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流》編校後記〔1〕
關燈
小
中
大
歌》，《Ｉｓｍａｉｌ－Ｂｅｙ》及《魔?怼返取！?
韋素園先生有一封信，有幾處是關于Ｇｏｒｋｙ的《托爾斯泰回憶雜記》的，也摘錄于下——點，現從城裡要來一本原文的Ｇｏｒｋｙ回憶托爾斯泰，解答如下：
1．《托爾斯泰回憶記》第十一節Ｎｅｋａｓｓｏｖ确為Ｎｅｋ－ｒａｓｓｏｖ之誤。
涅克拉梭夫是俄國十九世紀有名的國民詩人。
2．“Ｖｏｌｇａ宣教者”的Ｖｏｌｇａ是河名，中國地理書上通譯為渦瓦河，在俄國農民多呼之為‘親愛的母親’，有人譯為‘卑死的說教者’，當系錯誤。
不過此處，據Ｇｏｒｋｙ《回憶雜記》第三十二節原文似應譯為‘渦瓦河流域’方合，因為這裡并不隻Ｖｏｌｇａ一個字，卻在前面有一前置詞（ｚａ）故也。
以上系根據彼得堡一九一九年格爾熱賓出版部所印行的本子作答的，當不緻有大誤。
不過我看信比雜記寫得還要好。
” 說到那一封信，我的運動達夫先生一并譯出，實在也不隻一次了。
有幾回，是誘以廿言，說快點譯出來，可以好好的合印一本書，上加好看的圖像；有一回，是特地将讀者稱贊譯文的來信寄去，給看看讀書界的期望是怎樣地熱心。
見面時候談起來，倒也并不如那跋文所說，暫且不譯了，〔124〕但至今似乎也終于沒有動手，這真是無可如何。
現在索性将這情形公表出來，算是又一回猛烈的“惡毒”的催逼。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魯迅記。
十 文，〔125〕在這一本裡已經終結了，我相信于讀者會有許多用處，并且連類來看英國的批評家對于批評的批評。
這回譯了一篇野口米次郎〔126〕的《愛爾蘭文學之回顧》，以譯文而論，自然簡直是續貂。
但也很簡明扼要，于愛爾蘭文學運動的來因去果，是說得了了分明的；中國前幾年，于Ｙｅａｔｓ，Ｓｙｎｇｅ〔127〕等人的事情和作品，曾經屢有紹介了，現在有這一篇，也許更可以幫助一點理解罷。
但作者是詩人，所以那文中有許多詩底的辭句，是無須贅說的。
隻有一端，當翻譯完畢時，還想添幾句話。
那就是作者的“無論那一國的文學，都必須知道古代的文化和天才，和近代的時代精神有怎樣的關系，而從這處所，來培養真生命的”的主張。
這自然也并非作者一人的話，在最近，雖是最革命底國度裡，也有搬出古典文章來之勢，編印托爾斯泰全集還是小事，如ｒｏｔｋｙ，且明說可以讀Ｄａｎｔｅ和Ｐｕｓｈｋｉｎ〔128〕，Ｌ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則以為古代一民族興起時代的文藝，勝于近來十九世紀末的文藝。
但我想，這是并非中國複古的兩派——遺老的神往唐虞，遺少的歸心元代——所能引為口實的——那兩派的思想，雖然和ｒｏｔｓｋｙ等截然不同，但覺得于自己有利時，我可以保證他們也要引為口實。
現在的幻想中的唐虞，那無為而治之世，不能回去的烏托邦，那确實性，比到“陰間”去還稀少；至于元，那時東取中國，西侵歐洲，武力自然是雄大的，但他是蒙古人，倘以這為中國的光榮，則現在也可以歸降英國，而自以為本國的國旗——但不是五色的〔129〕——“遍于日所出入處”了。
要之，倘若先前并無可以師法的東西，就隻好自己來開創。
拉舊來幫新，結果往往隻差一個名目，拖《紅樓夢》來附會十九世紀式的戀愛，所造成的還是寶玉，不過他的姓名是“少年威德”〔130〕，說《水浒傳》裡有革命精神，因風而起者便不免是塗面剪徑的假李逵——但他的雅号也許卻叫作“突變”〔131〕。
卷末的一篇雖然不過是對于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ｒｃｙＢｌｉｓｓ的《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Ｗｏｏｄ－Ｅｎｇｒａｖｉｎｇ》的批評，〔132〕但因為可以知道那一本書——歐洲木刻經過的大略，所以特地登載了。
本卷第一，二兩冊上，還附有木刻的插圖，作為參考；以後也許還要附載，以見各派的作風。
我的私見，以為在印刷術未曾發達的中國，美術家倘能兼作木刻，是頗為切要的，因為容易印刷而不至于很失真，因此流布也能較廣遠，可以不再如巨幅或長卷，固定一處，僅供幾個人的鑒賞了。
又，如果刻印章的人，以鐵筆兼刻繪畫，大概總也能夠開一新生面的。
但雖是翻印木刻，中國現在的制版術和印刷術，也還是不行，偶而看看，倒也罷了，如要認真研究起來，則幾張翻印的插圖，真是貧窭到不足靠，歸根結蒂，又隻好說到去看别國的書了。
Ｂｌｉｓｓ的書，探究曆史是好的，倘看作品，卻不合宜，因為其中較少近代的作品。
