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第三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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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
由此蘇汶（即杜衡）就在《現代》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二年七月）發表了《關于“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自稱“第三種人”，認為當時許多作家（即他所說的“作家之群”）之所以“擱筆”，是因為“左聯”批評家的“兇暴”，和“左聯”“霸占”了文壇的緣故；并在文中對人民的革命鬥争進行歪曲和诽謗。
于是“左聯”也就繼續對胡秋原、蘇汶等加以反擊和批判。
本篇及瞿秋白所作《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一九三二年十月《現代》第一卷第六期）就是在這情形下發表的。
〔２〕這裡所說的論客，指胡秋原和某些托洛茨基派分子。
當時胡秋原曾冒充“馬克思主義”者，并和托洛茨基派分子相勾結；托洛茨基派同國民黨反動派一鼻孔出氣，誣蔑中國工農紅軍為“土匪”。
〔３〕“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這是蘇汶在《關于“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中的話：“在‘智識階級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黨派的’階級争着文壇的霸權的時候，最吃苦的，卻是這兩種人之外的第三種人。
這第三種人便是所謂作者之群。
作者，老實說，是多少帶點我前面所說起的死抱住文學不肯放手的氣味的。
” 〔４〕這是蘇汶在《關于“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中所說的話：“誠哉，難乎其為作家！……他隻想替文學，不管是煽動的也好，暴露的也好，留着一線殘存的生機，但是又怕被料事如神的指導者們算出命來，派定他是那一階級的走狗。
” 〔５〕蘇汶（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又名杜衡，原名戴克崇，浙江杭縣人，當時《現代》月刊的編輯。
這裡所說蘇汶的文章，即上述《關于“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和《現代》第六期（一九三二年十月）所載《“第三種人”的出路》。
〔６〕“左而不作”見蘇汶《“第三種人”的出路》：“不勇于欺騙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們所有的東西，而别人所要的卻又拿不出，于是怎麼辦？——擱筆。
這擱筆不是什麼‘江郎才盡’，而是不敢動筆。
因為做了忠實的左翼作家之後，他便會覺得與其作而不左，倒還不如左而不作。
而在今日之下，左而不作的左翼作家，何其多也！” 〔７〕蘇汶的這些話也見《“第三種人”的出路》：“中國無産階級文學運動已經有了三年的曆史。
在這三年的期間
由此蘇汶（即杜衡）就在《現代》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二年七月）發表了《關于“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自稱“第三種人”，認為當時許多作家（即他所說的“作家之群”）之所以“擱筆”，是因為“左聯”批評家的“兇暴”，和“左聯”“霸占”了文壇的緣故；并在文中對人民的革命鬥争進行歪曲和诽謗。
于是“左聯”也就繼續對胡秋原、蘇汶等加以反擊和批判。
本篇及瞿秋白所作《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一九三二年十月《現代》第一卷第六期）就是在這情形下發表的。
〔２〕這裡所說的論客，指胡秋原和某些托洛茨基派分子。
當時胡秋原曾冒充“馬克思主義”者，并和托洛茨基派分子相勾結；托洛茨基派同國民黨反動派一鼻孔出氣，誣蔑中國工農紅軍為“土匪”。
〔３〕“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這是蘇汶在《關于“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中的話：“在‘智識階級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黨派的’階級争着文壇的霸權的時候，最吃苦的，卻是這兩種人之外的第三種人。
這第三種人便是所謂作者之群。
作者，老實說，是多少帶點我前面所說起的死抱住文學不肯放手的氣味的。
” 〔４〕這是蘇汶在《關于“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中所說的話：“誠哉，難乎其為作家！……他隻想替文學，不管是煽動的也好，暴露的也好，留着一線殘存的生機，但是又怕被料事如神的指導者們算出命來，派定他是那一階級的走狗。
” 〔５〕蘇汶（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又名杜衡，原名戴克崇，浙江杭縣人，當時《現代》月刊的編輯。
這裡所說蘇汶的文章，即上述《關于“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和《現代》第六期（一九三二年十月）所載《“第三種人”的出路》。
〔６〕“左而不作”見蘇汶《“第三種人”的出路》：“不勇于欺騙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們所有的東西，而别人所要的卻又拿不出，于是怎麼辦？——擱筆。
這擱筆不是什麼‘江郎才盡’，而是不敢動筆。
因為做了忠實的左翼作家之後，他便會覺得與其作而不左，倒還不如左而不作。
而在今日之下，左而不作的左翼作家，何其多也！” 〔７〕蘇汶的這些話也見《“第三種人”的出路》：“中國無産階級文學運動已經有了三年的曆史。
在這三年的期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