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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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第一小報》〔9〕與《群強報》〔10〕之類一比,即知道實與民意相去太遠,要收獲失敗無疑。

    民衆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11〕而《第一小報》卻向他們去講“常識”,豈非悖謬。

    教書一久,即與一般社會睽離,無論怎樣熱心,做起事來總要失敗。

    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學者的良心,有市儈的手段,但這類人才,怕教員中間是未必會有的。

    我想,現在沒奈何,也隻好從智識階級——其實中國并沒有俄國之所謂智識階級,此事說起來話太長,姑且從衆這樣說—— 一面先行設法,民衆俟将來再談。

    而且他們也不是區區文字所能改革的,曆史通知過我們,清兵入關,禁纏足,要垂辮〔12〕,前一事隻用文告,到現在還是放不掉,後一事用了别的法,到現在還在拖下來。

     單為在校的青年計,可看的書報實在太缺乏了,我覺得至少還該有一種通俗的科學雜志,要淺顯而且有趣的。

    可惜中國現在的科學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過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

    現在要Brehm〔13〕的講動物生活,Fabre〔14〕的講昆蟲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許多圖畫的;但這非有一個大書店擔任即不能印。

    至于作文者,我以為隻要科學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藝書,就夠了。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15〕,毀了事情頗不少。

    學者多勸人踱進研究室,文人說最好是搬入藝術之宮,直到現在都還不大出來,不知道他們在那裡面情形怎樣。

    這雖然是自己願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計。

    我新近才看出這圈套,就是從“青年必讀書”事件以來,很收些贊同和嘲罵的信,凡贊同者,都很坦白,并無什麼恭維。

    如果開首稱我為什麼“學者”“文學家”的,則下面一定是謾罵。

    我才明白這等稱号,乃是他們所公設的巧計,是精神的枷鎖,故意将你定為“與衆不同”,又借此來束縛你的言動,使你于他們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險性的。

    不料有許多人,卻自囚在什麼室什麼宮裡,豈不可惜。

    隻要擲去了這種尊号,搖身一變,化為潑皮,相罵相打(輿論是以為學者隻應該拱手講講義的),則世風就會日上,而月刊也辦成了。

     先生的信上說: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16〕。

    我以為這兩種态度的根柢,怕不可僅以惰性了之,其實乃是卑怯。

    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

    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兇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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