為有志于木刻的人們起見，另舉兩種較為相宜的書在下面——《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Ｗｏｏｄｃｕｔ》ｂｙＨｅｒｂｅｒｔＦｕｒｓｔ，ｐｕｂF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ｏｈｎＬａｎｅ，Ｌｏｎｄｏｎ．42ｓ．1924．《ｈｅＷｏｏｄｃｕｔｏｆｏ－ｄａｙ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ｙＭ．Ｃ．ａｌａｍａｎ，ｐｕｂF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ｈｅＳｔｕｄｉｏＬｔｄ．，Ｌｏｎｄｏｎ．7ｓ．6ｄ．1927．〔133〕上一種太貴；下一種原是較為便宜，可惜今年已經賣完，舊本增價到21ｓ．了。
但倘若随時留心着歐美書籍廣告，大概總有時可以遇見新出的相宜的本子。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日，魯迅記。
十一 的時代的詩人，所鼓吹的是複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緻中國青年的共鳴的。
我曾在《摩羅詩力說》裡，講過他的生涯和著作，後來收在論文集《墳》中；記得《小說月報》很注意于被壓迫民族的文學的時候，也曾有所論述，但我手頭沒有舊報，說不出在那一卷那一期了。
最近，則在《奔流》本卷第一本上，登過他的兩篇詩〔135〕。
但這回紹介的主意，倒在巴黎新成的雕像〔136〕；《青春的贊頌》〔137〕一篇，也是從法文重譯的。
Ｉ．Ｍａｔｓａ〔138〕是匈牙利的出亡在外的革命者，現在以科學底社會主義的手法，來解剖西歐現代的藝術，著成一部有名的書，曰《現代歐洲的藝術》。
這《藝術及文學的諸流派》便是其中的一篇，将各國的文藝，在綜合底把握之内，加以檢查。
篇頁也并不多，本應該一期登畢，但因為後半篇有一幅圖表，一時來不及制版，所以隻好分為兩期了。
這篇裡所舉的新流派，在歐洲雖然多已成為陳迹，但在中國，有的卻不過徒聞其名，有的則連名目也未經介紹。
在這裡登載這一篇評論，似乎頗有太早，或過時之嫌。
但我以為是極有意義的。
這是一種豫先的消毒，可以“打發”〔139〕掉隻偷一些新名目，以自誇耀，而其實毫無實際的“文豪”。
因為其中所舉的各主義，倘不用科學之光照破，則可借以藏拙者還是不少的。
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說過，文藝上的各種古怪主義，是發生于樓頂房上的文藝家，而旺盛于販賣商人和好奇的富翁的。
那些創作者，說得好，是自信很強的不遇的才人，說得壞，是騙子。
〔140〕但此說嵌在中國，卻隻能合得一半，因為我們能聽到某人在提倡某主義——如成仿吾之大談表現主義，高長虹〔141〕之以未來派自居之類——而從未見某主義的一篇作品，大吹大擂地挂起招牌來，孿生了開張和倒閉，所以歐洲的文藝史潮，在中國毫未開演，而又像已經一一演過了。
得到漢口來的一封信，是這樣寫着的： “昨天接到北新寄來的《奔流》二卷二期，我于匆 匆流覽了三幅插畫之後，便去讀《編輯後記》——這是我的老脾氣。
在這裡面有一句話使我很為奮興，那便是： ‘……又，如果刻章的人，以鐵筆兼刻繪畫，大概總也能夠開一新生面的。
’我在校的最後一年和離校後的失業時期頗曾學學過刻印，雖然現在已有大半年不親此道了。
其間因偶然嘗試，曾刻過幾顆繪畫的印子，但是後來覺得于繪畫沒有修養，很少成功之望，便不曾繼續努力。
不過所刻的這幾顆印子，卻很想找機會在什麼地方發表一下。
因此曾寄去給編《美育》的李金先生，然而沒有回音。
第二期《美育》又增了價，要二元一本，不知裡面有否刊登。
此外亦曾寄到要出畫報的漢口某日報去，但是畫報沒有出，自然更是石沉大海了。
倒是有一家小報很承他們贊賞，然而據說所刻的人物大半是‘俄國人’，不妥，勸我刻幾個黨國要人的面像；可恨我根本就不曾想要刻要人們的尊容。
碰了三次壁，我隻好把這幾枚印子塞到箱子底裡去了。
現在見到了你這句話，怎不令我奮興呢？茲特冒盛暑在蒸籠般的卧室中找出這顆印子钤奉一閱。
如不笑其拙劣，能在《奔流》刊登，則不勝大歡喜也。
〔142〕謹上七月十八日。
” 從遠遠的漢口來了這樣的一個響應，對于寂寞的我們，自然也給以很可感謝的興奮的。
《美育》〔143〕第二期我隻在日報上見過目錄，不記得有這一項。
至于憾不刻要人的小報，則大約誤以版畫家為照相店了，隻有照相店是專挂要人的放大像片的，現在隐然有取以相比之意，所以也恐怕并非真賞。
不過這次可還要碰第四次的壁的罷。
《奔流》版心太大而圖版小，所以還是不相宜，或者就寄到《朝花旬刊》〔144〕去。
但希望刻者告訴我一個易于認識的名字。
還有，《子見南子》〔145〕在山東曲阜第二師範學校排演，引起了一場“聖裔”控告。
名人震怒的風潮。
曾經搜集了一些公文之類，想作一個附錄來發表，但這回為了頁數的限制，已經不能排入，隻好等别的機會或别的處所了。
這或者就寄到《語絲》去。
讀者諸君，再見罷。
魯迅。
八月十一日。
十二 豫計這一本的出版，和第四本當有整三個月的距離，讀者也許要覺得生疏了。
這遲延的原因，其一，據出版所之說，是收不回成本來，那麼，這責任隻好歸給各地販賣店的乾沒……。
但現在總算得了一筆款，所以就盡其所有，來出一本譯文的增刊。
