夜景如畫的中南海，直到總理辦公室門口停住。
總理從門内迎了出來，緊緊地握住我們的手，笑容滿面地說，“你們回來了！你們好呵？”這時，我們就像海上沉舟，遇救歸來的孩子，聽到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