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支日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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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等于以赤讨赤，無論那一面，都還是逃不脫赤化的名稱。
這樣巧妙的考證天地間委實不很多，隻記得先前在日本東京時，看見《讀賣新聞》上逐日登載着一種大著作，其中有黃帝即亞伯拉罕的考據〔19〕。
大意是日本稱油為“阿蒲拉”（Abura），油的顔色大概是黃的，所以“亞伯拉”就是“黃”。
至于“帝”，是與“罕”形近，還是與“可汗”音近呢，我現在可記不真确了，總之：阿伯拉罕即油帝，油帝就是黃帝而已。
篇名和作者，現在也都忘卻，隻記得後來還印成一本書，而且還隻是上卷。
但這考據究竟還過于彎曲，不深究也好。
七月二日晴。
午後，在前門外買藥後，繞到東單牌樓的東亞公司閑看。
這雖然不過是帶便販賣一點日本書，可是關于研究中國的就已經很不少。
因為或種限制，隻買了一本安岡秀夫所作的《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20〕就走了，是薄薄的一本書，用大紅深黃做裝飾的，價一元二角。
傍晚坐在燈下，就看看那本書，他所引用的小說有三十四種，但其中也有其實并非小說和分一部為幾種的。
蚊子來叮了好幾口，雖然似乎不過一兩個，但是坐不住了，點起蚊煙香來，這才總算漸漸太平下去。
安岡氏雖然很客氣，在緒言上說，“這樣的也不僅隻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難于漏網的。
”但是，“一測那程度的高下和範圍的廣狹，則即使誇稱為支那的民族性，也毫無應該顧忌的處所，”所以從支那人的我看來，的确不免汗流浃背。
隻要看目錄就明白了：一，總說；二，過度置重于體面和儀容；三，安運命而肯罷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殘忍性；六，個人主義和事大主義；七，過度的儉省和不正的貪财；八，泥虛禮而尚虛文；九，迷信深；十，耽享樂而淫風熾盛。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Characteristies》〔21〕，常常引為典據。
這書在他們，二十年前就有譯本，叫作《支那人氣質》；但是支那人的我們卻不大有人留心它。
第一章就是Smith說，以為支那人是頗有點做戲氣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奮，就成了戲子樣，一字一句，一舉手一投足，都裝模裝樣，出于本心的分量，倒還是撐場面的分量多。
這就是因為太重體面了，總想将自己的體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這樣的言語動作來。
總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國民性所成的複合關鍵，便是這“體面”。
我們試來博觀和内省，便可以知道這話并不過于刻毒。
相傳為戲台上的好對聯，是“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
大家本來看得一切事不過是一出戲，有誰認真的，就是蠢物。
但這也并非專由積極的體面，心有不平而怯于報複，也便以萬事是戲的思想了之。
萬事既然是戲，則不平也非真，而不報也非怯了。
所以即使路見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還不失其為一個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見的外國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的影響，還是自己實驗出來的，就很有幾個留心研究着中國人之所謂“體面”或“面子”。
但我覺得，他們實在是已經早有心得，而且應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圓熟起來，則不但外交上一定勝利，還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
這時須連“支那人”三個字也不說，代以“華人”，因為這也是關于“華人”的體面的。
我還記得民國初年到北京時，郵局門口的扁額是寫着“郵政局”的，後來外人不幹涉中國内政的叫聲高起來，不知道是偶然還是什麼，不幾天，都一律改了“郵務局”了。
外國人管理一點郵“務”，實在和内“政”不相幹，這一出戲就一直唱到現在。
向來，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
什麼保存國故，什麼振興道德，什麼維持公理，什麼整頓學風……心裡可真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台的架子，總與在後台的面目不相同。
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隻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為它悲喜，于是這出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為掃興。