增刊偏都是譯文，也并無什麼深意，不過因為所有的稿件，偏是譯文多，整理起來，容易成一個樣子。
去年挂着革命文學大旗的“青年”名人，今年已很有些化為“小記者”，有一個在小報上鳴不平道：“據書業中人說，今年創作的書不行了，翻譯的而且是社會科學的那才好銷。
上海一般專靠賣小說吃飯的大小文學家那才倒黴呢！如果這樣下去，文學家便非另改行業不可了。
小記者的推測，将來上海的文學家怕隻留着一班翻譯家了。
”這其實隻在說明“革命文學家”之所以化為“小記者”的原因。
倘若隻留着一班翻譯家，——認真的翻譯家，中國的文壇還不算堕落。
但《奔流》如果能出下去，還是要登創作的，别一小報說：“白薇女士近作之《炸彈與征鳥》，連刊《奔流》二卷各期中，近聞北新書局即拟排印單行本發賣，自二卷五期起，停止續刊。
”編者卻其實還沒有聽見這樣的新聞，也并未奉到北新書局饬即“停止續刊”的命令。
對于這一本的内容，編者也沒有什麼話可說，因為世界上一切文學的好壞，即使是“鳥瞰”，恐怕現在隻有“趙景深氏”知道。
〔146〕況且譯者在篇末大抵附有按語，便無須編者來多談。
但就大體而言，全本是并無一緻的線索的，首先是五個作家的像，評傳，和作品，或先有作品而添譯一篇傳，或有了評傳而搜求一篇文或詩。
這些登載以後，便将陸續積存，以為可以紹介的譯文，選登幾篇在下面，到本子頗有些厚了才罷。
收到第一篇《彼得斐行狀》〔147〕時，很引起我青年時的回憶，因為他是我那時所敬仰的詩人。
在滿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鳴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
但他其實是一個愛國詩人，譯者大約因為愛他，便不免有些掩護，将“ｎａｔｉｏｎ”譯作“民衆”〔148〕，我以為那是不必的。
他生于那時，當然沒有現代的見解，取長棄短，隻要那“鬥志”能鼓動青年戰士的心，就盡夠了。
紹介彼得斐最早的，有半篇譯文叫《裴彖飛詩論》，登在二十多年前在日本東京出版的雜志《河南》上，〔149〕現在大概是消失了。
其次，是我的《摩羅詩力說》裡也曾說及，後來收在《墳》裡面。
一直後來，則《沉鐘》月刊上有馮至先生的論文〔150〕；《語絲》上有Ｌ．Ｓ．的譯詩〔151〕，和這裡的詩有兩篇相重複。
近來孫用先生譯了一篇叙事詩《勇敢的約翰》，是十分用力的工作，可惜有一百頁之多，《奔流》為篇幅所限，竟容不下，隻好另出單行本子了。
〔152〕契诃夫〔153〕要算在中國最為大家所熟識的文人之一，他開手創作，距今已五十年，死了也滿二十五年了。
日本曾為他開過創作五十年紀念會，俄國也出了一本小冊子，為他死後二十五年紀念，這裡的插畫，便是其中的一張。
我就譯了一篇覺得很平允的論文〔154〕，接着是他的兩篇創作。
《愛》是評論中所提及的，可作參考，倘再有《草原》和《谷間》，就更好了，然而都太長，隻得作罷。
《熊》這劇本，是從日本米川正夫譯的《契诃夫戲曲全集》裡譯出的，也有曹靖華先生的譯本，名《蠢貨》，在《未名叢刊》中。
俄國稱蠢人為“熊”，蓋和中國之稱“笨牛”相類。
曹譯語氣簡捷，這譯本卻較曲折，互相對照，各取所長，恐怕于扮演時是很有用處的。
米川的譯本有關于這一篇的解題，譯載于下——“一八八八年冬，契诃夫在墨斯科的珂爾修劇場，看法國喜劇的翻案《對勝利者無裁判》的時候，心折于扮演粗暴的女性征服者這腳色的演員梭羅孚卓夫的本領，便覺到一種誘惑，要給他寫出相像的腳色來。
于是一任如流的創作力的動彈，乘興而真是在一夜中寫成的，便是這輕妙無比的《熊》一篇。
不久，這喜劇便在珂爾修劇場的舞台上，由梭羅孚卓夫之手開演了，果然得到非常的成功。
為了作這成功的記念，契诃夫便将這作品（的印本上，題了）獻給梭羅孚卓夫。
” Ｊ．Ａｈｏ〔155〕是芬蘭的一個幽婉凄豔的作家，生長于嚴酷的天然物的環境中，後來是受了些法國文學的影響。
《域外小說集》中曾介紹過一篇他的小說《先驅者》，寫一對小夫婦，懷着希望去開辟荒林，而不能戰勝天然之力，終于滅亡。
如這一篇中的藝術家，感得天然之美而無力表現，正是同一意思。
Ａｈｏ之前的作家Ｐａhｉｖａhｒｉｎｔａ的《人生圖錄》（有德譯本在《Ｒｅｃｌａｍ’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中）〔156〕，也有一篇寫一個人因為失戀而默默地頹唐到老，至于作一種特别的跳舞供人玩笑，來換取一杯酒，待到他和旅客（作者）說明原因之後，就死掉了。
這一種ｙｐｅ〔157〕，大約芬蘭是常有的。
那和天然的環境的相關，看Ｆ．Ｐｏｐｐｅｎｂｅｒｇ的一篇《阿河的藝術》〔158〕就明白。
這是很好的論文，雖然所講的偏重在一個人的一部書，然而芬蘭自然的全景和文藝思潮的一角，都描寫出來了。
達夫先生譯這篇時，當面和通信裡，都有些不平，連在本文的附記上，也還留着“怨聲載道”的痕迹，〔159〕這苦楚我很明白，也很抱歉的，因為當初原想自己來譯，後來覺得麻煩，便推給他了，一面也豫料他會“好，好，可以，可以”的擔當去。
