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關于兒童散文創作

”橫行的時候，法紀蕩然，偷車還算是違法亂紀中的一件小事！但是孩子們對于這種“小”壞事，是常常遇到、聽到，而痛心疾首的！因為看到千千萬萬沒有鎖上的自行車，居然沒有被偷，他由驚訝，而安慰而喜悅，而有了希望，認為有了像總理這樣一位頂天立地、正大光明的人物在上面指引，我們的“人心”會“變好”的，我們社會的前途是美好光明的。

     事過兩年了，而這孩子的幾句話，總在我的腦子裡回旋。

     新年前，《北京日報》副刊的一位編輯來看我，要我給《廣場》寫一篇紀念周總理逝世三周年的短文。

    但是紀念總理的好文章太多了，關于總理的感人事迹也太多了，在我答應她的時候，對于我要寫什麼，還一點沒有把握。

    隻在元旦那一天，和一位朋友談到《天安門詩抄》，引起我“靈機一動”。

    我就把一些事實串連起來，寫成了這一篇。

    至于素材方面：元旦那天許多朋友來賀年，這是事實；我替朋友搞一本《天安門詩抄》，也是事實；那個孩子曾寫過抄過許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兒歌，也是事實，但是他不是寫了一本，而是寫了三本！同時，丢了新自行車的不是他的爸爸，而是我的一位朋友（雖然他好好的新車上曾丢了一隻鈴兒）；那一次帶他到天安門廣場去的，不是他的媽媽，而是他的姨媽。

    我讓他爸爸丢了車，媽媽帶他去，隻為的是使這氣氛更“緊湊”，更“親切”一些。

     這種以當事人或一個第三者，來叙述一段完整故事的寫法，我從前也做過。

    三十年代，我寫過《冬兒姑娘》（見《冰心小說散文集》），七十年代，我寫過《益西曲珍的話》（發表在《北京少年》），和《烏蘭托娅的話》（發表在《天津文藝》）。

     古人有詩雲，“鴛鴦繡罷憑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我繡的既不是光采奪目的鴛鴦，我手裡的針，更不是一枚“金”針！但我确是把我的針法講了出來。

    因為别人的文章，無論多好，我也是隻能欣賞，不能替他來講創作經過的。

    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