中國人先前聽到俄國的“虛無黨”三個字，便吓得屁滾尿流，不下于現在之所謂“赤化”。
其實是何嘗有這麼一個“黨”；隻是“虛無主義者”或“虛無思想者”卻是有的，是都介涅夫〔22〕（I．Turgeniev）給創立出來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傳統和權威，要複歸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
但是，這樣的人物，從中國人看來也就已經可惡了。
然而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于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隻要看他們的善于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内心兩樣的架子來。
要尋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和俄國的不同的處所，隻在他們這麼想，便這麼說，這麼做，我們的卻雖然這麼想，卻是那麼說，在後台這麼做，到前台又那麼做……。
将這種特别人物，另稱為“做戲的虛無黨”或“體面的虛無黨”以示區别罷，雖然這個形容詞和下面的名詞萬萬聯不起來。
夜，寄品青〔23〕信，托他向孔德學校去代借《闾邱辨囿》〔24〕。
夜半，在決計睡覺之前，從日曆上将今天的一張撕去，下面這一張是紅印的。
我想，明天還是星期六，怎麼便用紅字了呢？仔細看時，有兩行小字道：“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25〕。
我又想，明天可挂國旗呢？……于是，不想什麼，睡下了。
七月三日晴。
熱極，上半天玩，下半天睡覺。
晚飯後在院子裡乘涼，忽而記起萬牲園，因此說：那地方在夏天倒也很可看，可惜現在進不去了。
田媽就談到那管門的兩個長人，說最長的一個是她的鄰居，現在已經被美國人雇去，往美國了，薪水每月有一千元。
這話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啟示。
我先前看見《現代評論》上保舉十一種好著作，楊振聲先生的小說《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種，理由之一是因為做得“長”。
〔26〕我于這理由一向總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的晚上這才明白了：“長”，是确有價值的。
《現代評論》的以“學理和事實”并重自許，确也說得出，做得到。
今天到我的睡覺時為止，似乎并沒有挂國旗，後半夜補挂與否，我不知道。
七月四日晴。
早晨，仍然被一個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仍然趕不走，仍然隻得自己起來。
品青的回信來了，說孔德學校沒有《闾邱辨囿》。
這樣巧妙的考證天地間委實不很多，隻記得先前在日本東京時，看見《讀賣新聞》上逐日登載着一種大著作，其中有黃帝即亞伯拉罕的考據〔19〕。
大意是日本稱油為“阿蒲拉”（Abura），油的顔色大概是黃的，所以“亞伯拉”就是“黃”。
至于“帝”，是與“罕”形近，還是與“可汗”音近呢，我現在可記不真确了，總之：阿伯拉罕即油帝，油帝就是黃帝而已。
篇名和作者，現在也都忘卻，隻記得後來還印成一本書，而且還隻是上卷。
但這考據究竟還過于彎曲，不深究也好。
七月二日晴。
午後，在前門外買藥後，繞到東單牌樓的東亞公司閑看。
這雖然不過是帶便販賣一點日本書，可是關于研究中國的就已經很不少。
因為或種限制，隻買了一本安岡秀夫所作的《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20〕就走了，是薄薄的一本書，用大紅深黃做裝飾的，價一元二角。
傍晚坐在燈下，就看看那本書，他所引用的小說有三十四種，但其中也有其實并非小說和分一部為幾種的。
蚊子來叮了好幾口，雖然似乎不過一兩個，但是坐不住了，點起蚊煙香來，這才總算漸漸太平下去。
安岡氏雖然很客氣，在緒言上說，“這樣的也不僅隻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難于漏網的。
”但是，“一測那程度的高下和範圍的廣狹，則即使誇稱為支那的民族性，也毫無應該顧忌的處所，”所以從支那人的我看來，的确不免汗流浃背。
隻要看目錄就明白了：一，總說；二，過度置重于體面和儀容；三，安運命而肯罷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殘忍性；六，個人主義和事大主義；七，過度的儉省和不正的貪财；八，泥虛禮而尚虛文；九，迷信深；十，耽享樂而淫風熾盛。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Characteristies》〔21〕，常常引為典據。
這書在他們，二十年前就有譯本，叫作《支那人氣質》；但是支那人的我們卻不大有人留心它。
第一章就是Smith說，以為支那人是頗有點做戲氣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奮，就成了戲子樣，一字一句，一舉手一投足，都裝模裝樣，出于本心的分量，倒還是撐場面的分量多。
這就是因為太重體面了，總想将自己的體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這樣的言語動作來。