雖然這種方法，很像“革命文學家”的自己浸在溫泉裡，卻叫别人去革命一樣，然而……倘若還要做幾天編輯，這些“政策”，且留着不說破它罷。
Ｋｏｇａｎ教授的關于Ｇｏｒｋｙ的短文〔160〕，也是很簡要的；所說的他的作品内容的出發點和變遷，大約十分中肯。
早年所作的《鷹之歌》有韋素園先生的翻譯，收在《未名叢刊》之一的《黃花集》中。
這裡的信〔161〕卻是近作，可以看見他的坦白和天真，也還很盛氣。
“機械的市民”其實也是坦白的人們，會照他心裡所想的說出，并不塗改招牌，來做“獅子身中蟲”〔162〕。
若在中國，則一派握定政權以後，誰還來明白地唠叨自己的不滿。
眼前的例，就如張勳〔163〕在時，盛極一時的“遺老”“遺少”氣味，現在表面上已經銷聲匿迹；《醒獅》之流〔164〕，也隻要打倒“共産黨”和“共産黨的走狗”，而遙向首都虔誠地進“忠告”了。
至于革命文學指導者成仿吾先生之逍遙于巴黎，“左翼文藝家”蔣光Ｙ先生之養疴于日本（ｏｒ青島？）〔165〕，蓋猶其小焉者耳。
Ｖ．Ｌｉｄｉｎ〔166〕隻是一位“同路人”，經曆是平常的，如他的自傳。
别的作品，我曾譯過一篇《豎琴》，載在去年一月的《小說月報》上。
東歐的文藝經七手八腳弄得糊七八遭了之際，北歐的文藝恐怕先要使讀書界覺得新鮮，在事實上，也漸漸看見了作品的紹介和翻譯，雖然因為近年諾貝爾獎金屢為北歐作者所得，于是不勝佩服之至，也是一種原因。
這裡紹介丹麥思潮的是極簡要的一篇〔167〕，并譯了兩個作家的作品〔168〕，以供參考，别的作者，我們現在還尋不到可作标本的文章。
但因為篇中所講的是限于最近的作家，所以出現較早的如Ｊａｃｏｂｓｅｎ，Ｂａｎｇ〔169〕等，都沒有提及。
他們變遷得太快，我們知道得太遲，因此世界上許多文藝家，在我們這裡還沒有提起他的姓名的時候，他們卻早已在他們那裡死掉了。
跋佐夫〔170〕在《小說月報》上，還是由今年不準提起姓名的茅盾〔171〕先生所編輯的時候，已經紹介過；巴爾幹諸國作家之中，恐怕要算中國最為熟識的人了，這裡便不多贅。
确木努易的小品〔172〕，是從《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五本中橫澤芳人的譯本重譯的，作者的生平不知道，查去年出版的Ｖ．Ｌｉｄｉｎ所編的《文學的俄國》，也不見他的姓名，這篇上注着“遺稿”，也許是一個新作家，而不幸又早死的罷。
末兩篇〔173〕不過是本卷前幾本中未完譯文的續稿。
最後一篇的下半，已在《文藝與批評》〔174〕中印出，本來可以不必再印，但對于讀者，這裡也得有一個結束，所以仍然附上了。
《文藝政策》的附錄，原定四篇，中二篇是同作者的《蘇維埃國家與藝術》和《關于科學底文藝批評之任務的提要》，也已譯載《文藝與批評》中；末一篇是Ｍａｉｓｋｙ的《文化，文學和黨》，現在關于這類理論的文籍，譯本已有五六種，推演起來，大略已不難揣知，所以拟不再譯，即使再譯，也将作為獨立的一篇，這《文藝政策》的附錄，就算即此完結了。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魯迅。
〔1〕《奔流》編校後記十二則，最初分别發表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奔流》第一卷第一期、七月二十日第二期、八月二十日第三期、九月二十日第四期、十月三十日第五期、十一月三十日第六期、十二月三十日第七期、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第八期、四月二十日第十期、六月二十日第二卷第二期、八月二十日第四期、十二月二十日第五期。
自第二卷第二期起改稱《編輯後記》。
《奔流》，文藝月刊，魯迅、郁達夫編輯。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在上海創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
〔2〕Ｉｗａｎｕｒｇｅｎｊｅｗ伊凡屠格涅夫（i．`．bjRkMUMN，181—1883），俄國作家。
著有長篇小說《羅亭》、《父與子》等 〔3〕“ＨａｍｌｅｔｕｎｄＤｏｎＱｕｉｃｈｏｔｔｅ”《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郁達夫譯。
哈姆雷特是英國莎士比亞劇作《哈姆雷特》的主要人物；堂吉诃德是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長篇小說《堂吉诃德》的主要人物。
〔4〕林纾（1852—1924）字琴南，福建閩侯（今屬福州）人。
曾借助别人口述，用文言翻譯歐美小說一百七十餘種，其中不少是世界名著，當時影響很大，後集為《林譯小說》出版。
“五四”前後他是反對新文化運動的複古派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畏廬文集》、《畏廬詩存》等。
〔5〕梅川即王方仁。
