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第三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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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行進那樣的傻事的。
但是，蘇汶先生說過“笑話”〔８〕：左翼作家在從資本家取得稿費；現在我來說一句真話，是左翼作家還在受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法律的壓迫，禁锢，殺戮。
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殘，現在非常寥寥，即偶有發表，批評作品的也絕少，而偶有批評作品的，也并未動不動便指作家為“資産階級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
左翼作家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緻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
但現在要問：左翼文壇現在因為受着壓迫，不能發表很多的批評，倘一旦有了發表的可能，不至于動不動就指“第三種人”為“資産階級的走狗”麼？我想，倘若左翼批評家沒有宣誓不說，又隻從壞處着想，那是有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這還要壞。
不過我以為這種豫測，實在和想到地球也許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殺一樣，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蘇汶先生的“第三種人”，卻據說是為了這未來的恐怖而“擱筆”了。
未曾身曆，僅僅因為心造的幻影而擱筆，“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的擁抱力，又何其弱呢？兩個愛人，有因為豫防将來的社會上的斥責而不敢擁抱的麼？ 其實，這“第三種人”的“擱筆”，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評的嚴酷。
真實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這樣的“第三種人”，做不成這樣的人，也就沒有了第三種筆，擱與不擱，還談不到。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裡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将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
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着，然而并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所以雖是“第三種人”，卻還是一定超不出階級的，蘇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階級的批評了，作品裡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也一定離不開戰鬥的，蘇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種人”之名提出抗争了，雖然“抗争”之名又為作者所不願受；而且也跳不過現在的，他在創作超階級的，為将來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這确是一種苦境。
但這苦境，是因為幻影不能成為實有而來的。
即使沒有左翼文壇作梗，也不會有
但是，蘇汶先生說過“笑話”〔８〕：左翼作家在從資本家取得稿費；現在我來說一句真話，是左翼作家還在受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法律的壓迫，禁锢，殺戮。
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殘，現在非常寥寥，即偶有發表，批評作品的也絕少，而偶有批評作品的，也并未動不動便指作家為“資産階級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
左翼作家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緻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
但現在要問：左翼文壇現在因為受着壓迫，不能發表很多的批評，倘一旦有了發表的可能，不至于動不動就指“第三種人”為“資産階級的走狗”麼？我想，倘若左翼批評家沒有宣誓不說，又隻從壞處着想，那是有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這還要壞。
不過我以為這種豫測，實在和想到地球也許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殺一樣，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蘇汶先生的“第三種人”，卻據說是為了這未來的恐怖而“擱筆”了。
未曾身曆，僅僅因為心造的幻影而擱筆，“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的擁抱力，又何其弱呢？兩個愛人，有因為豫防将來的社會上的斥責而不敢擁抱的麼？ 其實，這“第三種人”的“擱筆”，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評的嚴酷。
真實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這樣的“第三種人”，做不成這樣的人，也就沒有了第三種筆，擱與不擱，還談不到。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裡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将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
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着，然而并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所以雖是“第三種人”，卻還是一定超不出階級的，蘇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階級的批評了，作品裡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也一定離不開戰鬥的，蘇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種人”之名提出抗争了，雖然“抗争”之名又為作者所不願受；而且也跳不過現在的，他在創作超階級的，為将來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這确是一種苦境。
但這苦境，是因為幻影不能成為實有而來的。
即使沒有左翼文壇作梗，也不會有
