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
關燈
小
中
大
——寄開明書店中學生雜志社編輯先生：
這一封信，不知道能否給附載在《中學生》〔２〕上？事情是這樣的——
《中學生》新年号内，鄭振铎〔３〕先生的大作《宋人話本》中關于《唐三藏取經詩話》〔４〕，有如下的一段話：“此話本的時代不可知，但王國維氏據書末：‘中瓦子張家印’數字，而斷定其為宋椠，〔５〕語頗可信。
故此話本，當然亦必為宋代的産物。
但也有人加以懷疑的。
不過我們如果一讀元代吳昌齡的《西遊記》雜劇〔６〕，便知這部原始的取經故事其産生必定是遠在于吳氏《西遊記》雜劇之前的。
換一句話說，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
而‘中瓦子’的數字恰好證實其為南宋臨安城中所出産的東西，而沒有什麼疑義。
” 我先前作《中國小說史略》時，曾疑此書為元椠，甚招收藏者德富蘇峰先生的不滿，著論辟謬，我也略加答辨，後來收在雜感集中。
〔７〕所以鄭振铎先生大作中之所謂“人”，其實就是“魯迅”，于唾棄之中，仍寓代為遮羞的美意，這是我萬分慚而且感的。
但我以為考證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間許多事，隻消常識，便得了然。
藏書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則不然。
故于舊書，不以缺筆〔８〕定時代，如遺老現在還有将亻羲字缺末筆者，但現在确是中華民國；也不專以地名定時代，如我生于紹興，然而并非南宋人，〔９〕因為許多地名，是不随朝代而改的；也不僅據文意的華樸巧拙定時代，因為作者是文人還是市人，于作品是大有分别的。
所以倘無積極的确證，《唐三藏取經詩話》似乎還可懷疑為元椠。
即如鄭振铎先生所引據的同一位“王國維氏”，他别有《兩浙古刊本考》〔１０〕兩卷，民國十一年序，收在遺書第二集中。
其卷上“杭州府刊版”的“辛，元雜本”項下，有這樣的兩種在内—— 《京本通俗小說》〔１１〕《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是不但定《取經詩話》為元椠，且并以《通俗小說》為元本了。
《兩浙古本考》雖然并非僻書，但中學生諸君也并非專治文學史者，恐怕未必有暇涉獵。
所以錄寄貴刊，希為刊載，一以略助多聞，二以見單文孤證，是難以“必定”一種史實而常有“什麼疑義”的。
故此話本，當然亦必為宋代的産物。
但也有人加以懷疑的。
不過我們如果一讀元代吳昌齡的《西遊記》雜劇〔６〕，便知這部原始的取經故事其産生必定是遠在于吳氏《西遊記》雜劇之前的。
換一句話說，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
而‘中瓦子’的數字恰好證實其為南宋臨安城中所出産的東西，而沒有什麼疑義。
” 我先前作《中國小說史略》時，曾疑此書為元椠，甚招收藏者德富蘇峰先生的不滿，著論辟謬，我也略加答辨，後來收在雜感集中。
〔７〕所以鄭振铎先生大作中之所謂“人”，其實就是“魯迅”，于唾棄之中，仍寓代為遮羞的美意，這是我萬分慚而且感的。
但我以為考證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間許多事，隻消常識，便得了然。
藏書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則不然。
故于舊書，不以缺筆〔８〕定時代，如遺老現在還有将亻羲字缺末筆者，但現在确是中華民國；也不專以地名定時代，如我生于紹興，然而并非南宋人，〔９〕因為許多地名，是不随朝代而改的；也不僅據文意的華樸巧拙定時代，因為作者是文人還是市人，于作品是大有分别的。
所以倘無積極的确證，《唐三藏取經詩話》似乎還可懷疑為元椠。
即如鄭振铎先生所引據的同一位“王國維氏”，他别有《兩浙古刊本考》〔１０〕兩卷，民國十一年序，收在遺書第二集中。
其卷上“杭州府刊版”的“辛，元雜本”項下，有這樣的兩種在内—— 《京本通俗小說》〔１１〕《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是不但定《取經詩話》為元椠，且并以《通俗小說》為元本了。
《兩浙古本考》雖然并非僻書，但中學生諸君也并非專治文學史者，恐怕未必有暇涉獵。
所以錄寄貴刊，希為刊載，一以略助多聞，二以見單文孤證，是難以“必定”一種史實而常有“什麼疑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