參看本卷第128頁注〔6〕。
他曾打算翻譯《堂吉诃德》，但沒有實現。
〔6〕“ＤｏｎＱｕｉｘｏｔｅｔｙｐｅ”“堂·吉诃德型”。
下文的Ｄｏｎ〔7〕指當時創造社一些人所寫
涅克拉梭夫是俄國十九世紀有名的國民詩人。
2．“Ｖｏｌｇａ宣教者”的Ｖｏｌｇａ是河名，中國地理書上通譯為渦瓦河，在俄國農民多呼之為‘親愛的母親’，有人譯為‘卑死的說教者’，當系錯誤。
不過此處，據Ｇｏｒｋｙ《回憶雜記》第三十二節原文似應譯為‘渦瓦河流域’方合，因為這裡并不隻Ｖｏｌｇａ一個字，卻在前面有一前置詞（ｚａ）故也。
以上系根據彼得堡一九一九年格爾熱賓出版部所印行的本子作答的，當不緻有大誤。
不過我看信比雜記寫得還要好。
” 說到那一封信，我的運動達夫先生一并譯出，實在也不隻一次了。
有幾回，是誘以廿言，說快點譯出來，可以好好的合印一本書，上加好看的圖像；有一回，是特地将讀者稱贊譯文的來信寄去，給看看讀書界的期望是怎樣地熱心。
見面時候談起來，倒也并不如那跋文所說，暫且不譯了，〔124〕但至今似乎也終于沒有動手，這真是無可如何。
現在索性将這情形公表出來，算是又一回猛烈的“惡毒”的催逼。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魯迅記。
十 文，〔125〕在這一本裡已經終結了，我相信于讀者會有許多用處，并且連類來看英國的批評家對于批評的批評。
這回譯了一篇野口米次郎〔126〕的《愛爾蘭文學之回顧》，以譯文而論，自然簡直是續貂。
但也很簡明扼要，于愛爾蘭文學運動的來因去果，是說得了了分明的；中國前幾年，于Ｙｅａｔｓ，Ｓｙｎｇｅ〔127〕等人的事情和作品，曾經屢有紹介了，現在有這一篇，也許更可以幫助一點理解罷。
但作者是詩人，所以那文中有許多詩底的辭句，是無須贅說的。
隻有一端，當翻譯完畢時，還想添幾句話。
那就是作者的“無論那一國的文學，都必須知道古代的文化和天才，和近代的時代精神有怎樣的關系，而從這處所，來培養真生命的”的主張。
這自然也并非作者一人的話，在最近，雖是最革命底國度裡，也有搬出古典文章來之勢，編印托爾斯泰全集還是小事，如ｒｏｔｋｙ，且明說可以讀Ｄａｎｔｅ和Ｐｕｓｈｋｉｎ〔128〕，Ｌ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則以為古代一民族興起時代的文藝，勝于近來十九世紀末的文藝。
但我想，這是并非中國複古的兩派——遺老的神往唐虞，遺少的歸心元代——所能引為口實的——那兩派的思想，雖然和ｒｏｔｓｋｙ等截然不同，但覺得于自己有利時，我可以保證他們也要引為口實。
現在的幻想中的唐虞，那無為而治之世，不能回去的烏托邦，那确實性，比到“陰間”去還稀少；至于元，那時東取中國，西侵歐洲，武力自然是雄大的，但他是蒙古人，倘以這為中國的光榮，則現在也可以歸降英國，而自以為本國的國旗——但不是五色的〔129〕——“遍于日所出入處”了。
要之，倘若先前并無可以師法的東西，就隻好自己來開創。
拉舊來幫新，結果往往隻差一個名目，拖《紅樓夢》來附會十九世紀式的戀愛，所造成的還是寶玉，不過他的姓名是“少年威德”〔130〕，說《水浒傳》裡有革命精神，因風而起者便不免是塗面剪徑的假李逵——但他的雅号也許卻叫作“突變”〔131〕。
卷末的一篇雖然不過是對于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ｒｃｙＢｌｉｓｓ的《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Ｗｏｏｄ－Ｅｎｇｒａｖｉｎｇ》的批評，〔132〕但因為可以知道那一本書——歐洲木刻經過的大略，所以特地登載了。
本卷第一，二兩冊上，還附有木刻的插圖，作為參考；以後也許還要附載，以見各派的作風。
我的私見，以為在印刷術未曾發達的中國，美術家倘能兼作木刻，是頗為切要的，因為容易印刷而不至于很失真，因此流布也能較廣遠，可以不再如巨幅或長卷，固定一處，僅供幾個人的鑒賞了。
又，如果刻印章的人，以鐵筆兼刻繪畫，大概總也能夠開一新生面的。
但雖是翻印木刻，中國現在的制版術和印刷術，也還是不行，偶而看看，倒也罷了，如要認真研究起來，則幾張翻印的插圖，真是貧窭到不足靠，歸根結蒂，又隻好說到去看别國的書了。
Ｂｌｉｓｓ的書，探究曆史是好的，倘看作品，卻不合宜，因為其中較少近代的作品。
為有志于木刻的人們起見，另舉兩種較為相宜的書在下面——《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Ｗｏｏｄｃｕｔ》ｂｙＨｅｒｂｅｒｔＦｕｒｓｔ，ｐｕｂF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ｏｈｎＬａｎｅ，Ｌｏｎｄｏｎ．42ｓ．1924．《ｈｅＷｏｏｄｃｕｔｏｆｏ－ｄａｙ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ｙＭ．Ｃ．ａｌａｍａｎ，ｐｕｂF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ｈｅＳｔｕｄｉｏＬｔｄ．，Ｌｏｎｄｏｎ．7ｓ．6ｄ．1927．〔133〕上一種太貴；下一種原是較為便宜，可惜今年已經賣完，舊本增價到21ｓ．了。