總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國民性所成的複合關鍵，便是這“體面”。
我們試來博觀和内省，便可以知道這話并不過于刻毒。
相傳為戲台上的好對聯，是“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
大家本來看得一切事不過是一出戲，有誰認真的，就是蠢物。
但這也并非專由積極的體面，心有不平而怯于報複，也便以萬事是戲的思想了之。
萬事既然是戲，則不平也非真，而不報也非怯了。
所以即使路見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還不失其為一個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見的外國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的影響，還是自己實驗出來的，就很有幾個留心研究着中國人之所謂“體面”或“面子”。
但我覺得，他們實在是已經早有心得，而且應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圓熟起來，則不但外交上一定勝利，還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
這時須連“支那人”三個字也不說，代以“華人”，因為這也是關于“華人”的體面的。
我還記得民國初年到北京時，郵局門口的扁額是寫着“郵政局”的，後來外人不幹涉中國内政的叫聲高起來，不知道是偶然還是什麼，不幾天，都一律改了“郵務局”了。
外國人管理一點郵“務”，實在和内“政”不相幹，這一出戲就一直唱到現在。
向來，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
什麼保存國故，什麼振興道德，什麼維持公理，什麼整頓學風……心裡可真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台的架子，總與在後台的面目不相同。
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隻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為它悲喜，于是這出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為掃興。
中國人先前聽到俄國的“虛無黨”三個字，便吓得屁滾尿流，不下于現在之所謂“赤化”。
其實是何嘗有這麼一個“黨”；隻是“虛無主義者”或“虛無思想者”卻是有的，是都介涅夫〔22〕（I．Turgeniev）給創立出來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傳統和權威，要複歸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
但是，這樣的人物，從中國人看來也就已經可惡了。
然而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于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隻要看他們的善于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内心兩樣的架子來。
要尋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和俄國的不同的處所，隻在他們這麼想，便這麼說，這麼做，我們的卻雖然這麼想，卻是那麼說，在後台這麼做，到前台又那麼做……。
将這種特别人物，另稱為“做戲的虛無黨”或“體面的虛無黨”以示區别罷，雖然這個形容詞和下面的名詞萬萬聯不起來。
夜，寄品青〔23〕信，托他向孔德學校去代借《闾邱辨囿》〔24〕。
夜半，在決計睡覺之前，從日曆上将今天的一張撕去，下面這一張是紅印的。
我想，明天還是星期六，怎麼便用紅字了呢？仔細看時，有兩行小字道：“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25〕。
我又想，明天可挂國旗呢？……于是，不想什麼，睡下了。
七月三日晴。
熱極，上半天玩，下半天睡覺。
晚飯後在院子裡乘涼，忽而記起萬牲園，因此說：那地方在夏天倒也很可看，可惜現在進不去了。
田媽就談到那管門的兩個長人，說最長的一個是她的鄰居，現在已經被美國人雇去，往美國了，薪水每月有一千元。
這話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啟示。
我先前看見《現代評論》上保舉十一種好著作，楊振聲先生的小說《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種，理由之一是因為做得“長”。
〔26〕我于這理由一向總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的晚上這才明白了：“長”，是确有價值的。
《現代評論》的以“學理和事實”并重自許，确也說得出，做得到。
今天到我的睡覺時為止，似乎并沒有挂國旗，後半夜補挂與否，我不知道。
七月四日晴。
早晨，仍然被一個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仍然趕不走，仍然隻得自己起來。
品青的回信來了，說孔德學校沒有《闾邱辨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