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未定”草(六至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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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尊為“靜穆”,是因為他被選文家和摘句家所縮小,淩遲了。

     八 現在還在流傳的古人文集,漢人的已經沒有略存原狀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裡還有别人的贈答和論難〔30〕,晉的阮籍,集裡也有伏義的來信〔31〕,大約都是很古的殘本,由後人重編的。

    《謝宣城集》〔32〕雖然隻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賦詠的詩。

    我以為這樣的集子最好,因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見他和别人的關系,他的作品,比之同詠者,高下如何,他為什麼要說那些話……現在采取這樣的編法的,據我所知道,則《獨秀文存》〔33〕,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關的别人的文字。

     那些了不得的作家,謹嚴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的作品,隻删存一個或者三四個字,刻之泰山頂上,“傳之其人”〔34〕,那當然聽他自己的便,還有鬼蜮似的“作家”,明明有天兵天将保佑,姓名大可公開,他卻偏要躲躲閃閃,生怕他的“作品”和自己的原形發生關系,随作随删,删到隻剩下一張白紙,到底什麼也沒有,那當然也聽他自己的便。

    如果多少和社會有些關系的文字,我以為是都應該集印的,其中當然夾雜着許多廢料,所謂“榛楛弗剪”〔35〕,然而這才是深山大澤。

    現在已經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隻要用鉛字一排就夠。

    雖說排印,糟蹋紙墨自然也還是糟蹋紙墨的,不過隻要一想連楊邨人之流的東西也還在排印,那就無論什麼都可以閉着眼睛發出去了。

    〔36〕中國人常說“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揭起小無恥之旗,固然要引出無恥群,但使謙讓者潑剌起來,卻是一利。

     收回了謙讓的人,在實際上也并不少,但又是所謂“愛惜自己”的居多。

    “愛惜自己”當然并不是壞事情,至少,他不至于無恥,然而有些人往往誤認“裝點”和“遮掩”為“愛惜”。

    集子裡面,有兼收“少作”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臉上,種上一撮白胡須;也有兼收别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揀選,決不取謾罵誣蔑的文章,以為無價值。

    其實是這些東西,一樣的和本文都有價值的,即使那力量還不夠引出無恥群,但倘和有價值的本文有關,這就是它在當時的價值。

    中國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這一點的,所以曆史裡大抵有循吏傳,隐逸傳,卻也有酷吏傳和佞幸傳,有忠臣傳,也有奸臣傳。

    因為不如此,便無從知道全般。

     而且一任鬼蜮的技倆随時消滅,也不能洞曉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

    山林隐逸之作不必論,倘使這作者是身在人間,帶些戰鬥性的,那麼,他在社會上一定有敵對。

    隻是這些敵對決不肯自承,時時撒嬌道:“冤乎枉哉,這是他把我當作假想敵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确在放暗箭,一經指出,這才改為明槍,但又說這是因為被誣為“假想敵”〔37〕的報複。

    所用的技倆,也是決不肯任其流傳的,不但事後要它消滅,就是臨時也在躲閃;而編集子的人又不屑收錄。

    于是到得後來,就隻剩了一面的文章了,無可對比,當時的抗戰之作,就都好像無的放矢,獨個人在向着空中發瘋。

    我嘗見人評古人的文章,說誰是“鋒棱太露”,誰又是“劍拔弩張”,就因為對面的文章,完全消滅了的緣故,倘在,是也許可以減去評論家幾分懵懂的。

    所以我以為此後該有博采種種所謂無價值的别人的文章,作為附錄的集子。

    以前雖無成例,卻是留給後來的寶貝,其功用與鑄了魑魅罔兩的形狀的禹鼎〔38〕相同。

     就是近來的有些期刊,那無聊,無恥與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事,然而這又确是現代中國的或一群人的“文學”,現在可以知今,将來可以知古,較大的圖書館,都必須保存的。

    但記得C君曾經告訴我,不但這些,連認真切實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隻在把外國的雜志,一大本一大本的裝起來:還是生着“貴古而賤今,忽近而圖遠”的老毛病。

     九 仍是上文說過的所謂《珍本叢書》之一的張岱《琅嬛文集》,那卷三的書牍類裡,有《又與毅儒八弟》的信,開首說:“前見吾弟選《明詩存》,有一字不似鐘譚〔39〕者,必棄置不取;今幾社諸君子盛稱王李〔40〕,痛罵鐘譚,而吾弟選法又與前一變,有一字似鐘譚者,必棄置不取。

    鐘譚之詩集,仍此詩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轉若飛蓬,捷如影響,何胸無定識,目無定見,口無定評,乃至斯極耶?蓋吾弟喜鐘譚時,有鐘譚之好處,盡有鐘譚之不好處,彼蓋玉常帶璞,原不該盡視為連城;吾弟恨鐘譚時,有鐘譚之不好處,仍有鐘譚之好處,彼蓋瑕不掩瑜,更不可盡棄為瓦礫。

    吾弟勿以幾社君子之言,橫據胸中,虛心平氣,細細論之,則其妍醜自見,奈何以他人好尚為好尚哉!……” 這是分明的畫出随風轉舵的選家的面目,也指證了選本的難以憑信的。

    張岱自己,則以為選文造史,須無自己的意見,他在《與李硯翁》的信裡說:“弟《石匮》一書,洶筆四十餘載,心如止水秦銅,并不自立意見,故下筆描繪,妍媸自見,敢言刻劃,亦就物肖形而已。

    ……”然而心究非鏡,也不能虛,所以立“虛心平氣”為選詩的極境,“并不自立意見”為作史的極境者,也像立“靜穆”為詩的極境一樣,在事實上不可得。

    數年前的文壇上所謂“第三種人”杜衡輩,标榜超然,實為群醜,不久即本相畢露,知恥者皆羞稱之,無待這裡多說了;就令自覺不懷他意,屹然中立如張岱者,其實也還是偏倚的。

    他在同一信中,論東林〔41〕雲:“……夫東林自顧泾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以其黨升沉,用占世數興敗,其黨盛則為終南之捷徑,其黨敗則為元祐之黨碑〔42〕。

    ……蓋東林首事者實多君子,竄入者不無小人,擁戴者皆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此其間線索甚清,門戶甚迥。

    ……東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論,如貪婪強橫之王圖,奸險兇暴之李三才,闖賊首輔之項煜,上箋勸進之周鐘〔43〕,以緻竄入東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則吾臂可斷,決不敢徇情也。

    東林之尤可醜者,時敏〔44〕之降闖賊曰,‘吾東林時敏也’,以冀大用。

    魯王監國,蕞爾小朝廷,科道任孔當〔45〕輩猶曰,‘非東林不可進用’。

    則是東林二字,直與蕞爾魯國及汝偕亡者。

    手刃此輩,置之湯镬,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 這真可謂“詞嚴義正”。

    所舉的群小,也都确實的,尤其是時敏,雖在三百年後,也何嘗無此等人,真令人驚心動魄。

    然而他的嚴責東林,是因為東林黨中也有小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群,于是凡有黨社,必為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

    或者還更加一轉雲:東林雖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東林者雖多小人,然亦有正士,于是好像兩面都有好有壞,并無不同,但因東林世稱君子,故有小人即可醜,反東林者本為小人,故有正士則可嘉,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為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

    倘說:東林中雖亦有小人,然多數為君子,反東林者雖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

    那麼,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謝國桢〔46〕先生作《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鈎索文籍,用力甚勤,叙魏忠賢〔47〕兩次虐殺東林黨人畢,說道:“那時候,親戚朋友,全遠遠的躲避,無恥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黨的旗幟底下了。

    說一兩句公道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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