但倘若随時留心着歐美書籍廣告，大概總有時可以遇見新出的相宜的本子。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日，魯迅記。
十一 的時代的詩人，所鼓吹的是複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緻中國青年的共鳴的。
我曾在《摩羅詩力說》裡，講過他的生涯和著作，後來收在論文集《墳》中；記得《小說月報》很注意于被壓迫民族的文學的時候，也曾有所論述，但我手頭沒有舊報，說不出在那一卷那一期了。
最近，則在《奔流》本卷第一本上，登過他的兩篇詩〔135〕。
但這回紹介的主意，倒在巴黎新成的雕像〔136〕；《青春的贊頌》〔137〕一篇，也是從法文重譯的。
Ｉ．Ｍａｔｓａ〔138〕是匈牙利的出亡在外的革命者，現在以科學底社會主義的手法，來解剖西歐現代的藝術，著成一部有名的書，曰《現代歐洲的藝術》。
這《藝術及文學的諸流派》便是其中的一篇，将各國的文藝，在綜合底把握之内，加以檢查。
篇頁也并不多，本應該一期登畢，但因為後半篇有一幅圖表，一時來不及制版，所以隻好分為兩期了。
這篇裡所舉的新流派，在歐洲雖然多已成為陳迹，但在中國，有的卻不過徒聞其名，有的則連名目也未經介紹。
在這裡登載這一篇評論，似乎頗有太早，或過時之嫌。
但我以為是極有意義的。
這是一種豫先的消毒，可以“打發”〔139〕掉隻偷一些新名目，以自誇耀，而其實毫無實際的“文豪”。
因為其中所舉的各主義，倘不用科學之光照破，則可借以藏拙者還是不少的。
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說過，文藝上的各種古怪主義，是發生于樓頂房上的文藝家，而旺盛于販賣商人和好奇的富翁的。
那些創作者，說得好，是自信很強的不遇的才人，說得壞，是騙子。
〔140〕但此說嵌在中國，卻隻能合得一半，因為我們能聽到某人在提倡某主義——如成仿吾之大談表現主義，高長虹〔141〕之以未來派自居之類——而從未見某主義的一篇作品，大吹大擂地挂起招牌來，孿生了開張和倒閉，所以歐洲的文藝史潮，在中國毫未開演，而又像已經一一演過了。
得到漢口來的一封信，是這樣寫着的： “昨天接到北新寄來的《奔流》二卷二期，我于匆 匆流覽了三幅插畫之後，便去讀《編輯後記》——這是我的老脾氣。
在這裡面有一句話使我很為奮興，那便是： ‘……又，如果刻章的人，以鐵筆兼刻繪畫，大概總也能夠開一新生面的。
’我在校的最後一年和離校後的失業時期頗曾學學過刻印，雖然現在已有大半年不親此道了。
其間因偶然嘗試，曾刻過幾顆繪畫的印子，但是後來覺得于繪畫沒有修養，很少成功之望，便不曾繼續努力。
不過所刻的這幾顆印子，卻很想找機會在什麼地方發表一下。
因此曾寄去給編《美育》的李金先生，然而沒有回音。
第二期《美育》又增了價，要二元一本，不知裡面有否刊登。
此外亦曾寄到要出畫報的漢口某日報去，但是畫報沒有出，自然更是石沉大海了。
倒是有一家小報很承他們贊賞，然而據說所刻的人物大半是‘俄國人’，不妥，勸我刻幾個黨國要人的面像；可恨我根本就不曾想要刻要人們的尊容。
碰了三次壁，我隻好把這幾枚印子塞到箱子底裡去了。
現在見到了你這句話，怎不令我奮興呢？茲特冒盛暑在蒸籠般的卧室中找出這顆印子钤奉一閱。
如不笑其拙劣，能在《奔流》刊登，則不勝大歡喜也。
〔142〕謹上七月十八日。
” 從遠遠的漢口來了這樣的一個響應，對于寂寞的我們，自然也給以很可感謝的興奮的。
《美育》〔143〕第二期我隻在日報上見過目錄，不記得有這一項。
至于憾不刻要人的小報，則大約誤以版畫家為照相店了，隻有照相店是專挂要人的放大像片的，現在隐然有取以相比之意，所以也恐怕并非真賞。
不過這次可還要碰第四次的壁的罷。
《奔流》版心太大而圖版小，所以還是不相宜，或者就寄到《朝花旬刊》〔144〕去。
但希望刻者告訴我一個易于認識的名字。
還有，《子見南子》〔145〕在山東曲阜第二師範學校排演，引起了一場“聖裔”控告。
名人震怒的風潮。
曾經搜集了一些公文之類，想作一個附錄來發表，但這回為了頁數的限制，已經不能排入，隻好等别的機會或别的處所了。
這或者就寄到《語絲》去。
讀者諸君，再見罷。
魯迅。
八月十一日。
十二 豫計這一本的出版，和第四本當有整三個月的距離，讀者也許要覺得生疏了。
這遲延的原因，其一，據出版所之說，是收不回成本來，那麼，這責任隻好歸給各地販賣店的乾沒……。
但現在總算得了一筆款，所以就盡其所有，來出一本譯文的增刊。
增刊偏都是譯文，也并無什麼深意，不過因為所有的稿件，偏是譯文多，整理起來，容易成一個樣子。
去年挂着革命文學大旗的“青年”名人，今年已很有些化為“小記者”，有一個在小報上鳴不平道：“據書業中人說，今年創作的書不行了，翻譯的而且是社會科學的那才好銷。
