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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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有戰鬥，而往往不過是将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
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着眼。
這衣缽流傳不絕。
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沖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卻都為着同一的目标，決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
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像我們隻在争座位，鬥法寶。
就是《死魂靈》，當《譯文》停刊後，《世界文庫》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報卻說“鄭振铎腰斬《死魂靈》”，或魯迅一怒中止了翻譯。
這其實正是惡劣的傾向，用謠言來分散文藝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為的。
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學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個嘁嘁嚓嚓的作者，和小報是有關系了，但還沒有墜入最末的道路。
不過也已經胡塗得可觀。
（否則，便是驕橫了。
）例如他信裡說：“對于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們的盾牌，……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争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
”是從修身上來打擊胡風的詐，黃源的谄，還是從作文上來打擊胡風的論文，黃源的《譯文》呢？——這我倒并不急于知道；我所要問的是為什麼我認識他們，“打擊”就“感到絕大的困難”？對于造謠生事，我固然決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們義正詞嚴，我能替他們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嗎？而且什麼是“實際解決”？是充軍，還是殺頭呢？在“統一戰線”這大題目之下，是就可以這樣鍛煉人罪，戲弄威權的？我真要祝禱“國防文學”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許又是我近半年來，“助長着惡劣的傾向”的罪惡了。
臨末，徐懋庸還叫我細細讀《斯太林傳》〔37〕。
是的，我将細細的讀，倘能生存，我當然仍要學習；但我臨末也請他自己再細細的去讀幾遍，因為他翻譯時似乎毫無所得，實有從新細讀的必要。
否則，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入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于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八月三——六日。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魯迅當時在病中，本文由馮雪峰根據魯迅的意見拟搞，經魯迅補充、修改而成。
一九三五年後半年，中國共産黨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促進了抗日高潮的到來。
當時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黨内領導者（以周揚、夏衍等為主）受中國共産黨駐共産國際代表團一些人委托蕭三寫信建議的影響，認識到左翼作家聯盟工作中确實存在着“左”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認為“左聯”這個組織已不能适應新的形勢，在這年年底決定“左聯”自動解散，并籌備成立以抗日救亡為宗旨的“文藝家協會”。
“左聯”的解散曾經由茅盾征求過魯迅的意見，魯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對于決定和實行這一重要步驟的方式比較簡單，不夠鄭重，他是不滿意的。
其後周揚等提出“國防文學”的口号，号召各階層、各派别的作家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努力創作抗日救亡的文藝作品。
但在“國防文學”口号的宣傳中，有的作者片面強調必須以“國防文學”作為共同的創作口号；有的作者忽視了無産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
魯迅注意到這些情況，提出了“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的口号，作為對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對于其他作家的希望。
革命文藝界圍繞這兩個口号的問題進行了尖銳的争論。
魯迅在六月間發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中，已經表明了他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當時文學運動的态度，在本文中進一步說明了他的見解。
〔2〕徐懋庸參看本卷第293頁注〔1〕。
〔3〕巴金原名李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譯家。
著有長篇小說《家》、《春》、《秋》等。
黃源，浙江海鹽人，翻譯家。
曾任《文學》月刊編輯、《譯文》月刊編輯。
胡風，原名張光人，湖北蕲春人，文藝理論家，“左聯”成員。
〔4〕“文藝家協會”全名“中國文藝家協會”。
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成立于上海。
該會的宣言發表于《文學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六年七月）。
〔5〕“先安内而後攘外”這是國民黨政府所奉行的對内鎮壓、對外投降的反共賣國政策。
蔣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國民黨政府外長顧維鈞宣誓就職會上的“親書訓詞”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統一方能禦侮。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蔣介石在南昌對國民黨将領演講時，又一次提出“安内始能攘外”，為其反共賣國政策辯護。
〔6〕《文學界》月刊，周淵編輯，一九三六年六月創刊于上海，出至第四期停刊。
這裡所說“關于‘聯合問題’和‘國防文學’的文章”，指何家槐的《文藝界聯合問題我見》和周揚的《關于國防文學》。
〔7〕何家槐在《文藝界聯合問題我見》一文中，引用了魯迅在《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我以為戰線應該擴大”和“我以為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兩段話。
〔8〕鴛鴦蝴蝶參看本卷第419頁注〔9〕。
〔9〕法國的人民陣線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形成的法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組織，一九三五年正式成立，參加者為共産黨、社會黨、激進社會黨和其他黨派。
按何家槐在《文藝界聯合問題我見》一文中，未引例法國的人民陣線。
該文隻是說：“這裡，我們可以舉行國外的例證。
如去年六月舉行的巴黎保衛文化大會，在那到會的代表二十多國，人數多至二百七八十人的作家和學者之中，固然有進步的作家和評論家如巴比塞、勃洛克、馬洛、羅曼羅蘭、尼善、基希、潘菲洛夫、伊凡諾夫等等，可是同時也包含了福斯脫、赫胥黎、以及耿痕脫這些比較落後的作家。
” 〔10〕指周揚在《關于國防文學》一文中說：“國防的主題應當成為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題。
”“國防文學的創作必需采取進步的現實主義的方法。
” 〔11〕杜衡參看本卷第4頁注〔4〕。
楊邨人，參看本卷第149頁注〔9〕；韓侍桁，天津人。
他們都鼓吹所謂“小資産階級革命文學”，和杜衡的主張相呼應。
〔12〕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文學家、曆史學家、社會活動家。
這裡所引的話，見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文學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發表的《國防·污池·煉獄》：“我覺得國防文藝……應該包含着各種各樣的文藝作品，由純粹社會主義的以至于狹義愛國主義的，但隻要不是賣國的，不是為帝國主義作伥的東西
