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選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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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小說,是開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2〕上提倡“文學革命”〔3〕的時候的。

    這一種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陳迹了,但在那時,卻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緻的,所以我想,這些确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然而我那時對于“文學革命”,其實并沒有怎樣的熱情。

    見過辛亥革命〔4〕,見過二次革命〔5〕,見過袁世凱稱帝〔6〕,張勳複辟〔7〕,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民族主義的文學家在今年的一種小報上說,“魯迅多疑”,是不錯的,我正在疑心這批人們也并非真的民族主義文學者,變化正未可限量呢。

    不過我卻又懷疑于自己的失望,因為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有限得很的,這想頭,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8〕既不是直接對于“文學革命”的熱情,又為什麼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為了對于熱情者們的同感。

    這些戰士,我想,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也來喊幾聲助助威罷。

    首先,就是為此。

    自然,在這中間,也不免夾雜些将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

    但為達到這希望計,是必須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幹亮色,那就是後來結集起來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

    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并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談談。

    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誇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後印成一本,謂之《野草》。

    得到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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