上海一般專靠賣小說吃飯的大小文學家那才倒黴呢！如果這樣下去，文學家便非另改行業不可了。
小記者的推測，将來上海的文學家怕隻留着一班翻譯家了。
”這其實隻在說明“革命文學家”之所以化為“小記者”的原因。
倘若隻留着一班翻譯家，——認真的翻譯家，中國的文壇還不算堕落。
但《奔流》如果能出下去，還是要登創作的，别一小報說：“白薇女士近作之《炸彈與征鳥》，連刊《奔流》二卷各期中，近聞北新書局即拟排印單行本發賣，自二卷五期起，停止續刊。
”編者卻其實還沒有聽見這樣的新聞，也并未奉到北新書局饬即“停止續刊”的命令。
對于這一本的内容，編者也沒有什麼話可說，因為世界上一切文學的好壞，即使是“鳥瞰”，恐怕現在隻有“趙景深氏”知道。
〔146〕況且譯者在篇末大抵附有按語，便無須編者來多談。
但就大體而言，全本是并無一緻的線索的，首先是五個作家的像，評傳，和作品，或先有作品而添譯一篇傳，或有了評傳而搜求一篇文或詩。
這些登載以後，便将陸續積存，以為可以紹介的譯文，選登幾篇在下面，到本子頗有些厚了才罷。
收到第一篇《彼得斐行狀》〔147〕時，很引起我青年時的回憶，因為他是我那時所敬仰的詩人。
在滿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鳴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
但他其實是一個愛國詩人，譯者大約因為愛他，便不免有些掩護，将“ｎａｔｉｏｎ”譯作“民衆”〔148〕，我以為那是不必的。
他生于那時，當然沒有現代的見解，取長棄短，隻要那“鬥志”能鼓動青年戰士的心，就盡夠了。
紹介彼得斐最早的，有半篇譯文叫《裴彖飛詩論》，登在二十多年前在日本東京出版的雜志《河南》上，〔149〕現在大概是消失了。
其次，是我的《摩羅詩力說》裡也曾說及，後來收在《墳》裡面。
一直後來，則《沉鐘》月刊上有馮至先生的論文〔150〕；《語絲》上有Ｌ．Ｓ．的譯詩〔151〕，和這裡的詩有兩篇相重複。
近來孫用先生譯了一篇叙事詩《勇敢的約翰》，是十分用力的工作，可惜有一百頁之多，《奔流》為篇幅所限，竟容不下，隻好另出單行本子了。
〔152〕契诃夫〔153〕要算在中國最為大家所熟識的文人之一，他開手創作，距今已五十年，死了也滿二十五年了。
日本曾為他開過創作五十年紀念會，俄國也出了一本小冊子，為他死後二十五年紀念，這裡的插畫，便是其中的一張。
我就譯了一篇覺得很平允的論文〔154〕，接着是他的兩篇創作。
《愛》是評論中所提及的，可作參考，倘再有《草原》和《谷間》，就更好了，然而都太長，隻得作罷。
《熊》這劇本，是從日本米川正夫譯的《契诃夫戲曲全集》裡譯出的，也有曹靖華先生的譯本，名《蠢貨》，在《未名叢刊》中。
俄國稱蠢人為“熊”，蓋和中國之稱“笨牛”相類。
曹譯語氣簡捷，這譯本卻較曲折，互相對照，各取所長，恐怕于扮演時是很有用處的。
米川的譯本有關于這一篇的解題，譯載于下——“一八八八年冬，契诃夫在墨斯科的珂爾修劇場，看法國喜劇的翻案《對勝利者無裁判》的時候，心折于扮演粗暴的女性征服者這腳色的演員梭羅孚卓夫的本領，便覺到一種誘惑，要給他寫出相像的腳色來。
于是一任如流的創作力的動彈，乘興而真是在一夜中寫成的，便是這輕妙無比的《熊》一篇。
不久，這喜劇便在珂爾修劇場的舞台上，由梭羅孚卓夫之手開演了，果然得到非常的成功。
為了作這成功的記念，契诃夫便将這作品（的印本上，題了）獻給梭羅孚卓夫。
” Ｊ．Ａｈｏ〔155〕是芬蘭的一個幽婉凄豔的作家，生長于嚴酷的天然物的環境中，後來是受了些法國文學的影響。
《域外小說集》中曾介紹過一篇他的小說《先驅者》，寫一對小夫婦，懷着希望去開辟荒林，而不能戰勝天然之力，終于滅亡。
如這一篇中的藝術家，感得天然之美而無力表現，正是同一意思。
Ａｈｏ之前的作家Ｐａhｉｖａhｒｉｎｔａ的《人生圖錄》（有德譯本在《Ｒｅｃｌａｍ’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中）〔156〕，也有一篇寫一個人因為失戀而默默地頹唐到老，至于作一種特别的跳舞供人玩笑，來換取一杯酒，待到他和旅客（作者）說明原因之後，就死掉了。
這一種ｙｐｅ〔157〕，大約芬蘭是常有的。
那和天然的環境的相關，看Ｆ．Ｐｏｐｐｅｎｂｅｒｇ的一篇《阿河的藝術》〔158〕就明白。
這是很好的論文，雖然所講的偏重在一個人的一部書，然而芬蘭自然的全景和文藝思潮的一角，都描寫出來了。
達夫先生譯這篇時，當面和通信裡，都有些不平，連在本文的附記上，也還留着“怨聲載道”的痕迹，〔159〕這苦楚我很明白，也很抱歉的，因為當初原想自己來譯，後來覺得麻煩，便推給他了，一面也豫料他會“好，好，可以，可以”的擔當去。
雖然這種方法，很像“革命文學家”的自己浸在溫泉裡，卻叫别人去革命一樣，然而……倘若還要做幾天編輯，這些“政策”，且留着不說破它罷。
Ｋｏｇａｎ教授的關于Ｇｏｒｋｙ的短文〔160〕，也是很簡要的；所說的他的作品内容的出發點和變遷，大約十分中肯。
