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與《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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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略和感受到那早已逝去的年代裡所發生過的一切《紅樓夢》的這一價值絕不應該被低估。

    《紅樓夢》一出來,傳統的寫人的手法都打破了,不再是好人都好、壞人都壞了。

    作者如實描寫,從無諱飾,因而每個人物形象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

    賈寶玉、林黛玉、史湘雲、晴雯,都非十全十美;王熙鳳、賈琏、薛蟠、賈雨村也并未寫成十足的壞蛋。

    有人說,曹雪芹寫了四百多個人物,與莎士比亞所寫人物總數差不多。

    但莎翁是分散在三十幾個劇本中寫的,而曹雪芹則将他們嚴密地組織在一部作品中,其中形象與個性鮮明生動的不下幾十個。

    賈寶玉這個人物形象具有特殊的社會意義。

    他是一個傳統觀念中“行為偏僻性乖張”、“古今不肖無雙”的貴族子弟。

    他怕讀被當時封建統治者奉為經典的《四書》,卻對道學先生最反對讀的《西廂記》、《牡丹亭》之類書愛如珍寶;他厭惡封建知識分子的仕宦道路,諷刺那些熱衷功名的人是“沽名釣譽之徒”“國賊祿鬼之流”;他嘲笑道學所鼓吹的“文死谏,武死戰”的所謂“大丈夫名節”是“胡鬧”;特别是他一反“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觀念,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

    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

    在丫鬟、僮仆、小戲子等下人面前,他從不以為自己是“主子”,别人是“奴才”,總是平等相待,給予真誠的體貼和關愛。

    從這個封建叛逆者的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出時代的征兆:封建主義在趨向沒落,民主主義思想已逐漸萌芽。

    《紅樓夢》構思奇妙、精細而嚴密,情節的安排、人物的言行、故事的發展都置于有機的整體結構中,沒有率意的、多餘的、遊離的筆墨。

    小說的文字往往前後照應,彼此關合(故脂評常喜歡說“千裡伏線”),人物的吟詠、制謎、行令甚至說話也常有“閑閑一筆,卻将後半部線索提動”(七回脂評)、帶“谶語”性質的地方。

    作者落筆時,總是胸中有全局、目光貫徹始終的,所以讀來讓人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感覺。

    這樣的結構行文,不但為我國其它古典長篇小說中所未有,即便是近代小說也不多見。

    《紅樓夢》第一回以“甄士隐”“賈雨村”為回目,寓意“真事隐(去),假語存(焉)”(曹雪芹一定對人說過這一意圖,可脂硯齋将後半句錯聽成“假語村言”——這組不成短語——寫入“凡例”,後移作第一回回前評,又被傳抄者混為正文,“假語村言”開始四字遂訛傳至今)。

    作者想以假存真(用假的原因自有政治的、社會的、倫理道德的、文學創作的等等),實錄世情,把飽含辛酸淚水的真實感受,用“滿紙荒唐言”的形式表達出來,其内涵和手法自然都很值得研究。

    本來,文學創作上的虛構也就是“假語”“荒唐言”,但《紅樓夢》的虛構又有其相當特殊的地方,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在描寫都中的賈家故事外,又點出有一個在南京的甄家,兩家相似,甚至有一個處處相同的寶玉。

    這樣虛構的用意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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