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課題：關于《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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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于何時》（載其主編之《三國演義叢考》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第１版）中指出：聯輝堂本《三國志傳》中有“聖朝封贈（關羽）為義勇武安王”一語，湯賓尹本《三國志傳》亦有相似語句，兩本在提到“聖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對舉，可見“聖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樂年間均無封贈關羽之事，可見“聖朝”也不可能指明朝。
這樣，它隻能指元朝。
元文宗天曆元年（１３２８）曾加封關羽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結合《錄鬼簿續編》的記載，《演義》當成書于元代後期。
４．“成書于明初”說。
持此說者較多，如歐陽健在《試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一文（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第１版）中認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據元代理學家趙偕的《趙寶峰先生集》卷首的《門人祭寶峰先生文》等材料，認為羅貫中即門人名單中的羅本，這是可信的，按照門人之間“序齒”的通例，可以推算羅貫中的生年約在１３１５—１３１８年，卒年約在１３８５—１３８８年；再根據對《三國志通俗演義》小字注中所謂“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斷：《三國志通俗演義》可能是羅貫中于明初開筆，其第十二卷的寫作時間不早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全書初稿的完成當在１３７１年之後。
其時，羅貫中在五十五歲左右，其知識和閱曆都足以勝任《演義》的寫作。
任昭坤在《從兵器辨〈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貴州文史叢刊》１９８６年第１期）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裡叙述描寫的火器，絕大多數在明初才創制，或才有那個名稱，這證明《通俗演義》成書于明初。
《通俗演義》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見在作者心目中，隻有孔明那樣智慧過人的人才能創制使用先進火器，這說明作者所處時代是以冷兵器為主的，這也與明初的兵器實際狀況相吻合。
５．“成書于明中葉”說。
張國光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中葉辨》（載《社會科學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４期，亦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以《三國志平話》為基礎的，現存的《三國志平話》刊于元代至治年間（1321—1323），代表了當時講史話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隻有約８萬字，文筆相當粗糙、簡陋；而《三國志通俗演義》篇幅約８０萬字，是《平話》的十倍，其描寫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誕生不能不遠在《平話》之後。
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第一個成熟的《三國演義》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羅貫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後期的書商為了擡高其聲價而托名羅貫中的，為此書作序的庸愚子（蔣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
張志合的《從〈花關索傳〉和〈義勇辭金〉雜劇看〈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河南大學學報》１９９０年第５期）認為，從文學史發展的情況來看，在元末明初那樣的文學氛圍中，尚無可能産生出像《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浒傳》這樣大部頭的傑作。
他根據明代成化年間刊行的說唱詞話《花關索傳》和明代前期著名劇作家朱有燉的雜劇《義勇辭金》均看不到《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影響這一現象，認為《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應在明代中葉。
李偉實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中葉弘治初年》（載《吉林社會科學》1995年第４期）也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代中葉。
面對上述諸說，我曾于九十年代初撰文提出，要确定《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對作者的生平及其創作經曆有比較清晰的了解。
盡管一些學者對羅
這樣，它隻能指元朝。
元文宗天曆元年（１３２８）曾加封關羽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結合《錄鬼簿續編》的記載，《演義》當成書于元代後期。
４．“成書于明初”說。
持此說者較多，如歐陽健在《試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一文（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第１版）中認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據元代理學家趙偕的《趙寶峰先生集》卷首的《門人祭寶峰先生文》等材料，認為羅貫中即門人名單中的羅本，這是可信的，按照門人之間“序齒”的通例，可以推算羅貫中的生年約在１３１５—１３１８年，卒年約在１３８５—１３８８年；再根據對《三國志通俗演義》小字注中所謂“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斷：《三國志通俗演義》可能是羅貫中于明初開筆，其第十二卷的寫作時間不早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全書初稿的完成當在１３７１年之後。
其時，羅貫中在五十五歲左右，其知識和閱曆都足以勝任《演義》的寫作。
任昭坤在《從兵器辨〈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貴州文史叢刊》１９８６年第１期）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裡叙述描寫的火器，絕大多數在明初才創制，或才有那個名稱，這證明《通俗演義》成書于明初。
《通俗演義》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見在作者心目中，隻有孔明那樣智慧過人的人才能創制使用先進火器，這說明作者所處時代是以冷兵器為主的，這也與明初的兵器實際狀況相吻合。
５．“成書于明中葉”說。
張國光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中葉辨》（載《社會科學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４期，亦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以《三國志平話》為基礎的，現存的《三國志平話》刊于元代至治年間（1321—1323），代表了當時講史話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隻有約８萬字，文筆相當粗糙、簡陋；而《三國志通俗演義》篇幅約８０萬字，是《平話》的十倍，其描寫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誕生不能不遠在《平話》之後。
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第一個成熟的《三國演義》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羅貫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後期的書商為了擡高其聲價而托名羅貫中的，為此書作序的庸愚子（蔣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
張志合的《從〈花關索傳〉和〈義勇辭金〉雜劇看〈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河南大學學報》１９９０年第５期）認為，從文學史發展的情況來看，在元末明初那樣的文學氛圍中，尚無可能産生出像《三國志通俗演義》和《水浒傳》這樣大部頭的傑作。
他根據明代成化年間刊行的說唱詞話《花關索傳》和明代前期著名劇作家朱有燉的雜劇《義勇辭金》均看不到《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影響這一現象，認為《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應在明代中葉。
李偉實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中葉弘治初年》（載《吉林社會科學》1995年第４期）也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代中葉。
面對上述諸說，我曾于九十年代初撰文提出，要确定《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對作者的生平及其創作經曆有比較清晰的了解。
盡管一些學者對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