早年所作的《鷹之歌》有韋素園先生的翻譯，收在《未名叢刊》之一的《黃花集》中。
這裡的信〔161〕卻是近作，可以看見他的坦白和天真，也還很盛氣。
“機械的市民”其實也是坦白的人們，會照他心裡所想的說出，并不塗改招牌，來做“獅子身中蟲”〔162〕。
若在中國，則一派握定政權以後，誰還來明白地唠叨自己的不滿。
眼前的例，就如張勳〔163〕在時，盛極一時的“遺老”“遺少”氣味，現在表面上已經銷聲匿迹；《醒獅》之流〔164〕，也隻要打倒“共産黨”和“共産黨的走狗”，而遙向首都虔誠地進“忠告”了。
至于革命文學指導者成仿吾先生之逍遙于巴黎，“左翼文藝家”蔣光Ｙ先生之養疴于日本（ｏｒ青島？）〔165〕，蓋猶其小焉者耳。
Ｖ．Ｌｉｄｉｎ〔166〕隻是一位“同路人”，經曆是平常的，如他的自傳。
别的作品，我曾譯過一篇《豎琴》，載在去年一月的《小說月報》上。
東歐的文藝經七手八腳弄得糊七八遭了之際，北歐的文藝恐怕先要使讀書界覺得新鮮，在事實上，也漸漸看見了作品的紹介和翻譯，雖然因為近年諾貝爾獎金屢為北歐作者所得，于是不勝佩服之至，也是一種原因。
這裡紹介丹麥思潮的是極簡要的一篇〔167〕，并譯了兩個作家的作品〔168〕，以供參考，别的作者，我們現在還尋不到可作标本的文章。
但因為篇中所講的是限于最近的作家，所以出現較早的如Ｊａｃｏｂｓｅｎ，Ｂａｎｇ〔169〕等，都沒有提及。
他們變遷得太快，我們知道得太遲，因此世界上許多文藝家，在我們這裡還沒有提起他的姓名的時候，他們卻早已在他們那裡死掉了。
跋佐夫〔170〕在《小說月報》上，還是由今年不準提起姓名的茅盾〔171〕先生所編輯的時候，已經紹介過；巴爾幹諸國作家之中，恐怕要算中國最為熟識的人了，這裡便不多贅。
确木努易的小品〔172〕，是從《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五本中橫澤芳人的譯本重譯的，作者的生平不知道，查去年出版的Ｖ．Ｌｉｄｉｎ所編的《文學的俄國》，也不見他的姓名，這篇上注着“遺稿”，也許是一個新作家，而不幸又早死的罷。
末兩篇〔173〕不過是本卷前幾本中未完譯文的續稿。
最後一篇的下半，已在《文藝與批評》〔174〕中印出，本來可以不必再印，但對于讀者，這裡也得有一個結束，所以仍然附上了。
《文藝政策》的附錄，原定四篇，中二篇是同作者的《蘇維埃國家與藝術》和《關于科學底文藝批評之任務的提要》，也已譯載《文藝與批評》中；末一篇是Ｍａｉｓｋｙ的《文化，文學和黨》，現在關于這類理論的文籍，譯本已有五六種，推演起來，大略已不難揣知，所以拟不再譯，即使再譯，也将作為獨立的一篇，這《文藝政策》的附錄，就算即此完結了。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魯迅。
〔1〕《奔流》編校後記十二則，最初分别發表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奔流》第一卷第一期、七月二十日第二期、八月二十日第三期、九月二十日第四期、十月三十日第五期、十一月三十日第六期、十二月三十日第七期、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第八期、四月二十日第十期、六月二十日第二卷第二期、八月二十日第四期、十二月二十日第五期。
自第二卷第二期起改稱《編輯後記》。
《奔流》，文藝月刊，魯迅、郁達夫編輯。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在上海創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
〔2〕Ｉｗａｎｕｒｇｅｎｊｅｗ伊凡屠格涅夫（i．`．bjRkMUMN，181—1883），俄國作家。
著有長篇小說《羅亭》、《父與子》等 〔3〕“ＨａｍｌｅｔｕｎｄＤｏｎＱｕｉｃｈｏｔｔｅ”《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郁達夫譯。
哈姆雷特是英國莎士比亞劇作《哈姆雷特》的主要人物；堂吉诃德是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長篇小說《堂吉诃德》的主要人物。
〔4〕林纾（1852—1924）字琴南，福建閩侯（今屬福州）人。
曾借助别人口述，用文言翻譯歐美小說一百七十餘種，其中不少是世界名著，當時影響很大，後集為《林譯小說》出版。
“五四”前後他是反對新文化運動的複古派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畏廬文集》、《畏廬詩存》等。
〔5〕梅川即王方仁。
參看本卷第128頁注〔6〕。
他曾打算翻譯《堂吉诃德》，但沒有實現。
〔6〕“ＤｏｎＱｕｉｘｏｔｅｔｙｐｅ”“堂·吉诃德型”。
下文的Ｄｏｎ〔7〕指當時創造社一些人所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