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着眼。
這衣缽流傳不絕。
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沖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卻都為着同一的目标，決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
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像我們隻在争座位，鬥法寶。
就是《死魂靈》，當《譯文》停刊後，《世界文庫》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報卻說“鄭振铎腰斬《死魂靈》”，或魯迅一怒中止了翻譯。
這其實正是惡劣的傾向，用謠言來分散文藝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為的。
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學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個嘁嘁嚓嚓的作者，和小報是有關系了，但還沒有墜入最末的道路。
不過也已經胡塗得可觀。
（否則，便是驕橫了。
）例如他信裡說：“對于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們的盾牌，……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争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
”是從修身上來打擊胡風的詐，黃源的谄，還是從作文上來打擊胡風的論文，黃源的《譯文》呢？——這我倒并不急于知道；我所要問的是為什麼我認識他們，“打擊”就“感到絕大的困難”？對于造謠生事，我固然決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們義正詞嚴，我能替他們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嗎？而且什麼是“實際解決”？是充軍，還是殺頭呢？在“統一戰線”這大題目之下，是就可以這樣鍛煉人罪，戲弄威權的？我真要祝禱“國防文學”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許又是我近半年來，“助長着惡劣的傾向”的罪惡了。
臨末，徐懋庸還叫我細細讀《斯太林傳》〔37〕。
是的，我将細細的讀，倘能生存，我當然仍要學習；但我臨末也請他自己再細細的去讀幾遍，因為他翻譯時似乎毫無所得，實有從新細讀的必要。
否則，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入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于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八月三——六日。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魯迅當時在病中，本文由馮雪峰根據魯迅的意見拟搞，經魯迅補充、修改而成。
一九三五年後半年，中國共産黨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促進了抗日高潮的到來。
當時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黨内領導者（以周揚、夏衍等為主）受中國共産黨駐共産國際代表團一些人委托蕭三寫信建議的影響，認識到左翼作家聯盟工作中确實存在着“左”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認為“左聯”這個組織已不能适應新的形勢，在這年年底決定“左聯”自動解散，并籌備成立以抗日救亡為宗旨的“文藝家協會”。
“左聯”的解散曾經由茅盾征求過魯迅的意見，魯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對于決定和實行這一重要步驟的方式比較簡單，不夠鄭重，他是不滿意的。
其後周揚等提出“國防文學”的口号，号召各階層、各派别的作家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努力創作抗日救亡的文藝作品。
但在“國防文學”口号的宣傳中，有的作者片面強調必須以“國防文學”作為共同的創作口号；有的作者忽視了無産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
魯迅注意到這些情況，提出了“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的口号，作為對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對于其他作家的希望。
革命文藝界圍繞這兩個口号的問題進行了尖銳的争論。
魯迅在六月間發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中，已經表明了他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當時文學運動的态度，在本文中進一步說明了他的見解。
〔2〕徐懋庸參看本卷第293頁注〔1〕。
〔3〕巴金原名李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譯家。
著有長篇小說《家》、《春》、《秋》等。
黃源，浙江海鹽人，翻譯家。
曾任《文學》月刊編輯、《譯文》月刊編輯。
胡風，原名張光人，湖北蕲春人，文藝理論家，“左聯”成員。
〔4〕“文藝家協會”全名“中國文藝家協會”。
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成立于上海。
該會的宣言發表于《文學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六年七月）。
〔5〕“先安内而後攘外”這是國民黨政府所奉行的對内鎮壓、對外投降的反共賣國政策。
蔣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國民黨政府外長顧維鈞宣誓就職會上的“親書訓詞”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統一方能禦侮。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蔣介石在南昌對國民黨将領演講時，又一次提出“安内始能攘外”，為其反共賣國政策辯護。
〔6〕《文學界》月刊，周淵編輯，一九三六年六月創刊于上海，出至第四期停刊。
這裡所說“關于‘聯合問題’和‘國防文學’的文章”，指何家槐的《文藝界聯合問題我見》和周揚的《關于國防文學》。
〔7〕何家槐在《文藝界聯合問題我見》一文中，引用了魯迅在《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我以為戰線應該擴大”和“我以為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兩段話。
〔8〕鴛鴦蝴蝶參看本卷第419頁注〔9〕。
〔9〕法國的人民陣線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形成的法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組織，一九三五年正式成立，參加者為共産黨、社會黨、激進社會黨和其他黨派。
按何家槐在《文藝界聯合問題我見》一文中，未引例法國的人民陣線。
該文隻是說：“這裡，我們可以舉行國外的例證。
如去年六月舉行的巴黎保衛文化大會，在那到會的代表二十多國，人數多至二百七八十人的作家和學者之中，固然有進步的作家和評論家如巴比塞、勃洛克、馬洛、羅曼羅蘭、尼善、基希、潘菲洛夫、伊凡諾夫等等，可是同時也包含了福斯脫、赫胥黎、以及耿痕脫這些比較落後的作家。
” 〔10〕指周揚在《關于國防文學》一文中說：“國防的主題應當成為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題。
”“國防文學的創作必需采取進步的現實主義的方法。
” 〔11〕杜衡參看本卷第4頁注〔4〕。
楊邨人，參看本卷第149頁注〔9〕；韓侍桁，天津人。
他們都鼓吹所謂“小資産階級革命文學”，和杜衡的主張相呼應。
〔12〕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文學家、曆史學家、社會活動家。
這裡所引的話，見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文學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發表的《國防·污池·煉獄》：“我覺得國防文藝……應該包含着各種各樣的文藝作品，由純粹社會主義的以至于狹義愛國主義的，但隻要不是賣國的，不是為帝國主義作伥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