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殺與捧殺

阿法 現在有些不滿于文學批評的，總說近幾年的所謂批評，不外乎捧與罵。

     其實所謂捧與罵者，不過是将稱贊與攻擊，換了兩個不好看的字眼。

    指英雄為英雄，說娼婦是娼婦，表面上雖像捧與罵，實則說得剛剛合式，不能責備批評家的。

    批評家的錯處，是在亂罵與亂捧，例如說英雄是娼婦，舉娼婦為英雄。

     批評的失了威力，由于“亂”，甚而至于“亂”到和事實相反，這底細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時也就相反了。

    所以現在被罵殺的少，被捧殺的卻多。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

    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學史上，是自有他們的價值和地位的。

    而不幸被一群學者們捧了出來，頌揚，标點，印刷，“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

    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2〕借得他一榻胡塗，正如在中郎臉上，畫上花臉，卻指給大家看，啧啧贊歎道：“看哪，這多麼‘性靈’呀！”對于中郎的本質，自然是并無關系的，但在未經别人将花臉洗清之前，這“中郎”總不免招人好笑，大觸其黴頭。

     人近而事古的，我記起了泰戈爾〔3〕。

    他到中國來了，開壇講演，人給他擺出一張琴，燒上一爐香，左有林長民〔4〕，右有徐志摩〔5〕，各各頭戴印度帽。

    徐詩人開始紹介了：“纛！叽哩咕噜，白雲清風，銀磐……當！”說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樣，于是我們的地上的青年們失望，離開了。

    神仙和凡人，怎能不離開明？但我今年看見他論蘇聯的文章，自己聲明道：“我是一個英國治下的印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